我不懂味-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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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人的外部身份与他的内心状态往往并不能统一，有时甚至矛盾、背离。有些人能很好地用他的外部身份将内心世界隐蔽起来，有些人则为二者的不能协调痛苦，精疲力竭。这样的人，不论你是做什么的，当然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身心自由。那要空耗费掉许多能量。写作更是如此。现在我是职业作家了，写作是否就完全自由了呢？唉！谈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写作，是件很奢侈的事。


第四章执念（7）

　　　　伊渡：其实人在获得更多自由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更多的承担。当年《国画》出版，引起读者广泛关注，几乎洛阳纸贵的同时，好像也给你带来了不少麻烦。因为你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太典型了，谁看谁像，看谁像谁，许多人私下里免不了对号入座，所以对你有怨恨。　　　　
　　　　王跃文：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作为一个读者，有权利从书中读出任何含义，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等等。如果他不愉快，也许是因为他从作品中，看到了某些一直有意不想让自己看到的东西。作品一旦发表，就不再属于作者。晚清时曾有一位少女，因为读了《红楼梦》，口里呼唤着宝玉的名字而死。你能因此追究曹雪芹的责任吗？或者可以打一个这样的比方：谁在镜子中看到了使他不愉快的影像，他不能怪罪于镜子而把镜子打碎。镜子碎了，他的嘴脸也不可能好看起来。相反，他拿碎镜子去照，那张嘴脸更可怖。所谓得罪人，我也说不清楚。不会有人公开地说我的小说影射了他，他们是不愿意也不敢承认的。也许有不少人看了我的小说不高兴，这是事实。个中原因，不言而喻。　　　　
　　　　伊渡：很多人把你称为“官场作家”，不论你愿不愿意。也有人认为，你的小说之所以红极一时，就是因为选择了当代中国官场为题材。你自己对此怎么看？你选择官场为小说题材，是否有商业意义上的考虑？　　　　
　　　　王跃文：我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官场作家”。这个问题我曾多次谈过。我说过，读者如此关注官场，很大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民族特有的“官本位”文化，民间对“官”，也就是对权力的崇拜与窥视。我的作品以官场为题材，只是因为恰好在某种程度上我熟悉这种生活。我想在官场中观照的是人性，是官场中人性的异化与挣扎。其实我并不在意评论界或读者口碑上给我的创作贴上什么标签，因为这对创作本身不是个问题。用写作题材给作家贴标签，本来就是件很无聊的事。托尔斯泰既写过《战争与和平》，又写过《安娜•；卡列尼娜》，那么他是军事小说家，还是爱情小说家呢？《红楼梦》中写得最多的是少男少女的故事，按时下出版界的聪明划分，曹雪芹应该是青春文学作家？　　　　
　　　　伊渡：应该说你的官场职业生涯成就了你的官场题材小说？　　　　
　　　　王跃文：我碰巧曾经熟悉这种生活。身在其中，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超然于外，因此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但我的个性、我的人生价值取向，的确同官场有些格格不入。你被迫做一个人格分裂的双面人，这是很痛苦的，而且我也很害怕。人性是脆弱的。现实生活强大的逻辑力量逼迫或者引诱着人们把生存利益放在第一位。有些人经历了一个从被迫到自觉的过程。犹如网上流传的那种所谓人生哲学：生活就像被强奸，你既然无力反抗，不如享受。与其让生活把你强奸，不如去强奸生活。说实话，当在网上看到这话时我感到触目惊心，非常悲哀。很多人明白道理，却不讲道理。他们清楚，现实利益比道理实惠得多。有很多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同我交流起来，很有共同语言，他们清楚很多事情不能那样做，但没有办法。我琢磨他们，有些人的痛苦是真诚的，有些人的痛苦是装出来的。　　　　
