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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刷盘子,还是读书?-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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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这些落后国家可以直接从日本等先进工业国购买计算机控制的生产设备。以前需要长时间培训和经验的精密工作和经理事务,现在只需要短时间的计算机操作训练就能胜任,不需要培训中间管理者和中坚技能者,就能够制造高品质的产品。大力发展以组装工业为主体的来料加工业。因此一时间,整个世界的轻工业都向东南亚转移。这些国家不需要开拓国内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律出口,主要目标是北美。这种制造业依赖于外国资金、外国技术、面向外国市场,为了方便外资进出,主要集中在沿海,所以又叫“水际制造业”(日本名词),或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这就是东南亚诸国工业化的模式。    
    “水际制造业”的实质,是工业国家把处于产业链最底端的劳动密集型的组装业转移到后进国家。原来只掠夺后进国家的资源,现在还掠夺劳动力。    
    先进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优质工业材料(不是矿产资源,而是先进的重化工产业的产品)、基本配件和机器设备。发展中国家利用自己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为先进国家提供廉价的工业品(日文为安价品)。如果说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里,先进工业国家还有与机器赛跑的产业工人,接受残酷的剥削压迫。那么到今天,现代工业则把第三世界的劳动力转化成了不知疲倦的人肉机器。先进发达国家的普通劳动者中产阶级化,安稳富裕,乐于支持现有秩序,而后进国家则绝对贫困。


第三部分水际制造业的虚弱体质

    第二节  水际制造业的虚弱体质    
    东南亚诸国采用的是“水际制造业”即外资依存、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东南亚诸国还维持经常项目下的黑字(出超),然后转换为赤字,并显著扩大。    
    贸易赤字的最大原因,是作为东南亚诸国发展战略基础的外资依存型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东南亚诸国积极吸引外资,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大力发展组装加工业为主体的出口产业。但是基本配件、素材和机械设备等基干产业并没有得到相应发展。结果,所有的国家都演变成了出口增加、进口也伴随着增加的贸易结构。此外,各国竞相发展对基本配件等进口依存度极高的电子产业,并在国内购买力稍有提高后,建设面向国内市场的汽车和家电等工业,为了维系这种“工业化”进程,还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为外资做配套项目。由于这些国家本国没有基础产业,大部分建设物资都需要进口,这些因素导致基本配件、素材和机械设备等进口急剧增长,贸易收支的赤字大幅扩大。最后外资企业的生产逐步走上正轨后,开始向海外汇出利润,最终导致了经常项目下的收支恶化。


第三部分“东亚神话”破灭的内在规律

    第三节  “东亚神话”破灭的内在规律    
    支付能力危机并不是在直接投资停滞后立刻到来的。直接投资开始减少以后,证券和外债形式的外资还在大量流入,经济依然保持繁荣。1994年初人民币并轨贬值33%,出口竞争力增加,廉价的工业品出口增强,导致东南亚诸国的出口急剧下降,经常赤字大幅扩大。于是外国资本对东南亚诸国债务返还能力产生疑问,外资的流入一夜间逆转,汇率急剧下落,金融危机爆发。1997年金融危机从泰国发端,然后迅速波及东南亚诸国,全部资本外逃,“东亚模式”的神话到此破灭。    
    第四节  消费品背后的深层工业实质    
    日本的工业革命过程中,完成了文化革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彻底工业化了,“技术立国”的思想深深刻入日本人的骨髓。    
    中国的工业革命过程中,没有完成文化革命,经济学家们仍然是传统的小农思维方式,内心深处还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看到国外的高楼大厦、光怪陆离的消费品,顿时自惭形秽,却没有看到消费品背后的深层工业实质。    
    工业化过程中,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    
    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城市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他们却曾经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分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即使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分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    
    随着正规制造业萎缩、消费低迷,政府的财政收入日见紧张,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弥补,导致更多的正规制造业萎缩,形成恶性循环。为了刺激疲弱的经济,中央政府大量举债,大量投资土木工程项目,以营造需求。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资金,也大力推动房地产,大兴土木。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繁荣”。可是倚重土木工程投资来支撑的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推动力是偏倚而虚软的。这样的投资主要产生的是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而对制造业的刺激相对微弱,无法带动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结构不但不能改善产业结构的现状,反而强化了目前的结构性弊病,在增加城市就业和提高多数人收入等方面几乎无能为力。    
    第五节  新时期日本所谓的“共荣圈”    
    “日本提供大型高级技术和资本,韩国提供中型技术和资本,中国提供劳动力,俄罗斯提供资源”,建立垂直分业优势互补的环日本海经济圈,然后在此基础上推行日本工业标准,最终实现东亚“共荣”。这是日本的发展战略,也是中国现在正在执行的发展战略,发挥劳动力价格低廉,无穷无尽的比较优势,融入世界经济,参与世界大循环。    
    中日贸易关系,除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产品继续增大输入外,机器设备、基本配件和材料等出口,在中国加工成制品,再逆输入。中日贸易是“双赢”的互补关系。即使是食品输入,也是日本提供技术的开发型逆输入。由于这种逆输入,使中日贸易实际上是日本企业间的“日—日”贸易,占全体贸易的约60%。    
    日本提供资金技术,中国提供资源和劳动力,在工业层次上垂直分工,相互间互利互惠,讲求双赢的贸易关系。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而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


