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2-中国电影幕后故事-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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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扬顿挫《沙家浜》
“文革”后期闻名国内外的“八个样板戏”，对于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来说，都会记忆深刻。特别是京剧《沙家浜》中那字正腔圆的唱段，交响乐《沙家浜》中那旋律优美的音乐，都被誉为中国现代京剧和交响乐的“典范之作”，至今仍然散发着不朽的神奇魅力。
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自诩为“革命文艺旗手”的江青，对“八个样板戏”的主抓，虽然也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但是，她最根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却是非常卑劣，令人唾弃的。所以，在江青等人盗名窃誉的“八个样板戏”及后来第二批样板戏“六京两舞”的前前后后，每一出戏从它诞生之日，到入选“样板戏”起，都有一段鲜为人知、曲折复杂的幕后故事，其中，现代京剧艺术片《沙家浜》，因其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围绕着剧情之外又有两个后续的新故事，故此，《沙家浜》的话题也便由此延伸开来，成为曾经伴随着《沙家浜》一路走来的人们的深切回忆和相互谈论的热门话题……
第三部分：一咏三叹《红灯记》一个与《沙家浜》密不可分的人
几年前，一套厚厚的《汪曾祺文集》，摆在了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的自选书架上，对于熟悉那个年代和这个人物的读者来说，当然会是很感兴趣地翻开这本书。书里面除了收集汪曾祺诸多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之外，当然，必不可少还有在当年“八个样板戏”中，占据突出地位的京剧剧本《沙家浜》。但是，由于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存在和人为地疏忽，收入了这个个人文集中的京剧剧本，却并没有注明原著的出处和原著者的姓名。因为，在圈内众所周知的是，汪曾祺是后来接手该剧，重新进行了局部段落的改编和唱段唱词改写的处理，所以，汪曾祺被原著者的遗孀告上了法庭。
本来一本新书的面世，无论是对于作者本人，还是对广大读者来讲，都是一件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想不到由此节外生枝，引发官司，这是步入晚年的汪曾祺，怎么也没有预料到的。虽说在文坛上的笔墨官司，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是，一向息事宁人、处事低调的汪曾祺，却不愿意通过这个毕竟不是很光彩事情的“文坛官司”，来为此书促销或为个人进行宣传。他当时就与原告联系，要求庭外和解，承认自己的疏忽，愿意将文集样书和稿费奉送给原告，以表示深深的歉意，心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别在法庭上抛头露面，制造难堪。照理说，此事因汪曾祺主动赔礼认错，而且还甘愿付给一定数额的经济赔偿，这场官司完全可以了结，原著者的遗孀还没有来得及明确表态，想不到是，汪曾祺到四川泸州酒厂参加一个文坛笔会，却因多饮了几杯老窖大曲，而引发肝脾的不适。回到北京以后，在家中吃萝卜丝榨酱面之时，又因一根萝卜丝卡在喉管里，再堵呛到喉道的血管里去，引发大出血，而于1997年的5月16日不幸去世，享年77岁。一生喜爱酒香、崇拜李白以酒助兴、豪放吟诗的汪曾祺，在这场官司并没有最后结论的情况下，驾鹤西去。
因为一本《汪曾祺文集》所引发出来又一个屡见不鲜的文坛官司，虽然悄无声息的画上了一个逗号，或者是一个长久的省略号，但是，这个文坛官司的缘起，却恰恰是因为昔日“八个样板戏”之一的现代京剧《沙家浜》，再加上汪曾祺在官司缠身的阶段意外离去，所以，这个并不是重大事件的文坛官司，就分外引人注目。时间也由此便倒回到40多年前早已经流逝的日子里去……
汪曾祺在1957年全国进行“反右派”斗争的运动中，在北京市文联就职的他，就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分子”，下放劳动改造长达5年之久。直到1962年，因其良好表现，才摘掉“右派帽子”。在翻看他的人事档案中，因其早年由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是沈从文先生的学生，再加上他本人酷爱京剧，并在文学界工作多年，而被重新分配到北京京剧院工作。被视为组织上给他的第二次生命，汪曾祺自然是心存感激，发奋努力，他利用3年的时间，系统地研读了中国传统的京剧曲目，并在这一期间，参加了将华北戏剧会演的优秀剧目《芦荡火种》改编为现代京剧的专项创作小组。
第三部分：一咏三叹《红灯记》由沪剧《芦荡火种》到京剧《沙家浜》（1）
1963年的冬天，刚刚从香港、澳门演出回来的北京京剧团，意外地从上级有关部门那里，接到了经江青之手转过来的一个沪剧剧本《芦荡火种》，并要求他们抓紧时间改编成现代京剧。
