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盘子,还是读书？-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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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语出自主流经济学家及他们培养的学子之口，让人异常震惊。他们可以用几页纸，纸上谈兵严密逻辑证明某某模式最优，然后主张按照此模式改革。理论是不会错的，从西方学来的，逻辑推理又那么严密，结论怎么会有问题？出了问题总可以找到理由，或把责任往过去一推，或认为中国人素质太低。
主流经济学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什么结果都对。小鲜是什么？烹法是什么？如何判断是否烹好了？各人的领悟理解五花八门。日本人喜欢吃生鱼片，干脆不烹了，就这么吃吧。这是没有可检验和可证伪的论断，自然就不是科学的论断。
从高喊“科学”口号的五四运动到今天，近一个世纪，“科学精神”实际上还没有在中国得到普及，这让中国如何发展！
第一部分中日两国学者们的“神”
第三节 中日两国学者们的“神”
中国正在进行体制改革，主流经济学家的指导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本身是一个“神”，于是我们不知道自由市场经济是什么，如何检验它是否建成了，现在建设进度如何了。既然是“神”，当然是不能批判和动摇的，要是有谁对自由市场经济大不敬，根本就没有对改革进程发言的权利。改革见成效了，说明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好，是“神”的功劳。遇到问题和挫折，是因为体制问题，是因为改革者心还不够诚，向自由市场靠得还不够紧。实在不行还可以把所有问题都推给计划经济遗毒，即中国经济有原罪。
其实科学也是宗教，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也是不能动摇的“神”，与其他“神”的行事逻辑完全一样。成功了是因为科学精神，失败了是因为对科学精神不够虔诚，或是因为原来的基础不好，即有原罪。或失败乃成功之母，即将来可以上天堂。在信仰的层面，科学与其他宗教是平等的，不歧视基督教、伊斯兰教，也绝对不歧视主流经济学家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顶礼膜拜。只是，我坚信，向其他神顶礼膜拜或许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安宁（无论之前做了多么丑恶的事），但若想国家富强，还是应该崇拜科学精神好。
日本学者的论述中，经常出现“改恶”一词，意思说现在的这种改革比原来的还差，需要回头，没有任何一种改革方案是先验正确的。经过各种试验和讨论，现在日本改革的方向感逐渐清晰了。日本学者近期的著书立说也逐渐表达出了这个相对一致的意见：日本的金融是脆弱的，根本原因是在这个强权世界上，操纵金融、造成金融风暴的最大因素是政治军事，而日本政治军事腿软，无论怎么改革，金融都不会健康。于是，日本试图建立相对独立的政治军事体系，要做正常国家。不过日本重新政治军事化要受到美国限制，于是日本官僚就缓慢但坚实地推进这个计划。近期日本突破和平宪法，海外驻军，开发间谍卫星、卫星返回技术、大型运输机、准航母都是这个国策的结果。
为了对抗来自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竞争，日本经济界提出了“中国大活用”、“超制造业”、“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等构想。“中国大活用”是指实现中日两国关系产业互补。“超制造业”是指日本脱离组装工业，从事研发和部件制造，组装在中国进行。“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则是生产一个产品需要很多工序，把这些工序垂直地安排到国际间。比如，日本生产先进的材料和关键部件，运到韩国进行初步组装，再运到中国装配成最终产品，最后成品运回日本消费。现在这种趋势很明显，在日本最大的电器街秋叶原，给人的感觉大多数电器是中国制造的，但确切的说法是中国组装的。日本产的很少，即使有，也会用“国产”大号招牌标明。当然中国在食物链的底端，干得最多，得到的最少，是“革命的老黄牛”，为全人类做出了杰出贡献，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的古老神灵和巫术没有斗过洋枪洋炮。现在，中国引进了自由市场经济这位“洋神”。在它的指导下，中国会不会走向现代化，“洋神”能不能打败科学精神，时间自会给出答案。
第一部分中国“文士”与日本“武士”
第四节 中国“文士”与日本“武士”
研读日本经济史，发觉历史上日本完全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尽干眼前赔本的事。而现在的日本学者对当时先人的业绩仰慕不已，丝毫没有谴责浪费国家和人民财富之意。关于此事询问过一个老学究，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民族的责任，当时的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日本绝不能也做殖民地。“民族责任”是日本人深入骨髓的意识。
研读中国近代经济史，却是另外一副光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什么挣钱做什么。在国难日渐深重的20世纪20—30年代，依然莺歌燕舞，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没有想到去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在不断捡芝麻过程中丢了西瓜，最后芝麻也被抢干净。
