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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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代和现代音韵学名家的研究也开始活跃，台湾在这方面更为积极一些。当前的研究集中于黄侃、高本汉、李方桂、王力这几家。
5工具书的编纂和论文索引的编录
近二十年编纂的音韵学工具书的数量也很可观。除了前文提到的《广韵》、《切韵》音系的工具书以外，还有丁声树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1981重印）、唐作藩的《上古音手册》（1982）、郭锡良的《汉字古音手册》（1986）等。曹述敬主编了我国第一部《音韵学辞典》，收词目2382条。李新魁、麦耘编的《韵学古籍述要》，收1911年以前的音韵学古籍五百余种，分为八类，各作提要。
1980年以前的音韵学论文已在《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乙编）著录。1978年以后的语言学论文数量大大增加，张渭毅、张丽娟把历年的音韵学论文编录汇集，连续刊登在第十四期以后的《音韵学研究通讯》上，为语言学工作者查检论文提供了方便。
台湾的竺家宁、姚荣松所编集的台湾地区音韵学论著目录不仅在台湾发表，也在大陆的《音韵学研究通讯》和《中国语文》上刊登，是两岸信息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6韵书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古籍的出版
《切韵》系韵书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周祖谟的《唐五代韵书集序》（1983）为最重要。该书汇集了敦煌、新疆、故宫等地所发现的各种唐五代写本、刻本韵书的残卷、残页的照片或抄本，共计三十余种，并附以考释，分析各书的本来面貌，列有多种比较表，从中看出《切韵》以后至五代韵书的发展源流。香港余永的《新校互注宋本广韵》（1993）也颇见功力，并附有索引，使用方便。此外还有张金泉、许建平的《敦煌音义汇考》（1997）。
相比于前两个阶段，本期重印的音韵学古籍也为数不少。如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版的泽存堂本《广韵》，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建宁黄三八郎刻本《钜宋广韵》，中国书店、中华书局、上海古籍等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几种《集韵》，其他还有宋本《切韵指掌图》、明讷庵本《中原音韵》、顾炎武《音学五书》等系列古音学专书等。
六、总结与展望
从以上的回顾可以看出一个世纪以来汉语音韵学走过了几起几落的曲折道路，前期第二阶段、后期第三阶段是两个辉煌时期。音韵学的兴衰与国家治乱、社会环境、学术文化潮流、教育事业都有直接的关系。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我国的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人文科学纷纷建立起来，音韵学的变革、发展是与那时学术界的整体潮流同步的。日寇侵华给我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打断了音韵学的发展势头。建国以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语言政策本来给音韵学造成良好的契机，但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却使音韵学跟其他学术一样气息奄奄。近年音韵学之所以能够重获生机并达到空前的繁荣昌盛，就是由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放弃了“以阶段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来，为各类学科提供了机遇，给了知识分子发挥才干的条件；再加上人才辈出，信息交流便利，学术社团的组织工作得力，各种因素的互相推动，把音韵学推到了一个巅峰。
汉语音韵学未来的发展前景将会如何呢？
音韵学在未来的发展，仍然取决于它的自身生命力的强弱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历史的造就与社会的需求赋予音韵学以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发展前景一定是广阔、久远的；对音韵学有影响的各种外部因素又是多变的，我们不可能为它的未来设计一个精确的蓝图，或者具体地预言它的进程；但是根据所具备的条件和当前研究动向，考虑环境因素，可以对某些发展趋向作出推测。
现代音韵学是传统的材料、方法与现代语言学理论、观念、方法相结合的产物，它在将来还需要走继承优良传统、吸收外来新鲜事物与创造新方法新理论的“三结合”道路。它的研究对象是历代汉语音系，不能舍弃古代的丰富材料，也还要继承发扬那些至今有效的古代的研究方法，并从现代语言学的眼光去重新认识古代遗产的价值，更好地发挥其效用。在今后信息高度发达的世界里，音韵学将随时与世界的语言学界发生密切联系，吸取新的理论和方法来补充、丰富自己；当今的汉语音韵学已经走向世界，许多国家有人从事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它成了世界性的学科，将在中国学者与各国汉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向前发展。
