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风雨纪事-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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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当时的“五一”和“十一”，报纸上都要刊登一个参加游园和国宴等活动的人员名单，这是周总理向社会传递一些老干部被解放消息的重要渠道。比如周扬，我们原来也是想让他在国庆节露面的。　　　　
　　　　　　周扬原来是被卫戍区监护的。江青是文化系统专案组的组长，文化界的一些人，如周扬、夏衍、阳翰笙等同志的逮捕报告、监护报告，都是江青批的，还有上海、天津的一些人也是江青批准关押的。现在我们要解放这些人，触着了江青的痛处，她就多次问我周扬有没有问题。我根据看过的材料告诉她，周扬没有什么问题，关于参加“左联”领导的事，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等同志那样做，没有什么不对，而且是只有在具有坚定的信念下才可以做得到。还有周扬没有被捕过。江青坚持说周扬的社会关系复杂。我说在白区工作，没有各种社会关系的掩护，不可能工作得好，夏衍的情况也是这样。江青认为周扬是文艺黑线的主要人物，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调查，并提出监狱空了把周扬由监护改送监狱。因此，我们专写了一个报告，要求释放周扬，提出没有调查清楚的问题可以继续调查，周扬放出来后发给生活费。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到“继续调查”的地方批示：“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报告上写有“发给生活费”处批示：“工资照发。”１９７５年国庆前夕，我们告诉吴庆彤说，在邀请出席国宴的国务院人员名单上，应列上周扬。　　　　
　　　　　　这个名单送到政治局讨论，吴庆彤汇报了周扬的情况。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同志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我们这些人是没有意见的，主要是要看“四人帮”通过不通过。“四人帮”谁都不说话，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吴庆彤甚至说：这只是多添一双筷子的问题。这时，“四人帮”还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邓小平最后收场说：周扬这次不参加，我去向毛主席汇报。后来，邓小平告诉我们说，毛主席批评了，应该让周扬出席国宴。　　　　
　　　　　　不管怎么样，周总理为解放干部费尽了心思，坚决完成了主席的指示。（按：当年本篇文稿整理出来后，吴德同志曾表示要“写一点教训”。其后，吴老身患重病以致不治，“写一点教训”的愿望就只能成为本文的遗憾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纪事百花齐放都没有了，不好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不得人心的。“文化大革命”很多年中，走了极端，在江青等人的一路砍杀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都没有了。八个样板戏一花独秀、独领风骚，戏台上、电影剧场里、大街上的广播器中，翻来覆去都是八个样板戏的声响。这样的局面当然不能维持下去。到１９７５年，毛主席曾经比较多地对之作出纠正，对电影《创业》、《海霞》都有过重要批示。早在１９７５年２月间，江青调看《创业》后，心血来潮地对它横加指责，说“《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江青这么说，文化部的于会泳等人就不会相反说，他们跟得非常快，使起打棍子手段，给《创业》罗织了十大罪状，压得拍制这部电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都抬不起头来。　　　　
　　　　　　７月初，毛主席在同小平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道：“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不久，毛主席又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信息传出，鼓舞了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受压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张天民同志向毛主席和邓小平分别写了信，反映江青和文化部对《创业》的批判是没有道理的，希望能够重新上映。　　　　
　　　　　　结果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都是发生在７月里的事。毛主席讲话了，江青该听了吧，她根本不听。她对张天民敢于写信告她的状，恨之入骨，总在瞅着机会要算账。９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召开。本没有江青的事，江青却也去了，听说还带了她心爱的马。她在大寨直接打电话发号施令，把吉林省的省委书记王淮湘召到了大寨，要他施压力让长春电影制片厂《创业》的编剧张天民写检讨，给毛主席重新写信，承认《创业》是有错误的。　　　　
　　　　　　江青破口大骂张天民是“谎报”。王淮湘回吉林时，在北京住了几天。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三座门开会，会议是叶帅主持的，内容我现在忘记了。我只记得陈锡联不满意地说：王淮湘没有经过中央的同意，就到大寨去了。会议散后，陈锡联约我和纪登奎去找王淮湘谈一次话。陈锡联担任过沈阳军区的司令员，王淮湘是十六军的。我们把王淮湘从京西宾馆接来，问他是谁让他去的大寨？为什么不经过中央办公厅？在大寨都谈了一些什么话？王淮湘拿出笔记本，向我们讲了江青与他的谈话。　　　　
　　　　　　他讲完后，陈锡联说这些问题都没有经过中央，毛主席刚批示过《创业》，传达江青让张天民检讨的话不合适，违背毛主席的指示。陈锡联不让王淮湘传达江青的讲话。我和纪登奎是跟陈锡联的观点、态度相同的，都批评王淮湘不经中央批准就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并说江青的讲话不对。王淮湘把我们的话当作耳旁风，回去后照样传达了江青的谈话，在《创业》的头上再次刮起冷风。在电影《海霞》上，江青他们也搞了一出。１９７５年６月，于会泳等人秉承江青意志，以生杀之权派人查封了《海霞》的全部底片和样片，掀起了对该片的大批判，说它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帽子戴得很大。《海霞》影片原在这年春节就经周总理审看过，后来朱德、李先念等都调看过，他们都是肯定的，并认为可以用来招待外宾。江青等人之所以那样搞，矛头看来也是对着周总理等的，你说好，我就说坏，对着干。《海霞》的编导者谢铁骊、钱江忍受不住，先后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申诉。毛主席很快回应，也是７月间的事，批示将信印发政治局同志。毛主席批示后第三天，小平同志立即调来这个片子审看，把原来拍摄的和经过修改的两个片子都调来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纪事修改电影《海霞》