　　　　伊渡：你觉得官场中都是些怎样的人？　　　　
　　　　王跃文：如果仅仅把学历作为标准，官场的确是精英荟萃的地方。官场很流行读硕士、博士哩。可是精英们的堕落比群虻的堕落更可怕。因为他们是善于理性思维的一类，总会找出堂而皇之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所以他们就堕落得更清醒、更理性、更自觉，也更彻底、更智慧、更自鸣得意。社会深层的灾难将从精英的堕落开始。　　　　
　　　　伊渡：回顾中国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思想文化运动，也许就是对你所说的“精英堕落”造成的可怕灾难的最好注解。　　　　
　　　　王跃文：恐怕是这样。且不管别人怎么对精英作学术上的定义，我所指的精英，是那些文化素质较高且置身于权力场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能够决定社会的命运。上世纪我们国家那么多大规模的思想政治运动，哪一次不是从所谓的精英层开始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梁漱溟为农民呼吁，说城里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梁漱溟为此受到大批判，被视为从来就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知识分子。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批林批孔的时候，梁漱溟又被作为孔子的孝子贤孙横遭批判。但梁漱溟从不低头，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是真正知识分子的楷模，令我敬重。可悲可叹的是，几十年的思想政治运动中，像梁漱溟这样的硬骨头知识精英，仅寥寥几人！大多知识分子都在历史思想政治中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同的只是台上台下而已。　　　　
　　　　伊渡：你觉得官场腐败是中国政治文明难度增加的最大障碍吗？　　　　
　　　　王跃文：我觉得你的问题把因果关系颠倒了。首先应该建设好的政治文明，才会出现人们希望的所谓好的官场或好的官员。我们不能把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官场中人的道德自律上，而应在制度建设上寻找出路，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　　　　
　　　　我老家县里有位我原来的同事，当年他给我的印象是正直而善良。他很想在政界有所建树，做个实实在在的好官。我一直把他引为朋友。可是，多年不见之后，我对他不敢相认了。他最初的政治目标是至少也要做到县委书记或县长。但是，官运不济，他只干到科级干部。他因为替县里领导车前马后多年，资历也算老了，被安排到一个较有实权的单位。我听县里的人讲，他已经变得贪婪而冷酷。他甚至把自己的孩子都教育得市侩、世俗。他的孩子正好同我一个亲戚的孩子同班，只要同学们议论官场腐败，他的孩子就要站出来骂人，似乎只要有人讲腐败，就是讲他父亲。我不说这就是精英的堕落，但那位老同事至少也是知识分子。　　　　
　　　　二十多年来，我见过太多纯良青年最后变成庸俗自私的小官僚，也见过太多德高望重的官员最后沦为阶下囚。真是令人沮丧！有的官员，也许几天前还与我同桌吃饭，非常理解地对我说，跃文呀，你的小说我很喜欢看。你放肆写，没什么可怕的。这个社会需要你这样的作家啊！可是过后我会突然听说，这位官员因为贪污腐败被“双规”了。


第四章执念（8）

