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12-连线-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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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葛罗庞帝只有75000美元，他要求获得《连线》杂志10％的股权。这笔钱不算多，却要交换如此比例的一份股权。于是，他们要求尼葛罗庞帝给杂志写专栏，写一年时间。双方就此达成协议。他们相信，尼葛罗庞帝的青睐会有奇妙的传染性。
《连线》 第二部分第四章 反馈（4）
这想法很有道理。第一个被传染的就是普朗奇特。对约翰来说，路易斯对未来的自信本就很有感染力，起初他在濒临破产时重新启动，找到约翰做帮手时，感染力就很强。一旦有了同盟，路易斯的魅力更加难以抗拒。约翰已经开始梦想《连线》将来的面貌了。70年代当迷幻艺术的影响力达到最高点时，约翰还是洛杉矶的一名学生。贾米·欧哲斯（Jamie Odgers），他的领袖魅力导师，让他看到，流行影像的拼贴可以达到什么效果。而现在，将真实图像和人工制作的图片、将照片和插图混和到一起，不再需要剪刀、钢笔和涂料那种煞费苦心的工作，一切都可以在电脑屏幕上完成。只要操作得当，《连线》会让人回想起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同时这本杂志也会对未来的设计风格提出自己的宏大主张。
就在约翰浮想联翩的时候，尼葛罗庞帝的支持为他们带了与软件创业者查理·杰克逊（Charlie Jackson）的合作协议。杰克逊同意成为《连线》杂志的第二个天使投资人，他投入15万美元，获得10％的股份。路易斯和简的银行账户现在差不多有25万美元了。他们聘用了第一个员工维尔·克雷斯（Will Kreth），他曾经为苹果公司的多媒体实验室工作。维尔从4月份开始工作，一直没有薪水。直到6月，他才拿到100美元周薪的工资。他的朋友克里斯顿·思朋斯（Kristen Spence）曾是苹果公司的一名接待员，也跟着加入了《连线》。思朋斯对女性主义和魔术很感兴趣，她告诉路易斯，人们应该把技术工具从黑暗势力的手中夺过来，她希望对此作出贡献。在和简讨价还价之后，她得到了一星期200美元的工资。不过，她提供了自己的电脑。四人从兰迪·斯迪克罗德办公室的那个角落搬了出来，搬到第二大街一栋大楼的顶层。在把上一家公司留下的堆积如山的垃圾清理干净后，他们才可以在那儿吐口气。
路易斯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他一步步把初创团队更紧密地绑到一起。有天晚上，他和克里斯顿在办公室聊到很晚，他把《连线》杂志很少的一点股份送给她。此后，所有在杂志出版前加入的员工，他都给了股份。这些参与创造路易斯称为“数字化革命的喉舌”的人，都将成为这个喉舌的所有者。
他试图让他们明白《连线》的宏大意义。历史的曲线正处于他所谓的“转折点”上，也就是说，他们今天的行动，有可能影响人类遥远未来的命运。无论怎么强调这个时刻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他向他们讲述了无政府主义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些事件，他细致描述1886年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这个事件最终以芝加哥干草市场广场的爆炸结束。究竟是谁安放了炸弹，至今仍是一个谜，不过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被镇压了，其领导者被判绞刑。历史的结果并非预先规定，路易斯说。而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则是在新世纪的黎明投下赌注。
从他成年的第一年起，路易斯就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不过，自由意志论（仍然是一种政治教条）对现在的他来说，似乎也太狭隘了。答案并不是另一个简单重复过去的错误的政治革命。相反，《连线》所要鼓吹的，是路易斯说的自发秩序。自发秩序是人类文明中一个更好的模式，数字化革命天生具备这种特性。政府权威总是依靠媒体来操纵大众，不过，当电脑使媒体变得更加大众化时，政府将丧失其控制力。
“我真的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一股火焰。”克里斯顿后来回忆说。
盛夏时节，凯文·凯利路过新办公室。谈到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他和路易斯志趣相投，但在性格方面，他们则完全不一样。路易斯是胆汁型，凯文是血汁型。他想把自己天生的乐观情绪扩展为一门严肃学问，他热衷于揭示令世界更美好的隐密过程。最近他暂时离开《全球评论》的工作，全身心写作一本思考控制论意义的大著作《失控：新生物文明的兴起》（Out of Control： The Rise of NeoBiological Civilization）。