　　　　　　电影《海霞》剧照修改的片子，改了很多镜头，重拍了很多。修改后的一些镜头，比原来拍摄的是好一些。江青后来说邓小平调片子看，一再催索，快把于会泳的家都抄了。小平同志通知政治局的同志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看《海霞》。我记得张春桥参加了，好像先念同志、陈锡联同志也参加了，文化部的于会泳、谢铁骊也去了。两个片子放了两三个小时，演完后，小平同志在休息室里主持了对影片的讨论。先念、陈锡联和我去了，张春桥也在，其他的同志我记不清了。小平同志说：大家看后有什么意见？很长时间冷场，没有人发言。考虑好后，我发言了。我说：这个片子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至于艺术上还需要一些加工。现在，已经重拍了一些镜头，是不是把原来拍摄的和后来加工重拍的一些镜头连接起来制作，然后对外放映。小平同志问张春桥有什么意见，张春桥说没有意见。小平同志对张春桥说：你管文化部，由你通知文化部，就这样演出吧。张春桥没有表示反对。这次政治局的讨论会，王洪文、江青、姚文元都没有参加，纪登奎好像也没有参加。文化部的于会泳、谢铁骊也没有参加。　　　　
　　　　　　《海霞》问题被邓小平解决后，江青很不满，大发了脾气，她那时被称为文艺界的旗手，没有人敢讲话，但小平同志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硬顶了江青。风云多变，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就把这件事作为文化部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典型事件，大追风源。毛远新直接插手清华、北大“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我去过两次，后来就不去了。毛主席指示毛远新与邓小平谈话后，开始由政治局部分同志参加，以后是政治局全体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要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谢静宜、毛远新参加了，迟群参加没有，我记不清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远新传达了毛主席的很多指示，是经毛远新整理的从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６年１月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历次谈话。毛主席说邓小平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了。这句话是最厉害的。这以后的一天，小平、先念和我到飞机场去送人，小平同志在客人走后，与先念和我谈了一次话。　　　　
　　　　　　小平同志说：看来毛主席的决心已经下了，我要退下来了。我要写信给毛主席把职务辞去。先念同志说：不能写信给毛主席，你一写信就会被别人当把柄抓，说你不愿意为党工作了。小平同志考虑了先念同志的意见后又说：首先要把最敏感的军队的职务辞掉。当时，我对小平同志说：是否可以找毛主席直接谈一谈情况，如果形势再乱下去，首都的工作首当其冲。先念同志也说，他要给毛主席写信，提出身体有病，请求休假。我们三个人谈了一个多小时。那时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小平同志在奉命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打招呼会议上，迫于压力，自己讲他犯了路线错误，请大家批评。小平同志为别人着想，还向纪登奎、李先念、华国锋等人打了招呼，让他们批判他，说，否则他们也站不住脚。接着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为难了，很难办了。这时，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毛远新、迟群他们搞了《反击右倾翻案风１００问》等东西。２月下旬，华国锋主持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各地负责人还去清华看了大字报。华国锋在会上作了一篇讲话，要求转好弯子，这样形成了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北京市委在当时处境非常困难。在这里就有必要谈一下谢静宜的情况。　　　　
　　　　