　　　　伊渡：不谈国事了，还是回到文学本身吧。上世纪九十年代你的长篇小说《国画》发表，半年之内再版了五次，次次脱销。现在正版《国画》已经不仅仅具有阅读意义，而且有了收藏意义。听说网上的“孔夫子旧书店”，你的一本亲笔签名书已拍卖到两千块钱以上。后来的《梅次故事》、《西州月》、《亡魂鸟》，以及你的中短篇集《官场春秋》、《没这回事》、《官场无故事》、《王跃文作品精选》等等，只要出版，都必然热销，甚至冒用你名字出版的书也走得很好，用一个词，就是“风靡”。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跃文：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小说写得多么好，中国比我优秀的小说家比比皆是，我在湖南也不是最好的小说家。我几乎不同作家朋友谈文学，因为我还有自知之明。我虽然曾在回答某位官员的责难时愤然作色，说自己的《国画》将是不朽的，但冷静地说，我并没有这个自信。马尔克斯把《百年孤独》寄给出版商后，生怕遭遇退稿，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出版商决定印八千册，马尔克斯不同意，还担心印多了卖不出去而丢丑。马尔克斯都有不自信的时候，我等算什么呢？读者接受我的小说，我非常感激。我的小说之所以引起读者的共鸣，也许因为它写出了人性在官场中的复杂，读者“于我心有戚戚焉”。有读者缘当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这并不是文学成功的惟一标准。　　　　
　　　　伊渡：我觉得你的小说最擅长的是心理刻画，精微传神到既凸现人物，又氤氲气氛，还推动情节进展。我感到你的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描写，本身就是情节，所以我斗胆为你的小说创用一个新词，即“心理情节”，只是不知那些苛刻的文学批评家们又会怎样嗤鼻而笑。　　　　
　　　　王跃文：评论家？我不打算理会有些批评家的高见，因为我看过有些批评家的大作，发现有些人根本没有读过我的小说，却在那里指手画脚。没有读人家的作品而写出那么洋洋洒洒的批评文章，真是辛苦他们了。特此致敬！　　　　
　　　　伊渡：文学批评也是要有良知的。有些文学批评家以为自己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要你活你死不得，要你死你活不成。殊不知如果没有作家和作品，文学批评充其量也只是屠龙之技。又好比你到一个根本就不吃饭的地方去吹嘘你的厨艺，好笑之极也。说到文学良心，有一次谈到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你说：“文学是良心；不是玩具。”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王跃文：我觉得，不仅仅是文学，包括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等等，都是人类对自身命运的认识、思考和探索。所不同的只是有的是直接观照人类自身，有的是间接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一种承担，应该呈现一种真实的东西，或者说是真理，不管你以什么形式来呈现。我认为，哪怕最离奇的幻想，也必然是来源于现实，呈现出真实。这就是良心。我不明白的是现在中国的文学作品哪怕稍微忠实于生活就不见容，而很多低俗甚至恶俗的东西却大行其道。　　　　
　　　　伊渡：你写作考虑读者的欣赏趣味吗？如果把你归为畅销书作家，你怎么看？　　　　
　　　　王跃文：有些真正的天才写作也许不会考虑读者，比如卡夫卡和乔依斯，他们是天纵英才。但我相信大多数作家如果在写作时考虑读者的阅读，也许会写得更好。这并不影响作品的艺术品质。畅销的并不全是好的，但好的也不一定就不能畅销。《红楼梦》并不因为它畅销两百多年了，就影响了它的艺术品质。　　　　
　　　　可是，有的作家一提到文学的畅销性就冒火三丈，余秋雨、韩寒、郭敬明的书发行量令有些作家愤愤不平。看到有些美女作家的书好销，也有人撑不住风度。我觉得大可不必。撇开别的东西不说，一味攻击畅销书，也是对读者的不敬重。作家写出一本读者不愿看的书，更是对读者的不敬重。未必看畅销书的读者都是没长脑子的。写作与阅读，都应有各自的自由。我并不认为所有畅销书都是好书，而是不必太认真了。就当推动了造纸业、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发展，也没有什么不妥。　　　　