第三部分政企不分的经济体制

    发达工业国家基本上被描绘为沐浴在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天堂,两者的相互结合创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美好生活。这个描述准确吗?其实不然,日本就是一个把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当装饰品的发达国家,但它并非是发达国家中的特例。    
    第一节  政企不分的经济体制    
    在日本人自己看来,日本既像资本主义又像社会主义,又两者都不像,可以称为会社主义或企业主义。日本整个是一个会社(企业),叫“日本株式会社”。    
    日本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围绕Full Set产业构造,Full Set是全套完整产业链的意思。由金融部门向重点产业低利融资来保证长期计划的实现,日本企业的积累资金相对很少,大部分是银行的金融资本,如果银行认真地清理呆坏账,一味追求眼前经济效益,许多进行长期投资的大企业会立刻破产,日本将立即休克。政治上则是自民党一党支配的官僚体制,其实自民党也只是代理人,真正支配的是背后的产经联“民僚”。官僚——民僚联手对价格进行管制,不许企业自由地进行价格竞争,以保证眼前利润的诱惑不会影响长期战略。    
    日本的这套体制与苏联有很深的渊源,所以叫社会主义也不为过。这套体制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整体协调;二是价格控制;三是进出口控制。三大特征中找不到自由市场的一点影子。除了内部的垄断(或寡头)经营外,日本对外贸的严格管制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以技术引进为甚。日本企业引进技术需要个别申请,由外资审议后才能获得外汇和引进许可。主要不是为了节约外汇,而是着眼长远,防止成套技术引进打击国内的自主研发能力。


第三部分财团控制下的政治体制

    第二节  财团控制下的政治体制    
    高度成长期的日本被称为“企业国家”,即国家整个是一个企业——“日本株式会社”。这个企业有以下三个特征:(1)通过财政投融资等方式,由国家机器集中大量货币,是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中介者和组织者;(2)国家机器自身拥有巨大财富,是高度集中的生产经营主体,形成以大企业面貌出现的国家垄断;(3)国家装置对生产、流通、信用、土地、资源利用,对贸易、资本输出等诸部门进行管制,也就是国民经济的“组织化”和“计划化”。    
    这个“企业国家”的权力核心是政官财复合体。议会体制不过是装饰品,实际的权力掌握在企业界的联合组织产经联手中。产经联才是日本真正的政府。产经联对此也不讳言:“我们是政府。”与官僚相对应,产经联工作人员被称为“民僚”。官僚和民僚的人员互通,官僚退了出任产经联的民僚,民僚退了出任官僚。    
    第三节  产经联与日本平民的生活    
    赤裸裸的资本专政之下,日本依然安定繁荣,没有出现社会动荡,主要是因为合理的分配制度。日本是世界上分配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具体到货币收入,最高的管理层与无技术的蓝领工人的收入之比不过十倍,一般的技术官僚所得只是蓝领工资的三倍,名牌大学教授的薪水比小学教师多不到1/3。这种近乎“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保证了大资本的利润并没有被少数精英和技术官僚瓜分,而是很平均地分到所有国民。即便如此,日本人仍嫌分配不够平均,还要用累进所得税、地产税、遗产税等制度摊平货币收入,通过对无房家庭提供优惠贷款,对个人拥有多处房产超额征税等方式限制高收入者的自由消费权。在中国目前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这样的分配方式居然没有把日本的经济拖入停滞,实在不可理解。    
    产经联控制下的政府名义上奉行自由主义,不便干涉日本的一般生活秩序,但作为日本的事实主宰,必要时还是会介入平民生活的。事实上,日本还有另外一个地下政府——暴力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可怕,却不是整天杀人越货、谋财害命的组织,暴力只是他们经营事业的保障,主要作为一种威慑,平时还是避免使用。暴力团的财产基本上来自色情、赌博和高利贷等行业的利润或保护费(变相的税收),这些行业或为日本法律所禁止,或者打擦边球,总之是一些边缘行业。日本最大的高利贷会社、东证上市企业武富士也有很深刻的暴力团背景(在日本经营高利贷并不违法,但若无暴力团通过武力威慑确保欠款人还钱,就难以规避伴随高回报带来的高风险),或许是日本主流社会压力太大的缘故,这些行业很是兴旺,暴力团也获益匪浅。    
    以日本财团力量之盛,政府议会尚且是产经联的附属品,暴力团也不例外,前面说过的武富士高利贷公司就是产经联的成员。事实上,在产经联面前,暴力团和政府不过是左右手的区别,都是财团控制社会的工具。暴力团虽名为黑社会,和政府间基本上处于一种暧昧的合作关系,在许多政府利用合法手段介入成本太高的社会领域承担了管理职能。举几个例子:东京都政府在新宿,新宿的区政府在歌舞妓町,暴力团的最大财源之一——歌舞妓町就在政府的眼皮底下大搞非法色情事业,却一直无人过问。而新闻里时有暴力团枪战的报道,枪战过后,警方马上就可以报道说暴力团成员某某死伤。说明警察深知暴力团内情,但从不干涉其运行。政府兴建一些公共工程,需要征用土地。日本的土地名义上私有,受法律保护。政府一家一家地去谈价钱,免不了有满天喊价的“钉子户”,这个时候往往由暴力团出面摆平。政府与暴力团之间的关系是谁也说不清的。


