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2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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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剧不可避免的必须具有对现实的讽刺，几乎是任何讽刺搬到舞台上，都是笑料。当吞噬公司全部高级职员严肃的转过身子做晨祷的时候，银幕显出的不是耶稣，不是十字架，而是赫然的「＄」。当保罗纽曼先生被追逐得走投无路，哀求曰：「我可以参加你们的默片演出乎？」求之不得的三个活宝架子立刻端起来，徐曰：「我们可以考虑通知你。」当远在巴黎的丑角拒绝参加，巨雷般的回答一声：ＮＯ。伟大公司老板询问通电话的结果如何，三个活宝瞪着眼说谎曰：「他说的是法文，俺听不懂。」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打马虎眼的妙法之一。
中国的剧作家，常常祭出挡箭牌：「现实碰不得呀！」这当然有道理，我们没有权力硬逼着别人去碰，但是碰现实并不是闹剧的唯一要件，肉感明星在餐厅里面朝着客人大摇她的尊臀，然后肚皮猛的向前一鼓，「咚」的一声，群桌崩溃，客人一个个仰面朝天，这跟现实无关。又有那辆压路车的司机，发现从「长人」身上滚过去，一头栽倒，也跟现实无关。另一位电影明星在高高兴兴洗淋浴，忽然从下面伸出几只毛手，既替他抹肥皂，又替他抓痒，就更跟现实无关。这都是属于人性方面的也。
──上乘的影剧作品，从不在舞台上出现废料。当压路机第一次缓缓而行时，观众都不会留意，但它却是压断「长人」的伏笔。
我们的困惑是，这些笑料，为啥中国的电影上没有──有的几乎全是肉麻当有趣。高级的悲剧是演员没有眼泪，而观众眼泪流了两缸。高级的闹剧是演员没有笑容，而观众笑得肚痛。中国则恰恰相反，演员的眼泪已流了两缸，观众屁股上好像刚挨了板子，坐立不安。演员的笑声连海龙王都听得见，观众还呆如木瓜。
第二电影的发展已由「无声」而「有声」，而「立体」，而「大银幕」，而「身历声带」，眼看就要「香味四溢」，甚至有一天，如花似玉会从银幕上跳下来，抱着柏老就亲嘴。可是却忽然开了倒车，又恢复了默片。犹如战场上的兵老爷，打着打着，一下子抛弃了大炮机关枪，拿起来石头乱扔一样，纵然以柏杨先生之尊，也不得不叹息气数已尽，天亡之也。有人揭疮疤曰：「啥子无声，还不是有声的，它们的效果完全靠配音，而人物也讲了两句话。」说的一点也不错，但问题也就在这里，如果真的全盘古化，那就非上吊不可，兵老爷虽是拿起了石头，那石头却是核子炉里炼出来的，威力猛不可当。这正是一种划时代的跃进，而不是倒退。全部影片只有巴黎丑角的一声ＮＯ，和老板大人的一声「汪」，而这两声却是画龙点睛，高度的讽刺和高级的笑料。尤其那一声「汪」，可谓神来之声。
我们的困惑是，这种崭新的意境，在一般人认为，非发明超光速不可的轰炸机时，却有人轻而易举的发明了超光速核子石头，为啥中国电影界的大小之哼，没有这种脑筋？伟大公司老板一听三个活宝要拍默片，气得直挺挺砸倒了椅子，从桌子下面一穿而过，几乎把墙撞一个大洞。我们的总经理老爷要是听到一个耳所未闻的建议，恐怕所露的一手，也是一样，只有结局不一样，洋大人终于答应去干，土大人恐怕除了教三位活宝「滚」之外，还会把「滚」当作资料，茶余饭后说一辈子，以示剧本真是恐慌。
