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风雨纪事-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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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口号，是“砸烂公检法”。我出来前，市公安局让政法学院的造反派进驻，这些造反派就驻进去了，代行了公安局的职权。他们进去后，打了不少的人、抓了不少的人，而被抓和被打的人都是他们这些造反派的对立面。社会秩序一下就乱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公安局实行了军管，开始负责的两个人，一个叫牟立善，另一个人的名字我忘了，后来他们调到二炮和山西去了。接他们的人是刘传新、王更印。后来一翻过来，王更印被判了十年徒刑，太重了，冤枉的。刘传新是一个军的副政委，王更印是一个师的政委。我出来时已经军管了，快实行“三支两军”，军队要“支左”了。北京市最多时有三万人“支左”，海、陆、空都有。“支左”的人的关系是双重领导：一方面归卫戍区，由卫戍区组织一个办公室来管；同时海、陆、空三大总部也设有“支左”办公室，又归北京市革委会谢富治来管，谢富治是通过卫戍区来管的，但卫戍区管不了。市革委会的决定，这些军队的人员先要回去向他们所在的各部请示，如果请示同意了，他们才照办市革委会的决定。那时，造反派夺权了，各方面都瘫痪了，很混乱，只有军队还有威信。军队“支左”，他们不了解情况，就对生产、地方工作瞎指挥，犯了不少错误，对军队有不好的影响，但是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军队“支左”，局面就更难收拾了。揪军队走资派，砸烂公检法，包围中南海并安营扎寨，火烧英国代办处，武斗蔓延，都是这个时候。后来发展成了清华、北大的武斗，打死不少人。在清华，一边是“井冈山兵团”，一边是“四一四兵团”，怎么也解决不了，谢富治去也不灵。
军队“支左”也是波折很多，一开始是不知道群众组织的情况，都支持了。突然间，中央文革小组批评“支左”支错了，让“支左”人员掉屁股。这个掉屁股的过程，军队犯了很多错误。后来又批评把屁股又掉错了。军队那时很难办，没有一个大军区
不检讨的。然后才撤出“支左”，我记得纪登奎他们起草了这个文件。清华、北大的武斗制止不下来，毛主席决定同时组织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北大。后来的军宣队是由８３４１部队的人组成，迟群、谢静宜就是以军宣队的面目出现的；工宣队是由北京新华印刷厂发起，动员了三百多名工人组成的，拿着毛主席语录的小红本，开进清华宣传。决定以后，谢富治让我赶快找蒯大富，让他表态服从这一决定。我派人找蒯大富，等了很长时间才把他找到，他不在清华，跑到北航去了。他来后，向他宣布了这个决定，要他拥护、执行这个决定。蒯大富答应得很好，说一定执行。当时，想不让蒯大富很快回去，拖住他，利用谈话的时间使工宣队、军宣队顺利进去。我们在谈话时，工宣队就进去了。蒯大富提出他要回去了，就让他回去了。哪知道蒯大富回去后，让“井冈山兵团”拒绝这个决定，并且用他们自己制造的土武器和手榴弹打死了四五个进行劝导的工宣队的成员，同时还打伤了几个。
组织进驻工作的是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副司令员李钟奇，他们就在距清华不远的一个公园里指挥。李钟奇坐车进到学校后，“井冈山兵团”把他包围了，把他坐的汽车掀翻了，把他的文件包也抢走了。李钟奇回来后连说糟糕。我说，想办法把文件包要回来。工宣队进驻，遭到了“井冈山兵团”的武力对峙。这样不行，毛主席就召见“五大领袖”。参加会议的人有江青、谢富治、温玉成。我做具体找这些人的工作，会议开了不长的时候，就允许我参加了。蒯大富也是后到的，找了他很长时间。蒯大富一进去就放声大哭。毛主席主要是说服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也安慰了几句。蒯大富这一哭真还起了作用。江青好像也抹泪了。谭厚兰有这个谈话的详细记录，谈话的全部内容我记不准了。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派谢富治和我到清华去。我和蒯大富、韩爱晶三个人，便坐同一辆车去清华。那时，很紧张，在清华的外边也聚集了众多的校外的两派群众，火药味儿都很浓，一派支持“四一四”，一派支持“井冈山”，特别是体育学院的，腰圆膀粗。支持“四一四”这一派的人要抓蒯大富。我一面说这怎么办？一面就让蒯大富和韩爱晶坐在后排。我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把头特别伸出窗外，汽车一边走，我一边向两边的人打招呼，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我们就进去了。到了“井冈山兵团”以后，说明来意，开始很多人不同意，哭哭啼啼的。我说他们真没出息，哭什么！这是毛主席的决定，要放下武器。这样，慢慢地把武器放下了。以后，谢富治来了，召开了大会，“井冈山”开了会，“四一四”也开了会。工宣队和军宣队终于进去了。后来，北大也派了工宣队和８３４１部队进驻，再没有阻挡。清华和北大的武斗才停止下来。