凯文探讨的主题其实很早就有人研究过。最初，控制论是由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提出的，他试图用数学工具来理解复杂的现象。维纳探讨了多个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反馈：一个控制论运转的循环得到一个输出，将其反作用于系统，作为输入的一部分，控制下一轮循环。控制论分析很快被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比如，维纳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杰·佛里斯特（Jay Forrester）就用控制论成功地解决了工业制造方面的问题。
1970年，佛里斯特应邀参加一个讨论“人类困境”的欧洲会议。会议的主题暗示了这个时代的焦虑，佛里斯特受到启发，他想用控制论模型对世界进行计算机模拟。他深入钻研了粮食生产、自然资源、工业增长、人口等关键性进步指标。他得到的结论是，在一百年里地球将会达到其能力极限。《增长的极限》是1972年的一本畅销书，它用通俗手法描述了由佛里斯特的同事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Meadows）夫妇构建的模型，它所传达的悲观讯息，表达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预感——现时文明具有自我毁灭性。
当斯图尔特·布兰德开始出版《共同进化季刊》时，他已完全陷入一种“拯救世界”的口吻，佛里斯特和控制论的社会寓意深深影响了他。不过，当凯文加入《全球评论》时，情绪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现代文明不会像预测的那样在短时间内迅速终结。那些心理上存在挫折感的人，总有种“末日随时来临”的启示录心态，但《全球评论》则将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引到另一方向——另类健康、私人创业精神和“自己动手”的媒体实践，这些运动有立竿见影之效。在凯文顺路去《连线》拜访路易斯之前，他已经确信，《增长的极限》关于未来的预测并不准确；它的所有预测都太悲观了。凯文相信，人类有可能存活下来，甚至活得更加强壮。不过，在向他人传递这种乐观主义情绪时，凯文发觉自己遇到某种文化排斥。因为被他视作博学而有批判思维的同辈们，往往认为坏消息比好消息更让人安心。20世纪的种族大屠杀、世界大战、因使用萨立多胺（thalidomide）而出现的畸形小孩、被污染的湖泊，还有50年核毁灭的威胁，让那些有知识的公众学会了把乐观主义当作天真无知。
由《增长的极限》引发的各种研究得出一些严格的推论，凯文对此并不怀疑。他承认，沿着已知的路线一直前进，世界将会走向毁灭。但这类趋势在生活中实际上从未实现。相反，有一些无法预知的创新会让所有观察家目瞪口呆。也许，佛里斯特和米都斯夫妇设计系统时的视野太狭窄。如果一个先前无人留意的现象延伸开来，折回到循环里，并改变一切，那会发生什么？当女孩和女人的识字率提高，她们不愿意多生育，人口模型被弄得一团乱麻，会发生什么？当后勤创新使得运输成本直线下降，会发生什么？当借助于电子网络的即时通讯使得新闻不受检查地穿越国界，会发生什么？
凯文的信念来自复杂性动力机制，来自出乎意料和不可能预测的事件。有一次，在讨论宗教和科学之关系的大型学术会议上，凯文问观众，他们能否想象一个动摇他们宗教信仰的事件，就像达尔文动摇了他们先辈的信仰一样。一个非基督徒听众想来点幽默，他大声回答：“外星人降临！”凯文并未惊慌，他猛地推出了下一张幻灯片：E。T。，地外生物（extraterrestrial）。“完全正确。”他高声说。
1992年夏天，凯文关于控制论的巨著差不多完工了。最初他以为自己对路易斯的行动的兴趣会转瞬即逝，因为他非常忙，而且对小型杂志不再感兴趣。不过，当凯文来到《连线》杂志的办公室看到样刊时，他改变了主意。他发现，路易斯不是在做一个小杂志。《连线》高调看待数字化革命，好像它是每个人的重要事件。反馈的典型过程是，放大器让较小的声音（微弱的环境噪音）循环，直到它变成巨大的咆哮声。《连线》的目标就是成为这样的放大器。
路易斯让他做执行主编。当凯文接受这个职务时，《连线》已不再是一个前卫的计算机杂志，它成了更极端的东西：试图让读者重温梦想，对未来有乐观的期待。他的到来也改变了杂志社的气氛。当两人一起合作，凯文的执着和路易斯的好斗相互作用，就像氧气遇到了火焰。
《连线》 第三部分第五章 着迷（1）
“《连线》将成为一个反向时间飞船，它穿越时间，从未来驶向现在，停在人们的脚边，人们会把目光聚集到这个飞行器上，心中充满疑问，一种强烈的冲动让他们把飞船捡起来。他们会感到困惑、着迷、心潮翻滚、被催眠。”
安德鲁·安克（Andrew Anker）的父母有四个小孩，兄弟姐妹感情很深，一起玩闹中长大。他父亲是费城一名成功的物理学家。1987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商学位后，安德鲁进入第一波士顿银行——垃圾债券领域最具创新精神的机构之一。他聪明温厚，对朋友慷慨大方。工作中流露出幽默、多变的风格。他长着一张宽大的脸，身材高大，但并不强壮，发型也弄得很随意，看上去傻里傻气，他也的确愿意被人低估。