历史虽然已经走到了21世纪，但是中国和日本学者其实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日本学者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做的学问自然是工业社会的学问。“社会”就是人群，研究人群需要有大量的统计图表。“工业”其实是机器，而对机器进行研究，则需要有现代工业各门类的专业知识和统计资料，知道这些门类之间是如何协调配合。日本学者以坚实的工业知识为基础，从大量的统计图表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分析它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比对期望与实际的差异，出现问题能及时纠正。
中国学者却生活在小农时代，喜欢农贸市场卖茶叶蛋的模型，著述中很少看到统计图表，而是引经据典，《中国统计年鉴》好像与他们没有关系。坐而论道：1个苹果卖1元，赚5毛，有利可图吸引更多的人种苹果，价格下降，供需平衡。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公平公正，自动实现资源配给最优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问题是自由市场真的这么神奇，还要经济学家做什么，不知道是会卖苹果还是种苹果。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推崇，回顾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相似的现象。清朝末年，立宪派、革命派、维新派……诸派林立，争斗不休，但各派都认为中国应该市场化，刺激工商业，建立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配的宪政体制，然后自立自强，富国强兵。
现今，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士子们（主流经济学家）终于又拣回市场经济和明晰产权的理论当宝贝，以为只要建立了“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让所有资产归于能发财的个人，强国就指日可待，财富自然滚滚而来。殊不知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一个靠自由市场而进步成发达国家的例子。为自由市场摇旗呐喊的精英们以“科学精神”自诩，宣扬自由竞争的经济理论时却只能靠空想的模型和繁琐的推导，举不出一个实例来。这种论证已经丧失了最根本的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当然，想必以精英之睿智，自然懂得事实胜于雄辩的道理，只是例子难寻，只好做空头文章。
百年前，中国日本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体系，站在历史歧路的日本武士把日本引入了战场，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文士则把中国送到了“商场”，沦为半殖民地。百年后，又是全球化，中日两国的“士”再一次处于历史的歧路。日本的“士”依然把全球化当作战场，当然是看不见硝烟的战争，研究和制定日本的战略战术。中国的“士”还是把全球化当作“商场”，积极融入国际社会，“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第一部分问世间钱为何物？
第五节 问世间钱为何物？
主流经济学家们通常以GDP的增长率来印证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理论的正确性，但是这种把金钱当作财富的思想是令人沮丧的。
问世间钱为何物？是金银财宝吗？大清帝国曾经凭借无与伦比的商业力量挣到了世界上大多数白银，GDP占到世界总量的30％，富甲天下，最后在阵阵炮声中交出了数百年的积蓄。民国战乱不止，出口低技术产品的能力比清朝差了许多，却也是挣钱能手，创造了黄金十年，建设了东方巴黎的上海，当时的钱已经不是足赤真金，但好歹还有固定含金量。虽然挣了很多钱，但民国和清朝的下场差不多，经济成就被现代工业创造的战争机器摧毁。
百余年前，中国日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一个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另一个成为世界强国。现在，日本中国的发展战略又是不同的。《日本制造业复活战略》中这么写道：日本要维持与中国二十余倍的收入差距，日本的年轻人需要具备创造二十余倍附加值的学识和技能。这句来自我们这位具有威胁性的近邻的话，在拼命挣钱的中国年轻人听来，应当引起警醒。
第二部分工业经济的评价标准——技术力
可以把整个现代工业体系想像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由钢铁（冶金）、化学、机械、电子（机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部门组成的基干产业是现代工业这棵大树的根干。与之对应，由科学人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用于人才再生产的教育人才组成的生产知识体系则是现代工业国家的脊梁。
这两项相加，就是一个国家的工业经济评价标准——技术力。
第一节 工业经济的评价标准——技术力，而非GDP
“刷盘子读书”是随感而发，预先并没有通盘规划要写成什么样子，文章的立论主旨是什么。但文章写着写着，却自然满足了“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可能是长期受科学精神训练的潜意识结果。《刷盘子读书》的立论非常清楚，第二章的最后一句话，即“清贫是可贵的美德，土地资源钱财是身外之物，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的财富，是民族安身立命之本”。就是说把经济的水平定义成了工业技术水平，而不是什么GDP。到底是技术水平好，还是GDP好？读者可以自己判断。
