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风雨纪事-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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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对“四人帮”布置的事，能应付的就应付，能顶住的就顶住，凡是没有中央正式通知的，都把住关。“批林批孔”夹着批“走后门”，在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之前，北京市没有传达。在“四人帮”大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和江青宣传小靳庄经验时，我布置市委宣传部、北京日报社不要批“唯生产力论”，不宣传小靳庄经验。江青去棉纺厂参观，提出要给每个女工做一套所谓的“国服”。陪同江青参观的北京市委书记丁国钰回来后向我汇报了这件事。我说：那怎么行，谁来拿这个钱？这件事顶住不办。江青要做“国服”的事，先念同志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批评了江青。毛主席说：做“国服”，让她拿钱。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全面整顿后，我传达了小平同志关于几个方面整顿的讲话，召开了整党座谈会，搞了整党的试点工作。我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提出的对《创业》的十条意见。我传达了毛主席评论《水浒》的谈话，没有传达姚文元写给毛主席的信。１９７５年４月，江青在邓小平同志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批“经验主义”。她气势汹汹地说：当前的大敌是“经验主义”，政治局应该讨论，而且要交锋。邓小平同志胸有成竹，沉稳地坐在那里，没有理睬，会议讨论了别的问题。江青很气恼。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前，江青就到处送所谓上海机床厂反对“经验主义”的十条经验等材料。张春桥在全军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大批大反“经验主义”。姚文元发表文章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一时间，批判“经验主义”的舆论甚嚣尘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批“经验主义”的问题被邓小平同志搁置后，他们采取了一个新的办法，在新华社报道计划中来提出批判“经验主义”的任务。姚文元将这个计划报送毛主席审批，企图蒙混毛主席能对报道计划作出圈阅。如果毛主席圈阅了，中央政治局就要讨论执行，这样他们就可以另搞一套。批所谓的“经验主义”，矛头完全是指向周总理和邓小平以及一些老干部的。
他们的罪恶计划落空了，毛主席没有圈阅同意，而且还批评了。“四人帮”把石头砸到了自己脚上。４月２７日晚上，政治局开会，邓小平同志主持，新华社朱穆之同志列席会议。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是什么，通知开会，我就去了。会议开始后，姚文元说毛主席有个批示，他念了毛主席在新华社的报道计划上的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当时批判“经验主义”的舆论已经造得很大，火已经被“四人帮”点得很旺了，没有尚方宝剑，不足以扭转它。所以，在政治局会上，除“四人帮”之外，大家的意见都是要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这样才能刹住批“经验主义”的歪风。“四人帮”当然不甘心，张春桥气急败坏地首先起来反对。他说，毛主席的批示在其他文件上顺便提一下就可以了。他想尽量削弱毛主席这个批示的影响，以维持他们的局面，稳住他们的阵脚。双方僵持了。张春桥的企图是徒劳的。他们也许意想不到，有毛主席的批示，我们也就好说话了，增加了胆气。我发言了，批评了他们。在发言中我说：毛主席的批示应该下发，否则，批“经验主义”的那股风在北京就刹不住。我还说：这样大的问题，不经过政治局讨论，也不请示主席，以个人名义到处送材料、发信，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主席可以这样做，其他政治局成员未经政治局讨论不可以这样做。
现在老干部刚出来参加“三结合”，刚刚稳定和安顿下来，你们又搞起什么批判“经验主义”。所谓批判“经验主义”是反对老干部的，你们几个人背着政治局这样搞是宗派主义！我发言时，江青一直瞪着我，姚文元也发呆似的看着我。叶剑英同志接着说：主席讲你们是“四人帮”，要你们停止活动，你们是停止活动了，还是照样活动？问话非常有力，也鼓励了以下的发言。其他同志发言，都要求把毛主席的批示发下去。但“四人帮”一言不发。会议开得很僵，不欢而散。散会后，邓小平同志对我说：你今天鼓了很大的勇气吧？我说：是啊。
４月２８日，周总理找我去谈话。当时周总理住在三O五医院。周总理说：你们在会上吵起来啦？我说：只是声音大了一些。周总理说：你还能吵起来？和为贵嘛！团结要紧。我说：我看不惯了，就说了几句话。周总理说：要注意方式，多个别交谈，别影响团结。
周总理与我谈了个把小时，主要是讲要团结，要注意方式。我走时，周总理送我，我看他心情很沉重。快出走廊时，我说：总理，您回去吧。周总理问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周总理当时语重心长。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对周总理说：我懂了，我有精神准备。５月３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处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始前，毛主席与大家握手，并在与我握手时说：“吴德有德。”毛主席说这个话，有两次。一次是１９７１年的９月１２日，毛主席在丰台说过。这次是第二次。５月３日这天毛主席的讲话，集中批评了四人帮”。
根据我存的记录，大意这样：“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同志给我，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经验主义，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反走后门……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大学，她们劳动了几年，我也是走后门呀，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不要看低教条主义，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了，历来对经验主义没办法，我是没办法，（只能）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可能好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我说的是（要）安定团结，（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四人帮’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二百多中央委员，为什么不和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这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再重复一遍，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其他事情你们去议。