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江湖-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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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拍电视剧的。我拍摄的影片里面有武打，有杀戮，故事的最终都是善意的人性以种种不同方式战胜了邪恶，邪恶自得不堪的下场。我多么愿意我们的故事可以与现实兑换，那么，马德里的爆炸，“9•；11”的“双子”倒塌，都只是为了观看的电视画面，而那些早已经被粉碎、被埋葬的生命，依然还是和他们的家庭在一起喝咖啡，共进晚餐，依然在“人类和平与进步”的旗帜之下看太阳升起降落……
这是多么悲凉的一个梦想啊！
第二部分有多少命运把握在我们自己手上
对于任何一部戏来讲，选定了外景，磨合好了剧本，就像一个建筑有了图纸和建筑方案，打好了地基，即将浮出“地面”，让人们看，让人们议的部分开始了：谁来扮演剧中的某某某……
媒体多少年来都是“草木皆兵”，擦亮了眼睛守候在一旁。我反复接到娱记们诚恳的电话，他们一致认为，仿佛决定某某角色由谁扮演是我一句话的事情，这句话的依据也是唯一的：谁最“像”，最适合，最让大家喜欢。
如果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依仗和逻辑，我的白发就不会这么多，这么的“帅”了！
从事情的外部来讲，往往投资方期望能在他投资的戏中出场的“明星”，与我们想合作的“明星”不是一类人。投资方核心要点是：谁最红用谁，而不管他（她）的戏路，性格，甚至外貌特征与剧中角色有多大的差异；我呢，我希望演员与角色之间的“形似”、“神似”能够是决定扮演者的主导，名气反而不是重要的，因为一部起码二十集、更多四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合理的扮演者最终会让观众喜爱，会成为一颗新的“星”。
但是用新人确实是一个冒险的行为。因此投资方绝不会同意。而大多数的观众，人们在习惯上都喜欢熟面孔。于是，在第一道夹缝中再寻找合理的机遇。
第二道夹缝，演员的档期。与投资人翻来覆去，“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终于彼此协议好了，觉得某某某可以，某某某问清了种种具体事宜之后没有“档期”了。这个“档期”有两层含义，一是真的没有时间，已经有其他的工作合约安排；二是一个推却。如果这个角色是我们《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杨过，我想他们都会有档期。所以在与诸多演员、明星的交道中，我还是欣赏李亚鹏为人的磊落，坦率，他从来没有莫名其妙的理由，他都是直叙他的担忧和存在着的麻烦，我们一起解决，然后合作。像“太好了！但是没有档期啊”，“这个问题我不便多说”类似与的狗屁话，从来没有。
第三道夹缝，很多演员自己也没有决定角色的权利，一切都由经纪公司代办了。这道夹缝，在我看来，很少还是一个艺术创作的探讨，它已经“直率”为商业的谈判：有多大可能创造出来的商业价值——一个演员在最短时间内可以为公司、也为自己挣得的钱！
金钱真是一个魔鬼，它使很多事情改变了“出发”的初衷，变得看似合情合理，实则莫名其妙，让人恼火。
比方说经营“明星”的演艺经纪公司，它的最初出现完全是为了帮衬演员自己无法料理的诸多事情，比如会比较难堪的稿酬谈判，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的剧本选择，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安排演员自己难以调理的种种活动事宜，等等。渐渐，演艺经纪公司不再是帮衬，而是一行生意经了，它开始“出售明星”——因为它与签约演员之间收入分成的关系。我认为好的经纪公司应该是和一个剧组一样，仔细地挑选剧本，寻找与之相合适的演员。利益是眼光和努力工作的证明。而不少的经纪公司直接从未来有可能产生的利益状况选择剧本和剧组，筛选掉那些需要演员长时间投入角色、先行体验生活、再一心一意拍戏的剧组，因为它（经纪公司）拿产品的被生产、上市、产生利益的周期时间，来验证一个演员，明星从“生产”到“上市”的直接利益产生时间。于是出现这样的局面：明星忙得像夜总会的歌星，四处“赶场”。这不是事业繁荣的迹象，是在忙着生产利益。毕竟，生产与“艺术创作”是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的，再好的演员，再大的天才，如果没有时间酝酿角色，琢磨剧本，都无法体现出他们（她们）艺术创作的才华，白天赶这个剧组扮演这个角色，晚上到那个剧组有再演那个人物，即使是主角，我认为那也是在跑龙套，所有不经酝酿的事情都是龙套事情——这是艺术与无长久价值的经营产业之间的根本差别。所有的艺术与创作都必须是经过酝酿再产生的，连高明的商计都具有艺术性，那也是酝酿的需要和证明。