《无声电影》是一个有丰富想像力的典型创意，而一个强大的民族，一定具有丰富的想像力。一个生命坚强，灵性充沛，有高度艺术造诣的人，同样也一定具有丰富的想像力。想像力是创造新世界，开辟新境界的能源。没有想像力，就跟一块木头毫无分别。想像力缺乏，就会索然无味，像一塘死水一样的索然无味，而且久啦还会发臭。走出电影院，朋友以我的学问奇大，向我请教曰：「中国为啥拍不出这种电影？」我曰：「答案简单之极，根本没有人想到默片这回事。」朋友曰：「老头，他们为啥没有想到？」我结结巴巴了半天，朋友叹曰：「不过是脑筋酱死了罢啦。」我曰：「你既然知道，还问我老人家干啥？」他曰：「你是个有名老奸巨滑，看看有没有办法使脑筋恢复正常。」言出不逊，我就攻其不备，俘了他一包纸烟。
我之所以惩罚他，是他提出的问题太古怪，现在柏杨先生把这热山芋转抛到各位读者老爷之手，贵阁下看应该怎么办乎哉。──不管你怎么办，至少，你在笑得把头上撞了个大包之后，还应该多多思量：中国人的智慧哪里去啦。
妙判？妙文
韩愈先生现在是热门人物，郭寿华先生在《潮州文献杂志》上写了一篇大文〈韩愈苏东坡给潮州后人的观感〉，说韩愈先生：「曾在潮州染上风流病，以致体力过度消耗，及后误信方士硫磺铅下补剂，离开潮州不久，果卒于硫磺中毒。」于是乎，闯下了滔天大祸，一位名叫黄宗识的朋友，认为郭寿华先生「诽谤先贤」，一状告到衙门，衙门不理他。另一位自称是韩愈先生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韩思道先生，前仆而后继，一口咬定郭寿华先生诽谤了他自认为是他老祖宗的韩愈先生。「先贤」和「老祖宗」大概有点不同，衙门受理之后，法官老爷有的是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就是知识，就结结实实的下了一道妙判，罚郭寿华先生银子三百两。
这道妙判一经发表，艺术界吓了一跳，严灵峰先生首先发难，接着萨孟武先生、高阳先生、林芝先生、淼森先生、杨子先生、罗龙治先生、张玉法先生、谢浩先生、王鼎钧先生、丹扉女士、杨崇森先生、彭国栋先生、陆以正先生、庄练先生、沈云龙先生、史铭先生、钱穆先生，纷纷引经据典，要把事情弄个明白。这其中只有钱穆先生努力维护妙判，其他所有的学者都以法论法，以证据论证据，以考据论考据，钱穆先生却忽然膨胀起来，先膨胀到侮辱「先贤」，再膨胀到大家都在「崇洋」，甚至来一个《西游记》上的倒马桩毒，要罩人「破坏道统」的帽子。呜呼，一个学者如果头脑像一盆浆糊，不能就事论事，作逻辑的推理，只靠磨刀霍霍，就是一奇。而所有学者的文章都是用白话文写的，只钱穆先生的文章用的是很难看懂的文言。时代已进步到飞机大炮啦，他打仗时却硬是坚持非用弓箭不可，乃是第二奇。尤其妙的是他阁下的开场白：「昌黎韩文公，不仅为唐代一流人物，实系中国全史上下古今三四千年以来少数之第一流大人物也。」闭眼细想，真不知这一段云里来雾里去的八股破题，根据的是啥。
努力拥护妙判的还有两位法官老爷，一位是台北地方法院庭长薛尔毅先生，文章的题目是〈异哉！所谓文字狱！〉自从吾友梁启超先生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之后，这种「异哉所谓」遂成了一种程式，学问大的人动辄套而用之。柏杨先生于是也套用之曰：〈异哉！所谓不是文字狱！〉薛尔毅先生宣称：「王莽、曹操、秦桧、张邦昌这些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忠奸功罪，当然是可受公评之事，为文褒之，为文贬之，均无不可。此即学术自由，绝对不会陷入文字狱，严文担心历史系将关门大吉，萨文担心任何一本书都要变成禁书，真是危言耸听。」好一个「危言耸听」。郭寿华先生只说了韩愈先生几句，孙子的孙子就拍马而上，法官老爷就下了妙判。难道法律有规定，韩愈先生碰不得，而王莽先生、曹操先生就可以乱碰乎？如果有此规定，我们就闭尊嘴。如果没此规定，薛尔毅先生凭啥只保护韩愈，而不保护王莽、曹操？这得请详细给我们一个昭示。薛尔毅先生又曰：「我们的法治，还在起步阶段，她像一棵脆弱的幼苗，切望朝野人士善加爱护，她实在经不起望重士林的学者无心的践踏。」对啦，不过我们更要加上一句：「她实在经不起大权在握的法官老爷有心的践踏。」饶饶法律吧！不要把法律当成一柄钢刀，仗着法林高手，就蹲在山头上称王。
