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势-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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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是不是比共产党好，柏杨先生没有意见，只是心里忍不住这股痒，即令里宾特罗甫先生阴魂不散，想借把兄弟之口，宣传法西斯好，但这种宣传方法，也会使他阁下在地狱里跺脚。孑孓先生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出不能拿到台面上的三点来比较，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喊哎哟喊得震天响，怎能希望别人相信他不痛乎哉？
非常抱歉的是，我们引用了“无形间站在那龟儿子的一面，不觉间符合王八蛋的利益”。──严格的说，孑孓先生辛苦耕耘的结果，虽然站是站在“龟儿子的一面”啦，但恐怕不能“符合王八蛋的利益”。这不是无此心也，而是无此力也。不过这几句话却把一个泼妇的嘴脸全部露出来啦。你看她披头散发，脱掉裤子，唾沫四溅，扯着喉咙，在那里跳高大骂，好不气壮山河；这两句话如果出自柏杨先生之口，不足为奇，而出自堂堂皇皇的青年党机关报之口，就不免教人大牙摇动矣。孑孓先生不是声明以后还要继续刊载“各同志驳斥之文”乎？于此我顺便奉劝他阁下转告“各同志”一声，披挂上阵时，千万不要认为脱裤子，高嗓门，骂得丑，就能取胜，那如果能取胜的话，猪八戒先生早也去办机关报啦。
孑孓先生大概实在是怒令智昏，脑浆如沸，所以啥撒泼的话都出了口，且看下面一段。孑孓先生曰：
“假如青年党果真是法西斯，而又照法西斯的标准的话，那不要其异己者龟儿子王八蛋的狗命才怪。青年党不民主，还能休休有容，允许你写文章攻击她吗？”
孑孓先生好象跟王八蛋龟儿子是一家人，所以动不动就想起王八蛋龟儿子。《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我们可套之曰：“王八蛋龟儿子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王八蛋龟儿子也。”一个党的机关报上，竟然满坑满谷都是这种话，曾琦先生地下有知，恐怕真要泪洒黄泉。柏杨先生又要建议矣，建议在香港的左舜生、李璜诸位先生，最好寄两块肥皂来，以便清洁孑孓先生的舌头，如何？
孑孓先生自己擂大鼓曰：“青年党休休有容。”呜呼，休休有容还露出这种嘴脸，还“机关枪四放”，还总是拜托警备司令部。如果不休休有容，不知道还要上演啥惊险恐怖节目哩。孑孓先生说，正因为休休有容，才允许别人攻击她，否则的话，就不允许别人攻击她。这话我听了连屁股都烧得可以擦着火柴，实在弄不懂青年党有啥办法？和有啥力量不允许别人攻击？往脸上贴金不能这样贴也！这种孑孓气质的朋友，还没有当权，其“休休有容”已经如此叫座，一旦当了权，孑孓先生者流上了台，其“休休有容”发作了起来，小民还有活的乎？想到这里，不禁念声无量佛，无量佛。
17、孑孓嘴脸
在这里，我们特别请读者老爷注意孑孓先生“异己者龟儿子王八蛋”，在这句话中，“异己者”“龟儿子”“王八蛋”是同一意义的焉，青年党还是个在野党，而且以“休休有容”自命，却在其机关报上把“异己者”归纳入“龟儿子”“王八蛋”之列。说他是“法西斯”还算恭维的哩，恐怕简直是“法东斯”“孑孓斯”。
孑孓先生最后站在青年党全党立场（这一次不是站在他那一小撮人立场啦，可贺，可贺），龇牙曰：