对于沪剧《芦荡火种》，北京京剧团迅速了解到，最早是取材于崔左夫所撰写的一篇革命回忆录《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文章重点记述了当时谭震林部队属下的36个新四军伤病员，在敌占区坚持革命斗争的真实故事。早在50年代末期，上海市人民沪剧团的专业编剧文牧在看过这篇文章之后，认为不但事件特别，故事感人，而且在文艺界流行“革命斗争题材”的当时，是非常适合编写为一出富有地方特色、剧情曲折复杂的现代沪剧来。于是，由文牧执笔，集体创作，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以这篇革命回忆录为素材，重新创作出了一台完整的沪剧剧本《碧水红旗》，并迅速投入了排练，根据剧情的简洁和人物出场的需要，把36个伤病员改为18个，并参照许多相关历史资料，以革命回忆录所记述的发生地为轴心，融进了大量来源的其他真实事件、且以艺术化创作了完整故事，精心塑造出郭建光、阿庆嫂、沙奶奶、胡传魁、刁德一等性格突出的正反面人物形象。在1960年正式公演的时候，满大街张贴的海报宣传的剧名更改为《芦荡火种》，由著名沪剧演员丁是娥扮演剧中女主角阿庆嫂，邵滨孙扮演剧中男主角郭建光。
沪剧《芦荡火种》，主要描写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秋天，江苏常熟地区的沙家浜住着以教导员郭建光为首的18名新四军伤病员，国民党反动武装“忠义救国军”的伪司令胡传魁和参谋长刁德一暗中与日寇相勾结，前往沙家浜去搜捕新四军伤病员。地下党员、党支书阿庆嫂以“春来茶馆”的老板娘身份为掩护，利用胡传魁与刁德一之间的矛盾，与他们斗智斗勇，并设法将伤病员安全转移到芦苇荡。郭建光等18人伤愈之后，进一步发展抗敌武装力量，最后里应外合，一举消灭了胡传魁与刁德一，解放了沙家浜。该剧上演以后引起了很大轰动，自然是受到了北京方面的注意。北京京剧团又得知这一剧本是由“第一夫人”亲自推荐，对此次改编的任务，更感到是重中之重。作为隶属地方领导的北京京剧团，演员队伍中的“四梁”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四柱”赵燕侠、谭元寿、马长礼、李世济都是蜚声京剧界的一代名角。剧团决定由汪曾祺、杨毓珉、萧甲、薛恩厚四个人联合改编沪剧剧本，琴师李慕良设计唱腔，并重点突出沪剧中的地下斗争这一条主线，把改编成的京剧剧本取名为《地下联络员》，并由萧甲、迟金声担任导演，赵燕侠扮演阿庆嫂，高宝贤扮演郭建光，周和桐扮演胡传魁，万一英扮演沙奶奶。当初，汪曾祺参加剧本改编和重新创作，还是从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劳动回来之后，被北京京剧团临时拉进来的。
因为突击改编剧本，时间仓促，再加加紧排戏的周期又是很短的缘故，北京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和负责主抓文艺的江青等人，应邀观看这出戏的首场彩排，大家却对这台起初期待很高的京剧演出，深感有明显不足，大失所望的江青，在台上接见演员的时候，紧绷着脸不说一句话，并在此之后对此不闻不问，随后，屁股一拍，就到南方疗养去了。而彭真市长、还有当时陪同观看的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有关领导，都意见一致地认为这出戏的基础相当不错，就这样白白丢下实在可惜，他们便多次抽空打电话到北京京剧团里来，鼓励和支持他们不要泄气，用“十年磨一戏”这个道理来安慰他们，希望不要放弃这个戏，而是要改好再重新排练。彭真等人的几次来电，对北京京剧团的党委和剧组人员来说，当然都是一种精神鼓舞，他们又重新调整了演员阵容，增删了一些与沪剧发展的不同情节，由该团的著名演员谭元寿扮演郭建光，马长礼扮演刁德一。1961年１月，又趁着文化部安排上海人民沪剧团到京演出《芦荡火种》的机会，剧组的人员匆匆赶往剧院，每天晚上都进行重复观看，然后，第二天白天在一起碰头，再进行反复地切磋、研究，畅谈观摩的体会和感受，发表各自的建议和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潜心加工，在经过重新排练的这出《地下联络员》的戏中，无论从剧本、导演还是到表演、音乐，都在原基础上得到了明显的改观和提高。剧组人员还认为，《地下联络员》剧名太单一，其中主要角色不但有联络员身份的阿庆嫂，还有新四军教导员郭建光，以及基层的革命群众沙奶奶，所以，还是沪剧原名的《芦荡火种》最为贴切。当年的３月底，彭真等北京市领导人经北京京剧团的再次邀请，重新审看了焕然一新的易名为《芦荡火种》的京剧，不但对正宗的京腔京韵依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且对同一题材、不同剧种所表现出来截然不同的观感效果也大加赞赏，并立刻批准对外公开演出。
第三部分：一咏三叹《红灯记》由沪剧《芦荡火种》到京剧《沙家浜》（2）
1964年4月，北京京剧团的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在北京正式公演，并同样造成了与沪剧一样的轰动效应，无论是剧中珠联璧合的京剧名家所组成的强大的舞台演出阵容，还是相同或区别于沪剧的情节发展，乃至极其富有地方特色的舞台布景设计，特别是在剧中郭建光的唱段“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盼望着胜利归来的侦察员”、郭建光与沙奶奶的串唱“你待同志亲如一家”、阿庆嫂和胡传魁、刁德一三人唱段“智斗”、阿庆嫂的唱段“远走高飞难找寻”、“定能战胜顽敌渡难关”、郭建光等人合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沙奶奶的唱段“沙家浜总有一天会解放”，由于唱腔优美，朗朗上口，很快在民间像流行歌曲一样流行开来，并广为传唱。阿庆嫂特殊身份的人物角色和与众不同的鲜明形象，连同脍炙人口的“智斗”一起，影响甚远，该剧一连演出100余场，盛况空前。