另一位法官老爷是台北地方法院推事杨仁寿先生，据说他阁下就是下妙判的男主角。他的文章是〈从法律观点论诽韩案〉。其中最精彩的一段曰：「诽谤死者罪之被害客体，并非『死者』，而系其『后人』，稽其用意，无非在保护其『后人』对于先人之孝思孝念，以励薄俗。盖死者生前行事，早已盖棺论定，若妄加诽谤，生者将何以堪。谁无祖先，岂能任人平白诬攀。」呜呼，真正是「满纸荒唐言，三把辛酸泪」。第一把辛酸泪是，那些没有后代的人物倒楣啦，中国的韩信先生，英国的牛顿先生，人人得而「干他娘」，狗头喷血兼狗血喷头，谁都束手无策。谁教你没有孙子的孙子的孙子乎哉，看起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保卫自己，自宜瓜瓞绵绵。第二把辛酸泪是，杨仁寿先生认为，妙判是保护「（死人的）后人对于先人之孝思，以励薄俗」的，谁要碰了张三先生，他的后人就可起而奋战，谁要碰了韩愈先生、王莽、曹操先生，他们的后人当然也有权告状。可是，薛尔毅先生刚才才宣布过，对王莽、曹操，怎么碰都没啥，并美之曰「学术自由」。吾友曹旭东先生最近就在收集资料，打算告那些攻击过曹操先生的作者，这控案如果落到杨仁寿先生之手，当然要再来一个妙判，把作者一网打尽，以励薄俗。可是如果落到薛尔毅先生之手，恐怕将原告驱出大门，以维学术自由。到底是哪位可敬的法官说的话算数，我们就糊涂啦。是单一的标准乎哉，抑是双重的标准乎哉。是《六法全书》乎哉，抑是《六法全输》乎哉。是不是只对韩愈以励薄俗，对王莽、曹操，就不励薄俗？又是不是只对王莽、曹操有学术自由，对韩愈就没有学术自由？也得请昭示一番，以开茅塞。
第三把辛酸泪，则是杨仁寿先生的盖棺论定。一个人失踪了若干年，法官老爷可以论定他的死亡。一个人一旦伸了腿，他的忠奸功罪，谁有权给他论定？又要经过多久才能论定？王莽先生被诟骂得体无完肤，因接他棒的是以西汉王朝正统自居的东汉王朝，被打击了两千年之久，民国之后，帝王没有啦，历史学者才有机会为他伸冤。曹操先生被歌颂至少有五百年，到宋王朝后，道学家一脸忠贞，大翻其案，才成了奸臣。呜呼，即令盖棺，又何尝论定乎。法院打官司，三审已毕，可以成为定案。学术讨论，历史人物研究，却没有人有那么大的虎威。这种基础性的知识，杨仁寿先生都不具备，怎不教人到处找眼泪瓶也。
杨仁寿先生最绝的一段是：「如郭寿华先生有先知之明，于审判庭上坚称其在《潮州文献》上一文中所写之句，系自白居易的诗（「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演绎而得，恐怕不会被指为『明知虚伪』，而获得诽谤先贤罪名吧。」「郭寿华先生不知举证，以致被罚，乃系法律素养不够所致。」说了半天原来杨仁寿先生也知道郭寿华先生证据确凿，是无罪的，只不过他没有把证据拿出来，所以妙判有理。医生老爷明知病人左腿得了砍杀尔，只因病人口舌不清，就把他的右腿锯掉，我们称之为恶医。法官老爷明知被告无罪的证据，只因被告「法律素养不够」，就硬判为有罪。看起来可敬的杨仁寿先生审判案件，不是根据事实真相，而是根据被告的法律修养。我们就不知道该给他上一个啥尊号才恰当。