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戚本禹也被关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事情起的时候急，收的时候疾，跟不上挨批，跟上了又错了，又挨批。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也这样。北京市的革委会筹备时，把原来的老市委、新市委的人统统下放了。进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王、关、戚”那一派的，主要是学部的人；还有学生，“五大领袖”；还有工人，如刘锡昌、鲁文阁等。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基本控制在中央文革小组手里，戚本禹在抓。有一种说法，不知是不是真实：开始成立革委会时，戚本禹要当革委会的主任，直接抓了很多事，革委会的成员很多都是戚本禹的人。听说毛主席不同意。谢富治任“革筹”小组组长以及任革委会主任后，一方面积极向中央文革小组靠拢，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有矛盾。周景方是市革委的秘书长，曾几次给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告谢富治的状，说谢富治阻碍发动群众。革委会中很多戚本禹的人，想把谢富治架空，所以才出现了保谢的一派和反谢的一派。保谢的这一派叫“地派”，还是戚本禹抓的一派；反谢的一派叫“天派”，是聂元梓抓的。我们当时知道，这两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直接操纵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底，王力、关锋被抓起来了，当时说先关王力、关锋，留下戚本禹加以分割。以后，戚本禹的活动更频繁。１９６８年１月，把戚本禹也关起来了。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先发迹，也是最早倒霉的暴发户。他们得意的日子不长，却罪恶累累，他们的垮台是罪有应得。例如，煤炭部长张霖之的死就同江青、戚本禹有关系。１９６６年１２月，戚本禹学江青的舌，在矿业学院的大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鼓动学生“要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结果，张霖之被造反派残酷批斗和刑讯，不到一个月就被折磨死了。也是在江青的唆使下，戚本禹策动中南海里造反派贴朱老总的大字报，诬蔑朱老总是“黑司令”、“大军阀”。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的一个夜里，在中南海、全国妇联、北京的大街上贴出了“打倒朱德”、“打倒康克清”的大标语。戚本禹还到人民大学去煽动，透露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孙泱曾给朱老总当过秘书，要造反派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一夜之间，在人民大学校园内外，贴出了许多“打倒朱德”的大标语。
在１９６７年２月初，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开始组成“揪朱联络站”。１９６７年３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来头很大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大肆污蔑，恶毒攻击刘少奇是什么“假反帝、真投降”，“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中国的“赫鲁晓夫”。戚本禹因此声名大噪、红极一时。与此同时，戚本禹还唆使韩爱晶等人贴“打倒陈毅”的标语，在首都组成“批陈联络站”。１９６７年４月，戚本禹在陪同陈伯达接见“批陈联络站”等组织时，鼓动说“外事口的盖子还是要揭开”。一时间在外事口、外交部等单位又掀起了揪斗陈毅的风。１９６７年５月中旬，江青把他们从上海弄来的一份诬陷周总理的材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给林彪、康生和周总理，还居心叵测地写了一封信，说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周总理为此不得已写信向毛主席报告，附上有关历史材料说明真相。
这个启事是１９３２年国民党在上海伪造的，周恩来当时已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康生知道这件事，陈云、康生他们当时在上海还及时揭穿过敌人的阴谋。在毛主席的阻挡下，江青等人的罪恶阴谋才没有得逞。此事，听说戚本禹也是搞了一手的。１９６７年７月中旬，彭德怀同志被残酷批斗，也是在戚本禹的怂恿下，韩爱晶等人对彭老总大打出手，把硬铮铮的彭老总的肋骨都打断了。戚本禹的罪行，在这里只能举一些例子。“王、关、戚”倒台以后，周总理专门找了谢富治去谈，后来把我和傅崇碧也一起找去参加谈话。周总理向我和傅崇碧明确交代，要把与“王、关、戚”有关的人员，清理出市领导机关。我们回去，经过研究，首先把杨远抓起来了，让周景方等学部的人统统回了原单位。周景方回到学部后，另一派认为戚本禹已经倒台，也就一下子呼啦起来，声势很大，揪斗了周景方等人。周总理让我们贴出类似布告的东西，要求不要揪斗。后来，周总理让以监护的名义把周景方逮捕了，是傅崇碧去执行的。由戚本禹派到市委的学部和其他单位的人全部回到了原单位，对市革委会以及党委成员，如“五大领袖”和其他学生中的造反派头头、工人造反派，学生毕业的就分配了，工人造反派的人员回到原来所在的工厂，这个活动清理出去了一百四五十个人。
