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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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方法的讨论文章出现了不少。例如丁声树的《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1952）、张世禄《汉语历史上的语音变化》（1957）、陆志韦《古反切是怎样构造的》（1963）、施文涛《关于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几个问题》（1964）、王力《先秦古音拟测问题》（1964）等。
本期出版了几种个人的音韵学论文集，其中有王力的《汉语史论文集》、周祖谟的《汉语音韵论文集》和中国科学院语言所编的《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
（二）剧烈政治运动时代的停顿
1965年以后，国内的政治运动更加声势凶猛，到1966年发展为“文化大革命”，正常的学术研究不只是受冲击，而是被迫停止了。据我们所了解，从1965年到1977年这十三年间，全国在正式刊物上公开发表的音韵学文章仅有三篇：1965年、1972年、1977年各一篇。其中1972年那一篇还是跟考古（这一学科在文革中受到特殊关照）有关的。这期间，有少数学者仍然以顽强毅力、在能够避开他人耳目的时候坚持搞一些研究，如王力写了《诗经韵读》、《楚辞韵读》，但在当时是无从公诸于世的。这十余年是汉语音韵学最惨淡的全面停滞时期，这样一个几乎是空白的年代，不同于其他任何阶段。
（三）海外的音韵学研究状况
在这近三十年时间里，国内学术上也处于跟海外隔绝的状态，对外界的音韵学研究基本上是不了解、不介绍、甚至于盲目批判。海外学者的音韵学研究仍在持续而且有重要进展，台湾的音韵学也从微弱到强盛而发展起来了。
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是汉语音韵学在台湾拓荒、开发时期。由大陆迁台的学者董同、许世瑛、林尹、周法高、高明等人在台湾的高校里开设“声韵学”课程，培养出一批音韵学人才，奠定了这门学科在台湾学术界的地位。当时大学里的教材主要为林尹的《中国声韵学通论》和董同的《中国语音史》，后者可能是最早的以“语音史”为名的专书，六十年代以后改名《汉语音韵学》；另外有翻印的王力的教材。真正的研究还是薄弱的，十几年间只有四十多篇文章发表，而且很多是介绍入门知识的短文。跟大陆情况有些不同的是，当时台湾学术界跟西方国家的学术交流较密切，去美国留学的年轻学者为数不少，移居美国的赵元任、李方桂及张琨等老一代学者也跟台湾有联系。
1966—1977年间，台湾的音韵学进入了结果、收获时期，新一代学者（包括从台湾去美国的一些人）开始崭露头角，如龙宇纯、薛凤生、梅祖麟、丁邦新等；有了本地培养的博士如陈新雄、应裕康等；他们在七十年代成为影响较大的学者。发表的音韵学文章不仅数量多起来了，而且以专题研究性的居多数。
西方的汉学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有美国的包拟古（Ｎ．Ｃ．Ｂｏｄｍａｎ）、苏联的雅洪托夫（Ｃ．Ｅ．Яхонтов）、加拿大的蒲立本（Ｅ．Ｇ．Ｐｕｌｌｅｙｂｌａｎｋ）等，日本有有坂秀世、河野六郎、小川环树、藤堂明保赖惟勤等。二十多年间，海外学者的汉语音韵学研究成果不算少，西方学者的兴趣主要在于上古音，台湾和日本学者的研究范围更全面一些。
高本汉在1954年出版了《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ｏｆ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ｉｎａｎｃｉｅｔａｎｄａｒｃｈａｉｃＣｈｉｎｅｓｅ》，这是他对以前古音研究的总结性著作，是五十年代能在我国流传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人的音韵学著作，北大曾有周达甫的中文译本油印。
赖惟勤《关于上古汉语的喉音韵尾》（1953）从上古音的韵尾分配格局、中古音的投影来分析，认为上古汉语的舌根音韵尾应分不圆唇和圆唇的两套，前一类包括鱼、阳、之、蒸、佳、耕诸部，后一类包括侯、东、幽、中、宵诸部。
日本三根谷彻对重纽又有新的见解。三根谷彻《关于韵镜的三四等》（1953）认为重纽三、四等的区别在于声母的腭化与不腭化，四等有腭化成分／ｊ／，声母为／ｐｊ／、／ｋｊ／等，三等没有这个腭化成分；与腭化成分相关联，三等与四等的介音和主要元音也会有所不同，但在音位层面上可以不计较。藤堂明保《汉语历史音韵论》（1954）则把三、四等的区别解释为介音／ｒｊ／与／ｊ／的不同。
法国的奥德里古尔（Ａ．Ｇ．Ｈａｕｄｒｉｃｏｕｒｔ）在1954年提出了去声源于ｓ韵尾的观点，推测去声字本来有能够起构词作用的后缀ｓ，这个后缀脱落了而形成去声调。
苏联的雅洪托夫（Ｃ．Ｅ．Яхонтов）《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1960）一文根据中古的晓、透、昌、审、心母等与鼻音互谐的关系，构拟上古汉语有前缀ｓ，与鼻音声母组成ｓｍ、ｓｎ、ｓ等复辅音。他认为上古汉语有ｒ作声母，中古二等字有ｌ作介音。他关于邵雍《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音系为北京音系的论点，也很值得重视。
加拿大的蒲立本（Ｅ．Ｇ．Ｐｕｌｌｅｙｂｌａｎｋ）在1962年所写的《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一文，根据汉字谐声系统中有精组、端组互谐的情形，又根据梵汉对音、汉藏同源词等，构拟上古有ｓｔ、ｓｄ等形式的复辅音，后来这些音发生了“易位”变化，ｓｔ变成了ｔｓ，ｓｄ变成了ｄｓ。他还以古代音译词为证，表明去声字在古代是收ｓ尾的。
美国的包拟古（Ｎ．Ｃ．Ｂｏｄｍａｎ）主要以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为手段，论证原始汉语有ｓｔ、ｓｄ等复辅音形式。