第三部分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只是装饰品

    第四节  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只是装饰品    
    日本是一个把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当装饰品的发达国家,但它并非是发达国家中的特例。在日本这个典型样本的参照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其他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事件,详细分析具体的运行过程而不是满足于对表面分析,可以得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当然,西欧和北美的工业国家早在19世纪就占据了对全球的优势地位,并一直保持到今天,能够轻松地向外界转嫁矛盾,它们现存的基本社会结构已经建立了一个多世纪,磨合良好。表面上的经济自由、政治民主和实质上的资本专政已经结合得很紧密。像日本这种由产经联向议会打分发钱并直接发出经济指令的干预,一般不会在英美等国出现。    
    观察这些“资深”发达国家的运行规律需要更多的资料和更多的分析。    
    英美等国自立宪以来,议会选举中基本是两党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竞争党(无论是哪个党)的纲领越来越接近,甚至随着竞选形势的变化而交换立场。自由主义当然可以把这解释为保持竞争的需要。但两党都没有坚实的基层组织,党的惟一作用就是竞选本身。一定要用社会力量的博弈和竞争来解释党派斗争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事实上,通过与日本的议会选举做对比,我们会发现,两个纲领相近的党派是大财团收买成本最低的政治结构。既不会出现单个党派控制议会(或直选),不听指挥或漫天要价的行为;也没有政治派别太多,乱中出错,交易成本太高的弊端。还能自然地作出激烈的竞争姿态,争风吃醋。从这个角度看去,激烈但基本没有根本性分歧的政治斗争就很好解释了。    
    在总统制国家,财团干涉选举的方式从直接插手议会转为操纵媒体,在这个需求下,媒体行业的垄断程度相对其他行业而言是非常高的。任何一次选举,都需要动用上亿资金操纵舆论,因此拥有无限资金的大财团很容易地就掌握了选举结果。当然,由于总统制国家的行政权相对强大,总统一经当选,任期固定,总统在地位暂时无忧的时候,有可能做出与大资本大财团利益相悖的举动。大资本即使控制议会也不能随时倒阁阻止其行为。这时就需要一些非常手段来保证财团利益,譬如刺杀(肯尼迪),适当制造出一些丑闻(水门事件),并在达到效果以后在适当的时刻让丑闻消失(克林顿)。这些事件看似偶然,且都有正常的解释方式。但如果你把这些偶发事件及最终结果,与同时期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动放在一起观察,就可以发现惊人的相关性,这是不能用“偶然”来解释的。    
    日本有暴力团为大资本利益做一些政府机关不便出手的工作,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组织,如意大利的黑手党。意大利的大财团比较弱小,对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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