至于当事者呢，可能开始“迷”，还以为事业很火红，很快也能感觉到“生产”的疲惫，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摆脱开金钱的桎梏，回归创作的本质？
联系前面谈到的“三条裂缝”，这些就是为什么大家（观众们）都认为合适的扮演者——有的我也认为很合适——而最终没有在我们的戏里面实现角色的原因。没有多少“命运”把握在我们的手上，我们的“主动”，是有条件有局限的，是在“被动”为大前提下进行的主动。
我只是在谈影视界、谈我在进行、所了解的工作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在我的剧组，我很少用两边串戏的演员，我也不允许在我们剧组拍戏的演员再去串其他的戏。为了我们在进行的创作，也是为了别人的利益。
第二部分成为明星之前之后
一天前，我看见文隽在他的专栏里面谈到明星对影片宣传的不支持、不重视，有他毫不隐藏的评析与批评。我觉得文隽说的非常对，而且他的坦率和磊落也非常了不起。
很多明星没有“为影片做宣传是一个演员对一部戏的责任和必须”的意识；即使是有的，到了投资方需要他们为影片出面宣传的时候，大多也会将新在拍戏的剧组作为借口，“走不开”，“不放人”，而自行免去了他（她）应该承担的另一部分责任。
我没有说演员，而是“明星”，因为大多数的演员只有在成为了明星之后，才会熟于、惯于、敢于来这一套。当他（她）们仅仅还是一个演员，他们会为剧组对于他们的邀请兴高采烈，如果没有这样的邀请，他们会表示：即便是自己出费用，也愿意去为影片（自己）宣传。
我要说是“忘恩负义”，可能这样的词用得太重。但是说“过河拆桥”，一点也不过分。几乎每一个想演好角色、进好剧组的演员，在事情的开端都会对该剧组的负责人花言巧语，几乎海誓山盟。而一旦愿望成为现实，也从演员成为一颗管它是亮还是根本不亮的“星”了，他（她）们的脑筋很快就拧转过去，忘了这一切，既忘了他（她）们最初为“理想”的誓言和决心，也忘了如果没有投资方为影片大量资金的投入，他（她）们就没有可能自我感觉很“发亮”；更忘了剧组那么多为了戏而忙碌的、一直在默默无闻工作的化妆，服装，置景，编剧，道具……等等一切的工作人员，大家都是要依靠一部一部片子做出来，有影响力，从而有未来的。投资方也一样，上千万元的投资，在影片需要宣传，需要他们一手制造出来的明星们出点力，为大家做点什么的时候，明星们换了一张脸，再也不是那么结结巴巴，诚诚恳恳，而是像一个天生的外交官，在问清楚了的确没有做宣传的收入、去的地方也不新鲜的时候，很会辞令地说，“……是吗！哦！太好了！但是……”
在这些明星的辞藻里面，的确能够让人感到人生如戏。十年前我曾经与阿里巴巴网站的马云聊起过，我说看书很有意思，马云说“看人更有意思”，现在看来，人好像的确是比书有意思。
我的一个朋友提醒我，“你这样不怕得罪那些明星吗？”现世的炎凉是这样的：只要我手里还有好剧本好戏，每次拍戏前我都不由自主做一次爷爷；如果我再不拍戏了，我就是四处大喊这些人的好，十字路口擦肩而过，他们大多也就无非点个头妩媚地笑一笑，什么得罪不得罪啊？人生如戏嘛！
在我每一次耳闻、亲历这样的事情，我都不由自主想到李亚鹏。所以甭管有多少人不喜欢他，骂他，只要有好的、适合他的角色，他依然是我这里当之无愧的第一男主角。
第二部分在澳大利亚电影节
二○○四年的四月，北京依次迎来了空蒙的春雨，六个让人心神不宁的“非典”案例，和充满欢娱的澳大利亚电影节。生活在“喜忧参半”的惯例中循序渐进。
我沐浴春雨，看相关“非典”的报道，参加澳大利亚电影节的开幕式。新老朋友举杯相逢，谈论起电影、电视。我说电视好比是一日三餐，到点了你总得要去吃，挑挑拣拣，“这样那样”（这个频道那个频道），所以“电视人”就好比那个忧心忡忡的厨子，总在为没完没了的“吃什么呢”操心，一旦弄得不好，“一日三餐”让人胃口不开，甚至反胃、呕吐，那就闯了祸了！电影不一样，电影不是一日三餐，电影在目前看来还是属于“逛公园”一般的、日常生活之外的奢侈品，得有时间，有那个兴头，还要“消费得起”才行。它们在支撑一切的、“金钱的使用上”是完全的不一样，电视只要买个电视机——就像一次性购买锅碗瓢盆；然后交一点电费——也像是做饭的煤气费，以及每日有限的菜金——就行了；电影呢，日前已经发展到八十元一张票，一百元一张票的架势。几天前我自己看了一场电影，内心对于票价的感慨一直笼罩了整场电影一个半小时。每一个人八十元、一百元，这是什么概念？是二十年前的一个普通职业一个月的工资收入，是三十年前一个重要工作的一个月收入。这是往回看。往后看，就好像有一天我们要用两千元钱，或者三千元钱看一场电影，我这样比喻，是不是与我有同感的人会多一些？
