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风雨纪事-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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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安东尼奥尼和《中国》事件
文化组借来片子看了一遍，认为片子是拍摄了一些中国的阴暗面。我提出这个片子不能演。出乎意外，江青反对，她说这个片子就是要大演，让大家都看一看。后来知道江青的罪恶目的就是千方百计要在周总理身上做文章。江青让我查的问题，我告诉中央组织部的郭玉峰去查，这个事情是我交办的（后来这成为郭玉峰的一个罪状。郭玉峰现在对这个事情还感到很委屈，在“文化大革命”后，他被开除了党籍）。郭玉峰了解以后，知道是广播事业局的一位同志陪着拍摄的，名字我记不住了，后来好像批斗了这个同志。江青又派人查了外交部，这个调查我不了解。外交部查到了新闻司的一位司长，从安东尼奥尼的出入境问题牵涉到周总理。江青好像捞到了什么似的，更闹了起来，她当着我们的面大骂说：允许外国人拍这样的片子，而且带出去，不只是错误的，简直是汉奸！以后，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到了《中国》的问题，提得很尖锐，不点名地批评周总理。周总理又只是淡淡地说，经过情况要去查一下，他不太清楚。周总理以后也不再理会这件事，随江青去闹罢了。江青攻击周总理，我很为难。开始时，我还感觉这个片子是有毛病，不能演，后来发觉，这个片子牵涉到外交部、广播事业局，江青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我越发认清江青的恶毒。文化组的许多人都被江青整下去了，就剩下我、刘贤权、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王曼恬。以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王曼恬提出很多理由，也慢慢地不来参加会议了。我对文化组的事真感到伤脑筋。
四届人大召开前，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份，周总理就分别找一些人谈人事安排，当时是三四个人为一批，周总理分批谈话。周总理在与张春桥、江青谈话时，他们提出要建立文化部，让我去任部长。我知道后对周总理说我不行。我提出我负责北京市的工作已很繁重。我不懂文化工作，前一段负责文化组时，很多工作也没有做好。我记得张春桥、江青坚持让我任文化部部长，他们说：就得你来搞。为此，倪志福曾和张春桥发生了争吵。倪志福说：北京市的工作吴德同志还管不过来，他不能兼任兼管那么多别的事情。张春桥说倪志福是本位主义。总理提出我做市委书记不兼革委会主任，主任要倪志福来搞。倪志福不干。张春桥提出别的书记是否也不兼主任了？这就牵扯到上海兼主任的问题。总理没有再提。
我找先念同志，提出无论如何我不干。我和先念同志经常接触，他对文化组的情况也很了解，我对他说，你也向周总理说一说，我实在干不了。后来，张春桥又提出让我任副总理兼文化部长，这个提议大概是“四人帮”商量后确定的。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再一次找先念同志提出实在干不了的困难。先念同志大概向周总理反映了我的情况。事实上周总理对我在文化组的尴尬处境也是很清楚的。以后，在一次征求人事安排的谈话中，周总理对我说，让我到人大去。周总理说：王洪文自己提出他不去人大，他不干；让华国锋去，华国锋也不干；总要有一位政治局的同志去，因为朱老总和董老岁数大了，研究前例，彭真就是副委员长兼市委第一书记。我向周总理说：我不能胜任，很多民主人士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周总理对我说：你怎么糊涂啊！我听到周总理说出这样的话，就不再说什么了。后来，先念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周总理批评你糊涂了吧？我说：是，批评了，但我的确不能胜任人大的职务。先念同志说：只有这一个办法，你才能脱离开文化组，不到文化部去，你调到人大工作，人大的人员是不能兼任政府部门的工作的。毛主席批准时，你什么也不要讲了。我这下才明白了周总理的意图。这样，我就脱离了“四人帮”把持的文化组。
我不任文化部部长，就讨论由谁任文化部部长。我提出文化部部长要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担任，于会泳、刘庆棠等人在文化界不一定能领导得起来。我具体提名上海的一个著名教授刘大杰。江青他们不同意，他们提出于会泳任部长，刘庆棠、浩亮任副部长。周总理考虑了他们的意见。当时，“四人帮”比较注意铁道部、教育部、文化部的部长安排。铁道部让万里任部长，是先念同志坚持的，教育部是周总理提出周荣鑫任部长，铁道部的部长万里后来被他们批判了，教育部的周荣鑫被他们迫害死了。周总理提出人大副委员长要有一名工人，要有一名妇女，王洪文他们提出好像是东北的工人劳动模范王崇伦，周总理后来换为李素文，李素文既是妇女，又是工人的劳动模范。周总理还提出让西北出一位副委员长，后来，西北出了一个工人造反派姚连蔚任副委员长，这个提名，“四人帮”没有反对。
周总理还提出谢静宜任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谢静宜是毛主席指定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周总理当时为了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找了很多人商量，他与“四人帮”怎么商量，我不知道，他很为难，反复商量，我们的态度是只要是周总理提出来的，我们就同意。毛主席在人事安排前，指定人大要安排朱老总、董老、宋庆龄出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还是总理”，小平同志任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排在小平之后。周总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的名单就报送毛主席了。毛主席在外地，他在批阅这个名单时把谢静宜任副委员长划掉了。