“你要挑拨分化青年党内部吗？你配指责吗？难道余家菊、陈启天……以及全体同志都无民主的修养吗？告诉你，青年党虽有几派，而信奉国家主义，民主政治则一。譬之一姓分为若干祠堂，而其中供奉某姓的祖宗牌位则一。青年党无一个同志不要民主，其所争执，只是方法、步骤与手段之不同而已。”
是不是有人打算挑拨分化青年党，我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知道的，即令有人存心要挑拨分化，而如今青年党弄成现在四分五裂的狼狈样子，也与别人无关。最近在台北市近郊，政府召开过战地政务会议，青年党三大派为了名额分配，你挤我，我挤你，就挤得声闻十里；结果各派四员大将，才算摆平。盖青年党鼎足三分，遇到出席或其它财帛动人心的场面，三足就一齐而上，三百块钱一家拿一百，三个代表一家派一个。这种不顾一切抓破了脸的干法，是别人挑拨分化的乎？抑是孑孓先生者流在自己窝里跳来跳去，各显神通乎？
青年党的“挑拨”“分化”，似乎是自己人搞自己人屁股的结果。当一九四九年，青年党在台湾已经一盘沙得很可观时，朱文伯先生曾拟定了十项大纲，发起一项改革运动，可是立刻就有“同志”认为他有阴谋，第一次改革遂寿终正寝。后来青年党领袖曾琦先生在美国驾崩，另一部份被孑孓先生尊为有民主修养的人士，也就是在他阁下和《醒狮》杂志所属的那一小撮的头目余家菊先生，在台北“天马茶室”召开大会，要改组青年党。在意料之中的，孑孓先生虽然英明过度，又很民主，可是他的其它“同志”却认为不见得不见得。就也另外搞了一个组织防卫。青年党遂像跌到水泥地上的玻璃杯，先是大碎，后是小碎，再也黏不起来啦。
孑孓先生曰：
“青年党无一个同志不要民主，其所争执，只是方法、步骤与手段之不同而已。”
这一段话写来真是轻松，看来也十分悦目，但仅只“方法”“步骤”“手段”不同就够狠啦，还能有啥更致命的哉？基督教与天主教虽都供奉耶稣先生的，你能说他们没有分裂乎？而整个耶稣教（包括基督教与天主教）跟回教也是共一个祖先亚伯拉罕先生的，你能说他们又是一样的乎？欧美各国都是奉信一个上帝的，但他们仍互相攻打，死人千万。斯大林和托洛斯基更都扛着列宁先生的牌位，但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敌人尚可“休休有容”，对自己同志，却使之“死于奴工营、劳动营”，一点也不肯高抬贵手。
这些鲜血淋淋，杀声震天的镜头，孑孓先生竟顺手牵羊用了个“而已”，以表示没啥，恐怕是交不了差。夫一个政治性的集团中，其主要结合要素，就在于“方法”“步骤”与“手段”的相同，一旦“方法”“步骤”“手段”都不同啦，凡是异己者都是王八蛋龟儿子，恨入骨髓，巴不得别人马上翘了辫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是正统。呜呼，那还叫啥党，啥同志？不要说供的是一个牌位，即令供的是一块钱，也不算数。比如满清末年，大家救国救民的抱负是一样的，但革命党主张推翻专制，建立共和；而保皇党却主张弄个皇帝在金銮殿上玩玩，似乎更妙；至于当权的亲贵，则认为祖宗自有家法，国家自有国情，革命党固如洪水猛兽，保皇党也不是啥好东西，千变万变，不如不变，还是老规矩的好。到了后来，权贵朋友情急，竟发出“宁送友邦，不给家奴”的宏愿，那就是，宁可把国家弄亡，也不让你们去救；盖恨自己人远超过恨外边人也。大家的“方法”“步骤”与“手段”不同到这种程度，所以才相视如仇，不共戴天。