我对此（电影的票房价钱气势）完全没有意见，只是新奇罢了。因为平时忙着做电视了，很少看电影，与电影的票价猛一撞面，难免震惊！——就像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进过北京的公园了。市场的规律就是在“事物”寻找最适合生存的状态下，自行经历优胜劣汰；保持下来的，并且继续有发展状态的，总归是有它还在生存的原因的。我的疑问是：如此支撑了这般“奢侈品”的电影制作业，在中国它为什么总是以“亏本”的姿态现世？频频入耳的都是电影投资者的失败、投资的有去无回？“为电影投资就意味着往大海中倾水——再也找不着你的水”已经成为了基本的规律？
万事总有些根源，总会顺藤摸瓜到哪怕一丁点的原因。
在澳大利亚电影节上，有记者这样问我：“澳大利亚的电影同行说，目前的世界电影，中国排第一，澳大利亚排第二，您怎么看？”
我怎么看？我一时说不出话来，琢磨着我是不是没有理解正确这位记者的问题？就像有人问“目前世界足球，中国排第一……第二……”
电影倒不至于是足球，但是这个问题带来震撼的感觉，一样。
我曾经惊叹一张电影票的价格居然还没有支撑起国内的电影业。我有一位业内朋友劝我拍电影，开劝我说只要具有影响力，只要能够把观众吸引进入电影院，一次就行，就赢了。
道理这么讲是对的，一人一张几十元的电影票，十几亿的中国人都有机会成为电影院的座上客，但是，事实是中国电影依然亏本。在中国，电影的问题关键还不是影响力和作品的魅力，像张艺谋的《英雄》，宣传、发行操作很成功，它的票房收入与预计的还是有很大距离。《英雄》的第一轮播放票房收入比较理想，第二轮？第三轮呢？究竟一家远在山东，或者江西，或者随便哪个地区的城镇电影院，他们究竟播放了几场？每场有多少的票房收入？无人知道。在中国还没有“院线”市场的形成，就是说与投资方直接相关的电影院控制。类似于电视台，也是强势媒体。像中央电视台自己栏目的投资，制作出来、或交易而来的节目有自己的频道播出，能够带动好的广告收入。这是一种市场的控制，失去这样的控制，当然电影收不回投资，各城市、县、镇的电影院，全中国有多少家？还是在依照一个诚实，职业的道德在维系商业的运作。电影院在性质上像一个零售商，形式上像我们小时候的小人书租赁摊，如果看摊儿的人不是老板自己，一天到底出租了多少小人书，被看过几个来回，那是看摊儿说多少就是多少的事情，无法核实。
做的比较好的还是美国电影。美国的电影制片公司都有属于自己的电影院，它形成了一道成熟的“产业化链”，从剧本，拍摄，制作，到宣传，发行，放映，回收，“链道”通畅，每一个环节都是商业化的规范，又不是艺术创作的追求。两者相辅相成。
第三部分喜剧电视
二○○三年“非典”时候，在满怀焦虑的心情小心做人的苦恼中，也有两大收获：一是四处看景，为二○○四年《神雕侠侣》的外景确定和搭建，抢先了速度；再是尝试了一部电视喜剧，《永乐英雄儿女》。
《永乐》的被圈定，本身也有些喜剧色彩，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字：预备——！预备的前方目标是《神雕侠侣》。三十八集的《永乐英雄儿女》，基本上是为《神雕侠侣》而做的，说来话长，简言之就是：鉴于《射雕英雄传》与《天龙八部》在主创方面波折意外的制作经历，后患多多，费时费神，《神雕侠侣》我打算一意孤行了，抛却江湖上历来盛行的名气，只用经过了十年合作考验的导演：于敏，赵箭。但是虽然我们在一起合作拍片十年了，两位导演也是近期十分受到观众喜爱的《天龙八部》的主创之一，但是真正将全副的胆子搁到他们的肩上，都有如履薄冰般的谨慎、担忧。为了证实罗斯福的名句，“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担忧的，唯一值得担忧的事是担忧本身”，“预备”计划脱颖而——两位导演预先合作、磨合一部规模中量的古装片。于是，《永乐英雄儿女》在彼时开始，朝我们款款行来。
从创意到全部制作完成交片，一年的时间缓缓流逝而过，《神雕侠侣》正如当初处心积虑的期待，正式站到了我们的面前，于敏，赵箭，两员“前方战场”凯旋而回的大将，坦然接手，果然是“没有什么是值得担忧的”，除却担忧本身。
这是我们从准备拍摄《神雕侠侣》的角度看待《永乐》。如果纯粹从一个拍摄喜剧片的尝试来看，笑意即刻被凝固——在还没有听到观众笑声的时候。
喜剧片的尝试需要胆量，就像喜剧的演员需要极度的自信。喜剧的许多情节只有在演员自信的前提下，才能够成立。像美国的金凯利，他夸张的面部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