过去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是以民族共同语的发展为主线的，这仍将是今后的基本方向；但古代方音的研究已经受到重视，方音史将会进一步加强而走向成熟。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的步步深入，使人们有了更多的方音知识，对方言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认识得更加全面，为古方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依据；同时也提高了构拟历代各种音系的能力，可以预期能帮助音韵学家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汉藏语系诸语言的研究正如日中天，其研究成果对汉语的古音研究十分重要。尤其是上古音的构拟，从前以内部拟测法为主要方法，现在则有了条件进行历史比较，展宽了研究途径，甚至有可能解决一向存在的重大分歧，使学界的构拟系统趋于一致。
现代化的社会生产力给学术研究带来新的手段和装备，当今电脑的迅速普及也将大大影响音韵学，促成音韵学研究工具和方法的变革。若干年前国内已经有学者朝着这个方向迈步，目前不断有进展，其前景是可观的。
总结历史经验和研究方法是摆在音韵学家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在音韵学研究全面高速发展之后，材料的研究取得巨大成就，对古音系的了解越来越多，很需要进行经验的总结和方法的进一步审视，为以后提供借鉴。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人在做，当世纪交替之际，可以预期有圆满的结果。
我国的教育事业正在发展，国民文化水平不断提高，音韵学再不像从前那样只属于少数人，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它对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乃至于提高全民文化素质都会起重要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下，音韵学者应承担起进一步普及音韵学知识的职责，也要研究如何加强音韵学的实用功能，发挥它在文化建设中的效用。这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
陈新雄《六十年来之声韵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第三章，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隋晨光主编《中国语文索引（1952—1992）》（第二部分之“古代与通代语音”），商务印书馆，1996
唐作藩杨耐思《展望九十年代的汉语音韵学》，《语文建设》1990年第4期
唐作藩杨耐思《四十年来的汉语音韵学》，《语文建设》1989年第5期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四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王立达《汉语研究小史》第二章，商务印书馆，1959
张渭毅《汉语音韵学论文目录》（1978—1993），《音韵学研究通讯》第14—18期
张渭毅《汉语音韵学论文目录》（1994—1996）（未刊稿）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1900—1949，第二部分汉语—音韵），科学出版社，196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增订本，1950—1980，第二部分之“古代与近代语言”），商务印书馆，1983
唐作藩湖南邵阳市人，1927年5月生，1953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毕业，1954年随系调到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评委会委员、北京市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汉语音韵学常识》、《古代汉语》（合作）、《上古音手册》、《音韵学教程》、《四声等子研究》、《普通话语言史话》等。
耿振生河北望都县人，1952年生，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88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论著有《明清等韵学通论》、《论近代书面音系研究方法》、《十八世纪的荆溪方言》等。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贰二十世纪的汉语训诂学
第二章 二十世纪的汉语训诂学
更新时间2010…5…20 10：43：23 字数：27255
何九盈
站在中国语言学史的角度，回望二十世纪的训诂学历程，深感这门古老的学科，由于远因近因外因内因的种种制约，其现代化进程充满了矛盾、困惑、危机。
一、训诂学的衰落与中兴
在整个封建社会中，“训诂”二字曾因附庸经学而为士人所熟知。一个学童在读《三字经》时就已懂得：“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时至今日，不要说小学生已不知“训诂”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学生也很少有人知道“训诂”是怎么一回事了。训诂已由主题话语变为边缘话语，由千年显学变为只有少数人从事的极为冷清的专家之学。这究竟是可喜的进步呢，还是值得担忧的退步呢？从现代学术发展的大趋势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训诂学自身而言，退步中包含着进步。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是：训诂学地位的升降，关系到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一系列复杂的矛盾。梁启超说：“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页。东方出版社，1996。中国训诂学极盛于乾嘉，到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跌落下来，失去往日的辉煌，渐呈积衰之势。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使训诂学的主要根据地江浙一带战火连年，书毁人亡。