如今孑孓先生的屁股还没有挨板子哩，就自己坦白招供出来在他那伟大青年党里，已有了“方法”“步骤”“手段”的“争执”。有人曰：“柏老，柏老，照你阁下这么一说，一个团体里连争执都不能有啦，一有争执就成了狗咬狗一嘴毛啦？”这当然不是柏杨先生的本意，柏杨先生的本意是：在一个政治团体中，这种“方法”“步骤”“手段”的争执，一旦表面化，就是一件严重的形态，大者导致屠杀，小者导致分裂，再小者也会削弱力量，丢人砸锅，绝不能轻轻的用“而已”两个字唬过去。尤其是青年党内部的这种不同，并不只是可以放到桌面上的不同──而是二抓的不同。在抓权抓钱上各逞英雄，那就更不是用“而已”两个字掩盖得住的也。
柏杨先生说了半天，仍只在理论上兜圈子，读者老爷准看得双眼昏花，趣味索然，为了助兴，且举出一例，以娱嘉宾。
此一例发生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该日正是青年党党庆，以陈启天先生为首的“难道无民主修养吗”一派同志，在台北市金华街中园召开党庆大会，为了拒绝“供奉祖宗牌位则一”的“异己者龟儿子王八蛋”的另一派同志也来参加，就派出岗哨，紧闭大门，用两根伟大的木桩，牢牢顶住，好象美国西部武打片中那些将遭受印第安人攻击的碉堡，庄严肃穆，如临大敌。
果然，不久之后，只听人喧马嘶，以李不鞮先生为首的“异己者”杀奔而至，抬头一看，那些“信奉国家主义，民主政治则一”的同志，竟摆出对付强盗的架式，不禁悲愤欲绝，记者老爷赵炜先生曾在报上形容当时的场面曰：“一个个都在摩拳擦掌，表示要冲过去。”
这一场攻夺战最后并没有爆发，没有爆发的原因，不是“每一个同志都是信仰而实行其党的宗旨原则的”，而是大批警察光临，努力疏导，才算化险为夷。但李不鞮先生这一派却出了一个花样，虽没有破门而入，血流成河，却在大门口也挂起来招牌，也庆祝起党庆来啦。门内一个党，门外一个党，你庆你的祝，我庆我的祝，以此一事为例，请问孑孓先生，这是谁分化的欤？又是谁挑拨的欤？这种一群人硬拒绝别人也来参加开会，一群人却硬要打进来的干法，是啥子民主？而民主岂是用木桩顶得住的？
孑孓先生又厉声曰：“你配指责吗？”这又算啥话？青年党是一个政治性的集团，而孑孓先生却把它看成一块肥肉，一口吞到喉咙里，龇牙咧嘴，作出凶相。呜呼，不要说堂堂正正公开的政治性团体啦，就是一群流氓，如果总是不断上演精彩节目，人人都可指责，难道只有高考及格的朋友，或只有木桩抵大门的朋友，才有资格指责乎哉？不知道孑孓先生脑筋里是怎么弯曲的，真是怪得很也。写到这里，不禁诗兴蠢动，旦套一曲吾友刘庭信先生大作，吟之曰：“没算当，难思量，勒住脖子钻套项。今日东墙，明日西厢。挡不住他的连珠急三枪。鼻凹里抹上些糖，舌尖上送与些丁香。纵使你阁下钢脊梁，纵使你阁下铁肩膀，也擦磨成内讧担儿疮。”悲夫。
18、额手称庆
关于那一封更正函，因为恰是“照登”该函的当天，敝大作腰斩了的，有些朋友起了疑心，前已言之矣。事情虽与该函无关，但恐怕读者老爷硬是往上面误会，把我看成了有骨气的人，似乎得说明一番。
柏杨先生于去年（一九六五）十二月十五日，在谈现代化的时候，信口开河，鬼迷了心，提起来台北忠孝新村，说它盖得实在窝囊，想不到闯了大祸。原来台湾省铁路局本来正要买第二批的，已谈得差不多啦，就要签约啦（当然没有谈到回扣红包之类，千万不要往那上想，谁要往那上想，谁就心术不正，天殛之，天殛之），可能有人把该文呈给大官，也可能大官觉得风声不好，于是乎签约之事，乃宣告延期。已经咽到喉咙里的钱又被掏出来，忠孝新村老板当然义愤填膺，一封信寄到报馆，再加上千钧压力，压得我金疮崩裂。我要是早知道这般厉害，就是房子塌啦，把铁路局的朋友压死净光，我都不写。不过话又说回来，也可以说菩萨和房老板同在，那一天实在肚胀难忍，只写了几句，交卷了事，如果具体的写，真能写上十天，像京戏里阎瑞生惊梦，“一桩桩，一件件，听小妹细说端详”！那就不是一封信可以磨得开矣。谨向房老板致万分歉意，好在来函已经照登，已证明了柏杨先生没理，铁路局管买房子的朋友，有该“照登”在手，该买照买，不过迟几天拿到钱罢啦，则这几天的利息不妨就算我的，卖掉裤子也得付，以作胡说八道之戒。至于每家必须再花上一、二万元才能住进去，那不关大官的事，也不关柏杨先生的事，而且修来修去，起码有繁荣市面之功，即令怨声载道，嗓子也可健康。铁路局的朋友，说不定将来都成了男高音、女高音，开个音乐大会，扬名国际，更是人间盛事，敢不额手称庆乎哉？