1964年4月中旬，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即将在北京举行，江青从上海赶回北京的当天晚上，就前往北京工人俱乐部观看北京京剧团正在公演的京剧《芦荡火种》，对经重新修改的戏，也是深表满意，并把此剧列入自己正在规划和萌芽中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之内。
1964年4月27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陆定一、邓子恢、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等，一道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演出结束以后，他们高兴地走上舞台同演员们合影留念，并对此剧赞不绝口。
1964年7月23号，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彭真、谭震林、康生等观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在演出结束以后，毛泽东主席亲自走上台去与演员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还掰着手称赞说：“阿庆嫂演得好，郭建光演得好，刁德一演得好。”并且还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在此之前，谭震林也曾对剧名提出过意见，他认为剧情中的这段故事，自己曾有亲身经历，当时的革命形势已成燎原之势，再用“火种”显然给观众造成一种过于单薄、软弱之感。为此，毛主席专门对此剧亲自做出三点指示：第一，要鲜明地突出新四军战士的音乐形象，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第二，原沪剧《芦荡火种》的结尾，是新四军利用胡传魁结婚，化装成吹鼓手、轿夫，搞出其不意地袭击。最初改编成京剧时，也是这样处理的。这样一来，结尾成了闹剧，全剧就成为风格不同的两截子了。应该改为新四军正面打进去。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用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第三，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定为《沙家浜》。
几天以后，江青又赶到北京京剧团，亲自传达了毛泽东对此剧的“重要指示”。江青借题发挥强调剧组要重点突出郭建光的武装斗争，为此，把原来已经公演中的结尾处由阿庆嫂带人化装成送新娘的队伍，混进敌人内部，再把胡传魁一伙一举消灭的精彩情节，改为郭建光等人养好伤后，配合大部队杀出芦苇荡，出奇制胜，攻打胡传魁，最后取得全面胜利，舞台帷幕是一轮红日在全体扮演正面角色的演员集体亮相当中冉冉升起时徐徐拉合。此外，剧中又增加了郭建光的唱腔设计，让郭建光真正成为与剧中阿庆嫂旗鼓相当、并驾齐驱的男女主角。1964年底，正式定名为《沙家浜》的现代京剧再次公演，江青为了显现个人成绩，以“不要突出功利思想”为由，武断地下令在“编剧”一栏一律写为“集体创作”。
第三部分：一咏三叹《红灯记》阿庆嫂：赵燕侠 刘秀荣 洪雪飞
在京剧《沙家浜》几个回合的改编和排演中，著名京剧演员赵燕侠一直担任剧中女主角阿庆嫂，通过一两年来角色的渗透，对以往善演传统戏的“旦角”演员赵燕侠来说，确实是一种新戏路的开拓和锻炼。
江青对扮演阿庆嫂的赵燕侠也欣赏有加，并且经常让赵燕侠陪同她一起去观看电影和其他戏曲的演出，有一次，剧组到上海去演出《沙家浜》的时候，赵燕侠因为身体不适没有到现场进行彩排，江青还很关心的看望和询问她，并叫张春桥给她送来一件自己的毛衣。或许赵燕侠是无意高攀江青这样一个颐指气使的大人物，也或许只是她一心沉醉在演戏事业当中，而无心过多顾及生活中复杂的人际交往，赵燕侠并没有把江青对自己的“特殊关照”心领神会。在排戏过程中，赵燕侠还因为阿庆嫂这个人物在脸部化妆时油彩轻重的问题，也曾与江青的意见存在一定的分歧，江青认为女主角阿庆嫂应该是红光满面，而赵燕侠则认为应该从地方特色和人物性格的方面去综合考虑和加以表现，不应该完全突出在面部化妆上做文章，况且是不暴露自己秘密身份的阿庆嫂，应该是那种白里透红、明显带有江南女子特色的淡妆来处理才对。对于这些在排戏过程中一些看似正常的小事情，赵燕侠又都是无条件地服从，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但是，江青却对此耿耿于怀，特别是当1964年的夏天，赵燕侠前往中南海参加周末舞会，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一起跳舞之后，赵燕侠的命运急转直下。
一个普通的京剧演员，成为“路线斗争”的牺牲品，江青出于个人目的和嫉妒王光美与刘少奇的夫妻恩爱，把对刘少奇刻骨铭心的仇恨，首先从同刘少奇跳过一次舞的赵燕侠身上开刀。她在全剧组演员中，唯独换掉了赵燕侠这个举足轻重的女主角。随后，由曾经在“世界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