市革委会里这样就几乎没有人了，工作又近乎瘫痪，不能开展。市革委会抓紧陆续从部队“三支两军”人员中调来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同志，从中央各部委调了一些没有什么派性的同志，又加上原市委下放的一些干部，这样就等于重建了市里的领导机构，等于又一次改组。调来的新同志是五湖四海，大部分不是造反派。原来革委会领导机关存在两派的问题一时没有市场，慢慢地在消除。这些步骤都是周总理和我们商量、给予指示和我们想了办法的，很多人不晓得这个情况。这是谢富治期间出现的一波。原来都是造反派，后来“王、关、戚”倒了以后，清除了一下。清除后，重新组织了市革委会的领导机关。周总理当时明确地说：那些人不清理，你们市里稳定不了，你们也工作不了。这以后，１９６８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１９６８年的时候，具体的月份我记不清了，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
章含之教毛主席读过英语。毛主席当时对她的信作了批示。批示大意是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说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要周总理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毛主席还说：“五一六”从极左跳到极右。以后又有一次，汪东兴同志找我去阅看毛主席对市里有关北师大的一个报告上的批示。毛主席的批示又批评北京市，说就是不抓“五一六”。在北京市报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地方，毛主席的旁批写道：这就好了。这样一来，谢富治很紧张。周总理找谢富治谈过话，内容我不清楚。谢富治回来告诉我们，周总理指示要李作鹏、谢富治和我研究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到外国语学院“支左”的是海军）。周总理提了三条：一是“支左”海军军宣队作检讨；二是市革委会作检讨；三是海军的“支左”人员撤出大部分，留下一小部分，派８３４１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领导斗批改，这样可以使海军、北京市革委会解脱出来。市里派谁去检讨呢？谢富治去不合适，因为有人保他，也有人反他。就确定由我、丁国钰、刘绍文同志一起到外国语学院大会上检讨，我们检讨时，上纲到我们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以后，我们就不管外国语学院的事了。这以后，江青、谢富治开了市革委各部门的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分子。到底有没有“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一时难说。在北京是有过反周总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团。
１９６７年５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奇为首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６月２日，张建奇就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提出２３个问题责问周总理，大字报贴在了很多地方。紧接着，大概在６月１４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的头头刘令楷与张建奇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筹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当时，社会上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风潮正趋于高峰，外国语学院的“六一六兵团”就对陈毅发起进攻，矛头指向周总理。
１９６７年七八月间，以北京钢铁学院的“五一六”一派反总理为起端，许多污蔑攻击周总理的反动传单，贴到了北京市的一些闹市区，什么“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等等。反动传单上署了“首都六一六红卫兵团”的名。打击这些反动行为，打击这些造反群众组织里的坏人是必要的。但到底有没有一个经过填表的严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这却是清查过程中发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产物。什么是“五一六分子”？好像是以反周总理为标志，实际上包括涉及“揪军内一小撮”等问题都在内，也就是所谓“三指向”者，把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向了人民解放军的，指向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摊着一项，就都是以“五一六分子”论了。“五一六”定性的扩大，使“五一六”问题大无边际，成为了全国性的问题。“五一六”问题愈是严重扩大，所谓“五一六”的反革命组织问题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最后，不仅在北京抓“五一六”分子，而且在全国抓“五一六”分子。这里固然打击了一些造反上来的坏人，但也使许许多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和打击，特别是当对立的两派在互揪对方的所谓“五一六”问题时，造成的扩大化就更可怕了。
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抓“五一六”问题也时伏时起
抓“五一六”问题也时伏时起，１９７０年３月２７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