“反击右倾翻案风”纪事毛主席说：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

　　　　　　大概在１９７３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谢静宜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前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向她提出的一些意见，她还是听的。她那时甚至还能把这样一些话传达给我，说毛主席说：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有野心。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我们的分歧就大了，谢静宜基本倒向“四人帮”，跟着毛远新跑。她负责管团委工作，在团系统点名批邓。我批评了她，说中央没有决定点名批邓，我们市里不能点名，邓小平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嘛。谢静宜根本不听我的，继续在团的会上点名批判邓小平同志。这以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对华国锋说：谢静宜他们要点名批邓，在中央没有表态之前，允许不允许这样做？华国锋是慎重的。北京市委是直到中央批准可以点名批邓后才点名的。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时，马天水揭发邓小平同志在上海与他谈过话。会上还批了周荣鑫。“四人帮”是想让迟群代替周荣鑫的。周荣鑫后来还是被他们整死了。　　　　
　　　　　　在华国锋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会议期间，倪志福去看上海参加会议的马天水、王秀珍等人。倪志福去时，毛远新也在，毛远新当着倪志福的面说：我们上海、辽宁批邓敢于无法无天，北京市胆小如鼠。这期间，谢静宜还找刘传新、徐运北、丁国钰谈话，提出要揭开北京市委的盖子，说市委右得不得了。谢静宜说：“丁国钰，你也要检讨。”丁国钰同志被迫写了一个检讨。谢静宜提出丁国钰要检讨，想在丁国钰检讨后，就提出要我检讨的问题，顺藤摸瓜嘛。他们当时是准备闹一闹的。那一年，姚文元的爱人金英调到北京，通过中央组织部要安排在北京市委组织部。我与她谈话时，先对她表示了欢迎，同时提出市委组织部的人已经很多，可否安排她去市委研究室工作？我说：在研究室工作可以到处跑一跑，看一看北京市的情况。金英跑了一段时间之后，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她说上海是新干部提拔得很多，北京市老干部很多。我说情况不一样，北京市原来的老干部就多。谢静宜为此提出要一份市委的部、局、委、办的老干部名单，她要这个名单的目的是要批我们是右倾复辟。这个主意是“四人帮”出的。丁国钰要组织部开了一份名单，送给我时问怎么办？我说：就说送给我了，她要时让她找我要。我把这个名单压下了。我找谢静宜谈了一次话。谈话中间我提出我们对江青的那点认识是听她传达毛主席说“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后才产生的，毛主席的这个谈话，我要向政治局报告，说明是谢静宜告诉我的。我与谢静宜这次谈话后，不知是谈话起了作用呢，还是有别的原因，谢静宜有了退缩，不硬逼了。针对谢静宜提出的要在市委常委会上揭开盖子的言行，我决定每次开常委会都要扩大，每次扩大到一二百人参加，迫使她不敢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发难。我还让丁国钰把写好的检讨送给我，我对他说：我还没有检讨嘛。　　　　
　　　　　　谢静宜看着这个办法不行了。她在一次打电话中对我说，市委要检讨。早些时候，毛主席一再讲要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毛远新就提出了辽宁学习理论的具体做法，叫什么我记不住了。当时，中央正在推广这个经验。所以，我对谢静宜说：现在的主要工作是要抓好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的学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你也在场呀！谢静宜考虑了一阵子，只好说那就搞个学习班吧。学习班是由市委宣传部负责，宣传部的副部长徐骏主持的。北大、清华都派人参加了。在学习班上，二七车辆厂的同志不同意北大写作组的观点，双方发生了意见分歧。先用开常委扩大会的办法，然后又采用举办学习班的活动，阻止了谢静宜搞乱市委的企图。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总理逝世，之后，大事接二连三地发生，谢静宜就忙不过来了。　　　　
　　　　　　　　　　
　　　　


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的经过“四人帮”对周总理极为忌恨

　　　　　　１９７６年是很紧张的一年，大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波澜迭起。１月，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同时，“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１９８１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７页。　　　　
　　　　　　４月，是载入史册的天安门事件爆发。７月，是德高望重的朱老总逝世。在这个月里又发生了伤亡数十万人的唐山大地震。没多久，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９月里溘然长逝。神州大地承受着空前的震动。我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这些剧烈的事变面前简直透不过气来。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经过。　　　　
　　　　　　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