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四届人大时，政协大会没有召开
１９７５年５月３日，毛主席对谢静宜说：谢静宜你已当了大官，搞不好就卷铺盖走。关于人大、国务院的人事安排，我知道只有谢静宜被毛主席划掉了。我调到人大工作，任常务副委员长。我要筹备人大会议，工作很紧张，有一个很多人的组在张罗这个工作，吴庆彤参加了。他是国务院的办公室主任，这位同志很能干，朝鲜战争时打掉了一条腿，他从中央组织部、国务院调了一些人。原来在人大工作的干部当时分为两派，斗争得很激烈，正在把他们组织起来，办学习班。周总理安排人大的秘书长和副秘书长时，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当时是四届人大开会时的秘书长，我提出大会闭会后，我的事情太多，再任秘书长不行。江青他们当时都说，就是你任秘书长。我坚持说我的事情太多，照顾不过来，并说人大有很多外事活动，我不懂外交，是不是找一位能够处理外事活动的同志任秘书长。江青他们就问是谁。我当时冒了一句说，听说毛主席考虑让姬鹏飞任秘书长。其实我没有听说过毛主席有这个意见。“四人帮”当时很惊讶地表示，他们没有听说毛主席有这个意见。小平同志说：这个好办，问一问毛主席就是了。我也不知道小平是怎么向毛主席说的，后来毛主席同意姬鹏飞任秘书长了。姬鹏飞是原来的外交部部长，那时说他在一次外交宴会上说了错话，已由乔冠华把他换下来了。周总理提出人大的副秘书长是罗青长、武新宇、李金德、沙千里。四届人大前，邓小平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负责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我组织开会。我记得关于代表的人数问题、大会主席团的安排都是周总理亲自抓的。我不了解情况，在向周总理汇报时，周总理是一个人一个人地提出应该如何安排的。
小平同志当时对我说：赶快抓紧搞。我抓了各省代表的组成问题，各种报告的翻译问。翻译问题很复杂，有民族语言的翻译，还有国别语言的翻译问题。当时提出一个什么词不符合内蒙古语言的习惯，原来的翻译就有不同的意见的问题，我说原来怎么翻译的现在就怎么翻译。后来，是小平同志组织翻译班子，搞了这项工作。人大开会前，周总理让我去向朱老总、宋庆龄同志汇报一次，我说向朱老总汇报可以，但我从来没接触过宋庆龄，不知道怎么向她汇报。周总理告诉我，先向她解释人大召开的时间仓促一点，没有来得及向宋副主席请示汇报，然后再讲人大会议的安排和人事安排。周总理看我确实为难，就提出让我去找廖承志，说廖承志与宋庆龄很熟，让廖承志陪我一起去把问题讲清楚。我和廖承志一起向宋庆龄汇报了召开人大筹备的情况。宋庆龄很客气。廖承志一会儿讲广东话，一会儿讲英语。最后，我提出请宋副主席指示。她说：没什么意见，很好。关于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人员，周总理对我说：人大的两派相持不下，你找武新宇了解一下情况，连搞收发的同志在内，从这些人里最多挑出１０个派性少一点的人。后来，经过武新宇等人了解后，从人大常委会原来的一二百个工作人员中挑了１０位同志。姬鹏飞说工作人员太少了，专门找我反映这个问题。我告诉他周总理一再给我打了招呼，说原来人大常委会的人两派斗得很厉害，暂时无法用。周总理还交代说，如遇有大活动，人员不够时，可以找国务院的吴庆彤，由他负责开常委会时的衣、食、住、行等问题。当时，人大常委会除了我们这些人，日常的工作就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
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人大召开时，毛主席在考虑还要不要一同开政协会议的问题。以往政协和人大是同时召开的，但四届人大时，政协大会没有召开。从我在国务院文化组工作到四届人大召开的这一段经历，我深切地感觉到，自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在江青的羽翼下又集结着一个炙手可热的圈子，他们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施阴谋，放冷箭，许多人因此中箭落马，许多政府部门，特别是文化部门成了重灾区。他们窥测方向，不放过任何机会，制造一次次风波，向他们认为对他们篡党篡政构成最大障碍的周总理进行不断的罪恶攻击，不管他已经身患绝症。正直的人们已经忍无可忍，或远离他们，或横眉冷对，或起而抗争。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外交问题，“四人帮”对外交问题百般挑剔。纪登奎很反感，发言说外交的原则已经确定了，活动由周总理负责处理。纪登奎这样说，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不满，纪登奎和江青冲突了。散会后，江青和纪登奎一起走，江青余怒未息，批评纪登奎跟着周恩来跑。这次会议后，深知江青积怨甚多的毛主席为了让江青和纪登奎团结，在江青去天津小靳庄讲儒法斗争时，特意让纪登奎陪着江青一起去。鉴于林彪等人的叛党叛国，毛主席的确曾经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寄予希望。１９７３年８月召开了党的十大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处找我们谈话，提出要扶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他指着房子外边菜地里的一些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然而后来毛主席终于发现，希望落空，王洪文等人是扶不起来的一帮。