技术水平是什么呢？文章也给出了初步定义，即“什么是技术力，有很多指标衡量，如国民识字率，技术工人数量，各门类专业人才，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的规模和技术水准等，可以通过大量的数据图表来表示”。
第二部分基干产业——现代工业体系的根
第二节 基干产业——现代工业体系的根
可以把整个现代工业体系想像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由钢铁（冶金）、化学、机械、电子（机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部门组成的基干产业是现代工业这棵大树的根干。与之对应，由科学人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用于人才再生产的教育人才组成的生产知识体系则是现代工业国家的脊梁。由于基干产业提供的技术和工业母机满足了绝大部分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基本需求，其他工业部门只有依附于基干产业，才可能用工业化的效率产出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的最终产品，所以相对于基干产业，其他工业部门只是根干上长出的枝条而已。
站在基干产业的角度观察，各种纷繁的最终工业产品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比如汽车和坦克就没有本质区别，选择合适的钢材，更换模具，调整机器设备，组装汽车的生产线可以生产出坦克的车体和动力部分，至于电子设备部分，元件与结构的通用化比机械部分更甚。反过来，一个能制造坦克的重工业系统也可以生产出汽车。汽车和飞机也没有本质区别，美国福特公司在二战时大量生产飞机，战后日本被禁止生产飞机，造飞机的转行造汽车，现在日本资本逐步挣脱限制，本田的飞机又造出来了。
基干产业不仅体现为民用科技力量，也是国防工业的基础，对于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言，基干产业的水平反映在任何一件最终产品上，无论是汽车还是钢笔，还是步枪或导弹。反过来说，观察单个综合性工业产品的技术水准，就可以反推出这个国家基干产业的技术力，它是先进的工业国家还是落后的农业国家，它的技术力是突飞猛进，还是停滞不前。
第二部分基干产业的两大特征
第三节 基干产业的两大特征——循序渐进和超级繁殖能力
基干产业的技术力发展必须循序渐进。新技术是源于旧技术的积累，必须基于现有的产业和技术去创造发明更高性能的新机器、新技术。光靠积极性、激励机制，没有独立的基干产业和技术开发体系，任何先进技术也不会凭空产生。
独立技术水平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起来的；其中绝对没有任何取巧的可能，一个把为外国的基干产业做配套加工的国家，一个放弃了独立的基干产业的国家，即使有再大的雄心壮志，给技术人员再高的悬赏，也不可能发明出任何能真正为中国造福的技术。
独立自主的大工业体系实际是一台机器，机器可以用来生产更高水平的机器，还可以简单复制自我，实现质和量上的指数扩张，直到资源的界限，类似于生物般的指数繁殖能力和进化能力，并能够为第一产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体系提供更多而且也更先进的机器设备，来使得这些产业的进化成为可能。
重工业体系不仅具有在质量和技术上不断加速的进步能力，而且在数量上呈现指数型发展的惊人能力。当我上小学时，曾经在历史课上听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是：“斯大林饿死了乌克兰的农民，将他们的粮食拿到欧洲去换到了一座钢铁厂，然后用这座钢铁厂所生产出来的钢铁又建造了一座钢铁厂，这样斯大林就有了两座钢铁厂，然后又用这两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两座钢铁厂，于是斯大林就有了四座钢铁厂，接着再用四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了四座钢铁厂，斯大林就有了八座钢铁厂，最后斯大林又用这八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了八座钢铁厂。这时，斯大林就有了十六座钢铁厂，然后斯大林就有足够的钢铁来制造坦克打希特勒去了。”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十分的幼稚，但是仔细地考察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历史与相关统计数据，就不难发现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经济的确是以类似的方式运行的。这也正是1914—1918年间德国在法国颇为艰苦而在俄国却相当轻松，可是1941—1945年间德国在法国颇为轻松而在苏联却相当艰苦的根本原因。
通过不断地增加对重工业的投资来进行重工业生产体系的简单自我复制，的确可以实现类似生物繁殖一般的指数型数量增长。现在让我们观察一下1950年、1960年、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04年的中国钢铁产量，比如说中国的钢铁产量在1950年不到100万吨，1958年则是1070万吨，1980年是3700万吨，1996年是1亿吨，2003年是2。1亿吨，2004年则是2。7亿吨。我们马上就能够发现这种指数型增长。某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将之归功于1980年以来的中国政府的政策改变，但是这种增长的真实原因其实在于重工业生产体系能够实现数量的指数型增长这一关键特性。至少对于一个大国和中等国家或一个有潜力成为这种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如果没有重工业体系，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