同时，学术内部兴起的宋学对汉学的批判，也动摇了训诂学的显学地位。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势，宋学家指责汉学家搞的训诂之学乃无用之学、破碎之学。方东树说：“汉学诸人，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汉学商兑》39页。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一些并非宋学营垒的学者，出于社会责任感、道德责任感，也对训诂考据提出非难。如陈澧说：“今人只讲训诂考据，而不求其义理，遂至于终年读许多书，而做人办事全无长进，此真与不读书者等耳，此风气急宜挽回。”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668页，商务印书馆，1997。有的人甚至把鸦片战争的祸根，把太平天国的兴起，都归罪于考据训诂之学，这跟顾炎武等人把明朝覆灭的原因归罪于王阳明的心学一样，都是号错了脉，诊断失误。考据训诂只不过是少数学人从事的一种传统文化，文化并不是行动的主体，它不能对一个王朝的盛衰负任何责任，行动主体是王朝的统治集团和王朝所规定的制度。了解这一点很有必要，因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把政治与学术混为一谈，把意识形态与人文知识混为一谈，使学术发展经常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乾嘉而后，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训诂学就一直面临这样的厄运。
继汉宋之争而起的是今古文之争。今文派要战胜古文派，其策略还是宣判考据训诂为“无用”之学。康有为说：“自（刘）歆始尚训诂，以变异博士之学，段王辈扇之，乃标树汉学，耸动后生，沉溺天下，相率于无用，可为太息！”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713页。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现代学术、文化制度像潮水般涌进中国，世道人心大变，学风大变，科举废，学校兴，四书五经与功名利禄脱钩。经书产生不了牛顿、哥白尼，训诂也训不出飞机大炮。整个传统文化遭遇到全面挑战。自然科学在崛起，经世致用的社会科学也在提高自己的地位，往日的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一变而为“国学”与西学或旧学与新学之争。1905年《国粹学报·发刊辞》说：“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国学保存会发起人之一邓实说：“蟹行之书，纷填于市门；象胥之学，相哄于黉舍。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吾人同为此惧，发愤保存。”《国学保存会小集叙》，见《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1905）第一号。1907年，章太炎在东京举办国学讲习会，后来的训诂大家黄侃、沈兼士等人都是讲习会的学生。1912年，四川政府设国学院，出版《国学杂志》，刘师培为主要撰稿人。“国学”并不就是训诂学，而训诂学是国学的基础，人称为“二叔”（章炳麟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的国学大师都是本世纪第一代训诂大家。论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之功，刘不如章。章氏坚苦卓绝，以振兴国学为已任；在研究西方思潮，包括语言学知识方面也很下过工夫。梁启超说：“在此清学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炳麟少受学于俞樾，治小学极谨严。……既亡命日本，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清代学术概论》157页，商务印书馆，民国10年初版。季羡林也说：“章太炎在铸古今之外，又会通中西。”《国学大师汤用彤》，见《读书》1993，3。由于时代和章氏本人的局限，章氏并未建立起全新的训诂学理论体系，终其生只是一个“正统派”，晚年逐渐成为新学的对立面。他不相信出土的甲骨文，也不赞成白话文，他的弟子黄侃也反对白话文。“五四”前后的北大，新旧文化的矛盾，几乎形同水火。文科教授“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见《东方杂志》1934年1月1日，31卷1号。新派如傅斯年、毛子水等人极力贬低传统文化，鼓吹欧化。说什么“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见《新潮》第1卷5号，1919年，5月。“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怎么能够处于对等地位呢？……一两和十五两成为一斤：这个一两和这个十五两，除同为加法中的一个相加数目外，并没有对等的道理。现在西洋文明和东洋文明的比，何止十五和一的比呢！”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见《新潮》第2卷1号。在这样的思潮笼罩下，加之刘师培、黄侃等人又不能及时地将训诂学从“国学”中剥离出来，所以文字学、音韵学、语法学均已独立成科，而训诂学仍然成不了严格意义上的“学”。胡适也提倡考据训诂，1916年还写过《论训诂之学》，内容太简略，成不了体系。直到二十年代，黄侃在高等学校开设训诂学，才初步建构起训诂学的大框架。他的《训诂学讲词》是一个很扼要的提纲，内容简略。后来公开发表的《训诂述略》，是1928年在中央大学的讲稿，这篇纲领性的文献，现在还常被引用。据载，中国大学陈启彤教授著有《训诂微》一书，凡十余万言，惜未刊行。1926年陈氏去世，《中大季刊》发表了《训诂微》一文提要《中大季刊》1卷1号，1926。。朱芳圃于1928年发表《训诂释例》，解释了20多个训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