依我看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治病救人，这次不处分任何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多……“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都没有参加，（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的历次斗争），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了。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遵守纪律，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先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以个人的名义。比如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同志谈过一次。王洪文同志要见我，江青同志打电话又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
关于在批判“经验主义”等问题上同“四人帮”的斗争要搞好团结
会开完后，王洪文过来同毛主席握手，并说要按主席指示办。毛主席作手势，要他不要翻过来覆过去，摇摆不定。看得出毛主席对“四人帮”的作为很不高兴。但我对毛主席说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的话，摸不着头脑。５月３日的政治局会上，毛主席决定，以后要开会批评“四人帮”。邓小平同志主持了批评“四人帮”的会，二十多天中陆续开了一些会，“四人帮”在会上什么都不说，也不检讨。在一次会上，纪登奎和我还有几个同志问王洪文说：你们几个人商量，你背着周总理、政治局其他同志飞长沙见毛主席，你谈了什么？任我们怎么问，王洪文也不吭声。后来，邓小平同志、李先念同志找我们几个人说：现在工作繁重，这个批评会先停一下，问题可先挂起来，以后什么时候想批就批。这个暂告一段落的意见经小平同志请示，毛主席同意了。以后，政治局曾传阅过江青写的一个很不像样子的检讨。周总理在江青的检讨书上写了一大段的批语。毛主席也圈阅了这个检讨。
５月３日政治局开会后的一天，张玉凤找我，说要我介绍到友谊商店买东西，实际上是毛主席派她了解政治局会议召开情况的。张玉凤在闲谈中问谁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比较好。我也问张玉凤，如何理解毛主席在政治局会上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的话，我说我不懂这个意思。张玉凤说：４月２７日政治局会后，江青打电话告状，要她转告主席说，４月２７日的会议上，叶（剑英）、吴（德）等跳出来围攻他们，连倪志福也跳出来了，这是庐山会议的再现。张玉凤说：毛主席不同意江青这样说，所以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我才恍然大悟。５月３日后，毛主席就不愿意见“四人帮”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也稍有下降。“四人帮”见不到毛主席了，他们就又想办法接近毛主席。
１９７５年９月３０日，毛远新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１０月上旬回到北京，借口要向毛主席汇报辽宁的工作而未返回辽宁。毛远新在向毛主席汇报时，乘机向毛主席耳边吹风，说辽宁的干部和群众反映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还反映了一些邓小平同志的言论。毛主席听了，对毛远新说，这些意见（指毛远新反映的邓小平同志当时的言论），顺着不好。毛主席要毛远新当面与邓小平同志谈，并且让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参加。后来，汪东兴、纪登奎告诉我，这个会上谈得很僵。邓小平同志说：你这些意见不就是说我犯了路线错误？毛远新说：提意见嘛，要杀头吗？以后小平同志收回这个话。在毛远新与邓小平同志谈话的第二天，邓小平同志把我找去，谈了十一条意见，主要是将他与毛远新谈话的情况告诉我。这次谈话后，政治局的同志见不到毛主席了，邓小平同志见不到毛主席了，王海容、唐闻生也见不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当时身患重病，身体不好，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他又不愿见“四人帮”，结果就指定了毛远新做他的联络员，并在政治局宣布了这件事。邓小平同志当时已经很困难了。
１９７５年，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毛主席写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任副书记。刘冰等人写的信，分别送给了邓小平同志和我，内容是一样的。送给邓小平同志的信，邓小平同志转送毛主席了。给我的那一封信，我压住了。因为清华大学党组织关系在北京市委，我就找迟群和谢静宜谈话。
我对迟群、谢静宜说：刘冰同志对你们有意见，你们几个书记先谈谈，人家有意见嘛，谈不拢再开个常委会，看一看能否统一起来。我还说：人都是有错误的，要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批评不对的要解释清楚，批评正确的要接受。要搞好团结。迟群表态说：回去后就征求刘冰的意见，不会有大问题。我与迟群、谢静宜谈话后的一天，在国务院遇见了纪登奎同志。他说刘冰同志提出要找他谈一谈，问我刘
冰要谈什么问题。我说刘冰对迟群、谢静宜有些意见，写了一封信。纪登奎同志提出可否看一看刘冰的信，信正好放在我皮包里，就给他看了。纪登奎同志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她回家说迟群与谢静宜在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央的８号文件不同，哪个对？纪登奎同志说迟群、谢静宜的讲话是错误的。他告诉女儿，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毛主席批评了。当时政治局开会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江青、张春桥提出为了保护青年干部，文件不要下发，可以在别的文件中点一下这个事情。８号文件就是这个文件。纪登奎同志的女儿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刘冰同志。刘冰对迟群、谢静宜的意见就更大了，在迟群、谢静宜与他谈话时，双方谈崩了。不久，李先念同志陪同外宾去见毛主席，外宾走后，毛主席留李先念、汪东兴同志谈话。毛主席说：刘冰的信矛头是对着我的（指赶工宣队、军宣队）。我就在北京，写信为什么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他。毛主席还指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迟群、谢静宜六个人开会，由李先念和汪东兴同志传达他的意见，要这六个人提出如何解决的方案。
关于在批判“经验主义”等问题上同“四人帮”的斗争大会辩论刘冰的信
大会辩论刘冰的信。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同志叫我起草一个方案。我提出的方案是，由参加六人会议的迟群主持召开清华大学的会议，让迟群传达，先开小会辩论，视情况发展再召开扩大会议。这个方案送李先念同志看后，他提出至少要搞两至三个方案，以便主席选择。他说清华大学党组织的关系在市委，要有一个由市委主持传达的方案。我在原来提出的方案基础上吸收了李先念同志的意见，加上了由我代表市委传达的方案。邓小平同志看过我上报的两个方案后，也同意我去传达，他找先念、东兴和我在国务院的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