朋友劝我不如就此下台鞠躬，都是出自爱心，杂文是一种和现实社会尖锐接触的文章。它最伟大的贡献是得罪人。不要说别的，就说三作牌吧，前几年我一连三次英勇失窃，那时柏府恰是台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的管区，第四分局长杨仲舒先生，一听说柏杨先生被盗，大喜曰：“他还想给他破案哩，再偷他三次也消不了心头之恨。”现在杨先生升了台湾省警务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当然更威风凛凛，跟相对基金原理一样，自然相对得我忧心如焚也。
其实三作牌老爷对柏杨先生的印象，似乎很早以来，就不太优良。听说有位大官当台湾警务处处长，折腾得最厉害的时候，曾经大笔一挥，把柏杨先生列入流氓名册。按修理庙的规定，流氓也者，必须不断在街头惹是生非。而柏杨先生虽月入甚少，但正当职业倒是有的；至于说街头惹是生非，那更无关，我除了在巷口下下棋、吵吵架，到新公园打打太极拳之外，其它任何地方都不去，偶尔有人请吃一顿，进得饭店，也目瞪口呆，啥话都没有。自以为应该非常安全啦，偏偏流氓奖落到我头上，实在受宠若惊。这都是写杂文埋的定时炸弹，幸亏那位先生咚的一声，栽下宝座，如果他阁下仍在台上，柏杨先生危矣。不过他阁下虽然栽下宝座，不知道我那盛大的流氓头衔，现在取消了没有，教人心焦。
──有些朋友一直警告曰：“柏老柏老，你这么大年纪啦，还发明三作牌，老往上碰，一旦碰到他们手里，筋都抽出来矣。”这一点必须弄明白，三作牌可不是我发明的，而是他们自己发明的，难道“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是我上他们的尊号哉。呜呼，如果说谁发明了三作牌谁就可得诺贝尔奖金，准没人说是柏杨先生发明的，如今荣登流氓簿，眼看要修理啦，却硬说是柏杨先生发明的，我就誓不承认。
──好吧，就算是柏杨先生发明的吧，三作牌者也是善颂善祷之词，既然有人要作小民之君、之师、之亲，而小民也欣然同意，还不行呀？好吧，即令不行，那危险也不比不发明大。有一个男人焉，被活活打死；有一个女人焉，双手被吊到栏杆上，吊得哭天号地。这些人难道都发明了三作牌，都触犯了三作牌乎？就是说被偷之事吧，举目所及，破不了案的多如牛毛，难道他们也都是柏杨先生乎？
不过，无论怎么说，午夜梦回，心里仍然跳个不住，而且困难的是，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哩，定时炸弹已英勇的埋下。柏杨先生这一次南下避年，到了高雄，一位多年不见面的老朋友请我到他尊府吃便饭。新年期间，名虽便饭，定有油大，当下就饿了一顿，携带老妻孙女，届时前往。他阁下是住在登山街的，跑了那么远，好容易找到，却大门紧闭，铁将军在焉。最初以为他阁下童心未退，躲在屋里，捉一下迷藏，要敝老头惊喜一下的，谁知道喊了半天，把眼泪都喊出来，仍无人应，邻居看我一头大汗，乃告曰：“他们一清早就去台南啦，说三天后才回来。”
19、实在记不清
呜呼，三天后才回来，这算他妈的啥话，当下把小本子掏出来一看，时间完全正确，并不是三天之后呀。柏杨先生狼狈回去后，心中不服，到了第三天，只身又往。别瞧我这么一大把年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