安德鲁和公司签约时，第一波士顿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正在赚大钱，仅仅从Campeau公司一家客户身上就获得上亿美元收入。但他进公司没多久，这种高歌猛进的态势就打住了。一方面，Campeau收购了许多无法消化的公司，1989年正挣扎着逃脱破产的厄运。另一方面，第一波士顿里许多优秀的垃圾债销售员被一家竞争对手Drexel Burnham Lambert挖走了。这家公司其实也在挣扎，很快就陷入破产、官司缠身的境地，还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银行危机。
“资本主义就是这么一团糟，”第一波士顿的首席执行官约翰M。 宣尼施（John M。 Hennessy）对《华尔街日报》说，这时他正谈到他们公司的损失。
“在这个市场上，我们都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成年人。”另一高级行政官解释。
安德鲁很高兴，因为他可以肩负这个职业的重担了。“银行业务，”他曾经解释说，“就是极端年轻、极其没有经验的人运作特别大的权力——这是这一行最有意思的地方。”不过，他还是钟情于一线的管理工作。离开第一波士顿后，他参加了一次不成功的媒体创业，没多久他加入旧金山一家小银行斯特林·柏约（Sterling Payot）。他的老板鲍勃·斯梅里克（Bob Smelick）鼓励他把这家公司当作起飞平台。他可以持续观察进入这家创业公司的多种新业务，还有可能以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参与某些项目。约翰·普朗奇特错过了60年代的高潮，时不时踌躇满志；安德鲁和他一样，也是生得太晚，未能享受美国金融体系的高潮体验，比如垃圾债券、兼并收购、存款和贷款的大危机等等。不过，当他遇到路易斯和简时，他才27岁，还没到灰心丧气的年龄。
1992年夏天，路易斯和简多次与银行家遭遇，每次都灰头土脸。他们一直在阅人无数的、世故的金融圈中寻求支持，最顶峰的体验是7月的一次经历。当时尼葛罗庞帝在纽约碰到他们，然后向维罗尼斯·苏勒合伙公司（Veronis； Suhler & Associates； Incorporated）极力推荐他们的杂志，这是专门投资媒体的最强势的纽约银行之一。约翰·苏勒在一个会议厅里接待了他们，大厅墙上装饰着透明合成树脂的奖杯，那是纪念以往大宗交易的里程碑。看过预测《连线》发行量增长曲线的数据表格后，苏勒知道，路易斯对于如何运作一本杂志几乎没有什么概念，于是他从商业计划书中挑了一些细节来刁难路易斯。他故意请教发行方面的各种比值，对任何一个自诩为媒体创业者的人来说，这些数据都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但路易斯的回答却充满无知。实际上，路易斯根本不知道苏勒在说什么。真是一次让人难堪的会面。
路易斯想要讨论的是《连线》的基本概念。他想说，这本杂志将成为一种新的全球文化的代表。但会谈的主题从未离开晦涩难懂的发行量公式。路易斯陷入沉默，最后气得有些发抖。
“我想杀了他，”路易斯后来说。“我想立刻消失。”
几分钟后，他们三人来到纽约的大街上，过往卡车和出租车把污浊的废气喷到路易斯唯一的一套正装上。“你还想从这笔投资获得回报吗？”简问尼葛罗庞帝。
尼葛罗庞帝说他不想。对于约翰·苏勒恶意提出的发行量技术细节，路易斯也许还不是一个专家，但尼葛罗庞帝知道，路易斯具备某种实质上更有价值的东西。路易斯知道他的杂志会有什么样的读者，他和这些人心心相印。即便他所描述的世界一般人还看不见，但这是一种新力量，而《连线》可以充当灯塔，它所照亮的区域将成为他们自己的领地。尼葛罗庞帝给纽约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这人把办公室借给他们。于是，他们开始给其他熟人打电话。路易斯称之为“电话求钱”。但这些努力一无所获。
很快就到了8月份。简和路易斯在夏天开始时有22。5万美元。和他们最初的结余相比，这是很大一笔钱；但相对于他们的艰巨任务，这只是杯水车薪。成形的媒体公司启动一本新杂志，一般会投入上千万美元。即便路易斯和简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他们也得经常签发支票。光是获得发行商的承诺把杂志摆上报摊，就得把钱马上摆出来。一个重要的发行商说，他们必须事先垫付7。5万美元，以防止杂志卖不出去而耗费的成本。这对他们简直是天文数字。
就算杂志赢得了发行渠道，投资回报也少得可怜。即使是成功的媒体公司，其送到零售商手里的杂志也只有不到一半可以卖掉，剩下的杂志几个礼拜后只能切成纸浆。在所有中间商拿走各自的份额后，一本杂志大概可以赚一美元。而且印刷成本非常高，报摊每售出一本杂志，出版人就要多亏一份钱。要建立一个直邮的发行网络，大概要花费数千万美元。当时的广告收入少得可怜，除非阅读率增加，但那又意味着一大笔现金让人心痛地消失掉。即使是约翰·苏勒这种银行家信任的专业报人，也往往要犯许多错误。数年之后，《名利场》（Vanity Fair）和《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著名编辑迪纳·布朗（Tina Brown），和Mirimax的创始人哈维·维恩斯坦因（Harvey Weistein）在创办《说》（Talk）时挥霍了5000多万美元，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路易斯对传统的杂志经营模式不以为然。因为它不仅要耗费无穷时间来赢得读者，而且这个行业的运作基础是，编辑应该保守，应该对社会亦步亦趋。路易斯提出了一个新做法，让《连线》以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