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林彪提出还是要设国家主席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九七零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毛主席“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就我所经历的情况，记忆可及者，谈一下。１９７０年以前，我是处在被当做叛徒嫌疑暗中审查的。虽说是背靠背的审查，但我也能感觉到，总是有些事情不大对劲，别别扭扭。例如市里的有些会议没让我参加，中央的一些重要决定也不告诉我。虽然在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在那个年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党的生活极不正常，我一方面思想有所准备，另一方面则泰然处之，相信党、相信人民总是会分清是非的。
１９７０年８月，九届二中全会前夕，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带着北京市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庐山开会。这种正常的通知，反倒使我有如获意外的感受，舒了口气，心中真有些激动。我记得同我一起去的，有吴忠、杨俊生、黄作珍、倪志福、刘锡昌、张世忠、聂元梓等。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万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混合编的。华北组的组长是李雪峰，我是副组长，其余的副组长还有天津的解学恭，山西的陈永贵，内蒙古的吴涛，军队的郑维山。编在华北组的还有陈伯达、汪东兴等。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是两个内容，讨论修改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毛主席会前又提出了讨论形势的问题，大会结束时还通过了关于战备问题的报告。为了修改宪法，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主席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委员会下设有一个小组，成员可能是康生、陈伯达、吴法宪、张春桥等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人员。宪法中有一条重要的修改就是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个建议，最早是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来的。毛主席以后为此又打过招呼，提出过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次：一次是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一次是在林彪提出还是要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之后，毛主席有一个批示，认为“此议不妥”。汪东兴传达的时间是在林彪坚持提出设国家主席之前。
８月２３日下午３点，毛主席宣布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林彪讲话。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副统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８月２４日上午，政治局通知我们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反复听了两遍。８月２４日下午，华北组开第一次小组会，讨论林彪讲话。这个会我没有参加。好像是林彪办公室通知让几个省、市分别整理出一份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的材料，北京市也在被通知之列。因为催得很急，要求限时送到，我对情况又不了解，市委秘书长黄作珍提出由几个人凑一凑，整理出一个材料来。于是，我和黄作珍，还有我们带到庐山去工作的市委办公厅主任陈一夫，一起凑材料。８月２４日下午的华北组讨论会，陈伯达迫不及待首先发言，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经过很多斗争的。
他讲了一通“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并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并且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汪东兴跟着讲了话，主要的意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当时，陈伯达讲话，大家还有疑惑，汪东兴一讲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别人更多地是相信他的讲话。散会后，吴忠告诉我发言的情况，他说陈伯达、汪东兴讲了话，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我急忙问：是谁反对毛主席？吴忠说：他们没有点名，不知道是谁。这时，大家已经议论纷纷了。晚上，我和李雪峰在会场碰到了汪东兴，我问汪东兴：有人反对毛主席，是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