　　　　伊渡：你还开始电视剧本了吧？《龙票》吗？小说《龙票》出来后，又成了畅销书。你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开始写电视剧本的？它与你的小说有什么相承关系吗？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创作的转型？　　　　
　　　　王跃文：《龙票》写的是晚清山西票号的故事。有人见我开始写古代题材了，立即问我的创作为什么转型了。其实，这是新闻记者们的思维模式。我写《龙票》并不具备创作转型之类的象征意义，只是偶然机缘，不必细说。《龙票》写的是古代权利场。顾名思义，官场是权力场，商场是利益场。但是，官场又是利益丰厚的所在，谁都知道，权能生利。而商人无论大小，都是需要某种权力保护的。小商小贩需要流氓地痞的保护，流氓地痞也是一种权力；豪商巨贾则需要达官贵人的庇护，生意越大，越需要更大的保护伞。然而，中国官场同商场从来都是相生相克的，而且商最后总是输给官，没有百年不衰的红顶商人。这是中国历史为我们提供的无可争辩的史实。只要官场权力还能寻租，就会有红顶商人出现，红顶商人的悲喜剧也就会不断上演。从近几年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曝光的案例看，没有哪个翻了船的大商人不是同贪官紧密勾结的。同官场勾结，神话般成就了那些商人，而同官场纠缠过深又恰恰是他们覆亡的最重要的原因。我们不要忙着为历史或现实下结论，相信事实是最要紧的。


第五章逍遥（1）

　　　　伊渡：可以谈谈你的日常生活吗？比方你的生活习惯、写作习惯、兴趣爱好？　　　　
　　　　王跃文：人们习惯上不会关心作家这类东西，我不是娱乐明星。我的一天是从抽水马桶上开始的。这说起来有辱斯文，却是我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也很享受。卫生间里温馨明亮，坐垫柔软舒适。这也是我的轻松阅读时间。墙上挂着的袋子里，总有几本不论从哪页翻起，都可以随意看下去的书。有时我还沏一杯新茶带进去。马桶上品茶，真是不雅，可我喜欢。坐在卫生间，胡思乱想，信马由缰，很是受用。　　　　
　　　　伊渡：香港写歌词的黄霑你知道吧？他为了写《上海滩》主题歌，亲自跑到黄浦江去看了，却怎么也找不到感觉。有天，他拉肚子，坐在马桶上，一冲水，咦，有了：浪奔，浪流，江水滔滔爱恨永不休。这首歌已经是经典了。你在马桶上喝茶、看书，也算个马桶上的享乐主义者，有意思。我猜你家里卫生间里的灯光是暖调子的吧？　　　　
　　　　王跃文：橙黄色。我们家的灯都是这种颜色。我讨厌惨白凄冷的光线，带着一丝不祥之气。　　　　
　　　　伊渡：日本的作家谷崎润一郎专门写过一篇随笔，《阴翳礼赞》，就是赞美日本旧式厕所的，说那厕所虽与住房隔离，却有板廊相通，如厕不用担心雨淋日晒。又打扫得清洁，闻得见绿叶和青苔的气味，蹲在厕所里能听见外面幽幽地沁到土里去的雨声。他说这厕所宜虫声、宜鸟声、宜月夜。　　　　
　　　　王跃文：真是这样，恐怕蹲在厕所里的人都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我们中国古代也有超级豪华厕所。《世说新语》里写石崇家，厕所里常有十几个美貌婢女，拿着香囊，侍列其间。厕所里还有一张绛纱帐子的大床，放着华丽柔软的被褥。一天，有客人去上厕所，刚走进去，就返身逃出来，向石崇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小心跑到你卧室里去了。石崇哈哈大笑说，那是厕所。　　　　
　　　　伊渡：那种厕所太阔气了，可不是个胡乱读书或任由你遐想的地方。其实佛教也很重视厕所环境文明的。佛经里有“至舍后二十五事”，“便利之事”的详细规定，非常人性化。本来厕所是处理污秽的地方，佛经里也把它弄得那么神圣庄严。　　　　
　　　　王跃文：庄子也说“道在屎溺”嘛。不过，再一丝不苟的道德君子，总不会把“慎独”的教训带到厕所里去。尤其是早晨那会儿，太金贵了。你一早刚起床，白天要去担负的担子还撂在墙角边上，窗外的市声喧嚣还没能传进耳里来，妻儿都还在安睡，你只管关上卫生间，放松身体，抿口清茶，天地悠悠，独我一人，连上帝都不忍心来打扰你。这段时光是夜晚休眠到白天劳作之间的一个柔和过渡。昨夜你也许噩梦连连，白天你也许会到处碰壁，可这会儿你是宁静的，无忧无虑，万念皆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