还有「先贤」这个名词，不知道是由谁下定义，由谁决定人选的，好像一个死了的老家伙，只披上「先贤」的外衣，就跟一颗虫蛀了的病牙一样，千万不能碰，一碰就会有人跳高，危险之大，无与伦比。柏杨先生想，这玩艺必须先弄清楚。吾友朱元璋先生有一天读到《孟子》「民为贵，君为轻」。大怒之余，下令把孟轲先生的牌位撤出文庙，孟轲先生就「先贤」不起来矣。后来朱元璋先生读到《孟子》「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觉得这家伙也不错呀，又下令把牌位再送进去，孟轲先生就又成了「先贤」。嗟夫，「先贤」也者，不过如此如此。经不起时代考验，经不起定量分析，只靠妙判和磨刀霍霍，只能算是病牙，不能算是先贤。韩愈先生有他了不起的贡献，我们对他的贡献尊敬，即令他害了花柳病，也不减他文学上的成就。一定把他说得天衣无缝，弄成病牙之一，未免顶着石臼唱戏。记得他阁下在潮州当官时，写了一篇〈祭鳄鱼文〉，把所有的官僚威风都亮了出来。盖棺论定的说法是，当天晚上，耶稣基督在天上玉手一指，刮起暴风，鳄鱼先生奉到钧旨，立刻收拾铺盖，向西搬了六十里，从此潮州就没有了鳄鱼。这种屁话，我们只好相信，以免诽谤先贤，乱碰病牙。不过，鳄鱼先生虽然向西搬了六十里，六十里仍是潮州，怎么能说潮州就没有了鳄鱼。而且事实上鳄鱼固仍在也，宋王朝陈尧佐先生到潮州作官，就被鳄鱼先生弄得头昏脑胀，不得不捉而杀之。这对先贤的诽谤可不小，对病牙碰得可不轻，不知道该罚银子几百两？
高阳先生曰：「诽韩案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文字狱，所不同者，判罚金与族诛而已。」柏杨先生真得请郭寿华先生喝两盅，无论如何，你老哥算是运气，对头仅只是一个自称为韩愈先生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不过破点小财。
关于「异域」孤军的捐款
──玉皇大帝明监，我可一文也没下腰包。
自从《中国时报》恤老怜贫，恩准柏杨先生写点杂文，迄今已六阅月矣。有时候得意忘形，向人吹曰：「全是他们求我写的呀，老朋友啦，怎能忍心拒绝。」但有些包打听朋友，一口咬定我曾经向编辑老爷下过跪，苦苦哀求赐给一个篇幅。我可起咒发誓，此事绝对似乎是好像没有。只不过有一次我前往报社朝圣，见了编辑老爷，感激零涕之余，就扬言要杀身以报，而且找剪刀，觅麻绳，谁劝都不行，非当场兑现不可。闹了个乱烘烘兼烘烘乱，直到编辑老爷精神崩溃，教我稍安勿躁，答应绝不中途炒我的鱿鱼，我才欢欢喜喜，拜谢而去。盖人命关天，此乃投稿妙法之一，何用磕头乎哉。
除了感激编辑老爷，更感激读者老爷。敝大作第一篇〈长头发和牛仔裤〉出笼后，板桥孙琦先生，木栅吴森先生，台北刘昭晴先生，高雄余秋枝先生，五股戴忠池先生，云林申璧先生，高雄刘正程先生。当天（七月九日）就写信给报社，赐给我一辈子都享受不完的祝福。阔别十年，而仍蒙纪念，以柏老之冥顽不灵，也不由一恸。直到现在，读者老爷仍不断有大函飞来，编辑老爷几乎每天都要劳动御手，千里迢迢，把信转寄给我。他们既不敢接受我的杀身以报，我只好努力买奖券，一旦中了第一特奖，打算狠狠的请他们下一次小馆。
每一封来信，柏杨先生都一定回答。盖中国人乃世界上最沉默的民族之一，尤其吝啬对人赞扬，要写一封信给一个陌生的作者，那必须有充份的感受，和充份的热情。不过，来信和回信的间隔，往往长短不等，因为报社转信，要经过再邮寄的手续。如果读者老爷没有收到柏老御笔，只有一种情形，那就是不知道在啥地方，发生了「邮误」。
然而来信中也不一定完全是训勉有加的，有些不知趣的讨债精，一嗅到气味，连八十年前借他的一块钱，都记得清清楚楚，唠唠叨叨，我就相应不理。偶尔冤家路窄，在街上碰见，被他一把抓住，我就咬定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