梅祖麟《中古汉语的声调与上声的起源》（1970）以东南沿海一些方言的读音为线索，推测上声调在中古时代是个高短调，它来源于上古收喉塞音的音节。
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1971）是一部具有集成意义的书。该书将传统文献研究成果与现代的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参考了许多人的研究成果，全面构拟上古汉语音系。所构拟的上古声母中，单纯声母有ｒ和清鼻音ｈｍ、ｈｎ、ｈｎｇ、ｈｌ等，有一套圆唇舌根音ｋｗ、ｋｈｗ、ｇｗ、ｈｎｇｗ、ｎｇｗ、ｈｗ等；对于复辅音，指出有带词头ｓ、介音ｌ等形式的复辅音。在韵母方面，认为上古没有合口介音，二等有介音ｒ，三等有ｊ；主要元音简单，只有ａ、、ｕ、ｉ四个，另有ｉａ、ｉ、ｕａ几种合元音；韵尾的拟测仍近似于高本汉，给阴声韵构拟了浊塞音ｂ、ｄ、ｇ等，还有圆唇的韵尾ｎｇｗ、ｇｗ、ｋｗ等。
美国司徒修（Ｈ．Ｍ．Ｓｔｉｍｓｏｎ）的《中原音韵研究》（1962），薛凤生的《中原音韵音位系统》（1975），丁邦新的《魏晋音韵研究》（1976）都是有影响的著作。
以上的各家以及其他学者的音韵学著作、文章，大多是到了“文革”后才被国内学者所了解，或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的。
五音韵学的鼎盛时期
——后期第三阶段的汉语音韵学（一）概况
从1978年以后，音韵学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纪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汉语音韵学的教学和研究受到广泛重视，音韵学队伍空前壮大，丰硕的学术成果令人目不暇给。这样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自然首先是由于国家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性转折，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不间断政治运动给学术的冲击不复存在了，创造出有利的学术研究条件；其次则由于教育、文化事业的建设跟经济建设一样转入正轨并高速发展，对音韵学产生了更多的客观需求；再次则是由于广大音韵学工作者的辛勤工作，创造出大量的成果，把这门学问推向更高水平。本时期音韵学的兴盛是全面的，而以下几个方面有代表意义。
1培养出大批专业人才，音韵学的教学科研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以后我国高等教育迅速恢复，并很快发展到远远超过旧有的规模。更多的音韵学专业人才一批批培养出来。由于音韵学的重要功用已经被认识到，开设音韵学课程的学校已不限于几所条件较好的老学校，许多以前没有开过这门课的综合院校和师范院校也开了这门课。专业人才的重要培养渠道是高校招收的汉语史专业音韵学方向研究生，其数量之多，可谓前人料所不及。来华留学的外国研究生当中，攻读音韵学方向的也占有较高比例。
人才培养的另一条渠道是由中国音韵学会举办的音韵学高级研修班。1986年以前，这样的班一共办了四期，培训学员三百多名，他们在高校的教学和科研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个时期的音韵学园地，有几代学者同时耕耘，前后接力。老一代的王力、周祖谟、张世禄、俞敏、严学等发表了不少新著，也把夕照余晖洒给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他们是本学科头几年的领袖人物。下一代的邵荣芬、王显、蒋希文、杨耐思、何九盈、李思敬、李新魁、郑张尚芳等相继而起，是近十年来的学科带头人。较年轻的一代鲁国尧、宁继福、尉迟治平等已经做出了出色成就，在国内外有一定声望。更多的青年一代学者正在崛起，人才济济，代表着音韵学未来的辉煌。
2有了专业的学术团体
1980年，在严学等老一代学者的倡议下，来自全国的音韵学工作者在武汉成立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音韵学专业团体，九十年代，学会会员达到三百多人。这个团体在组织学术交流、沟通信息、培养人才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它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为会员创造交流机会；前三次会议的论文选集编成《音韵学研究》共三辑，由中华书局出版；学会还曾开办专题研讨会，如1987年在江西举办纪念周德清的学术研讨会，1991年在武汉举办汉语言学国际研讨会等，论文均选编成集。学会还办了内部刊物《音韵学研究通讯》，以刊登各种信息、介绍海外动态为主，也登载一些译作。
3与海外同行的学术交流日见频繁
近年海外的音韵学研究也有可观成绩，特别是台湾地区的音韵学界，在经过前二十多年的孕育之后，出现了异常蓬勃活跃之势。1982年台湾成立了声韵学会，每年举办一次会议。培养的音韵学专业博士已有二十多人。陈新雄、竺家宁等是当前的学术带头人，该地区的专著和论文的数量比前二十八年高出好几倍。日本的平山久雄、尾崎雄二郎、古屋昭弘、花登正宏等，美国的柯蔚南、白一平等，都有所建树。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音韵学界也得到较多的机会跟海外同行交流。既了解“文革”期间及其前段海外学者的学术成果，也随时了解当前的动态，这对国内的学术发展大有好处。交流的方式，一是“走出去”，到海外访问、学习；二是“请进来”，邀请海外学者到国内讲学；三是“会上谈”，开学术研讨会时互相邀请，在会上宣讲论文，交流看法，国内学者去参加海外会议和邀请海外学者来参加国内会议的次数都不少。
二十年来还翻译或翻印了一些海外学者的音韵学论文和专著出版。影响较大的译著有高本汉的《中上古汉语音韵学纲要》（聂鸿音译）、张琨的《汉语音韵史论文集》（张贤豹译）、雅洪托夫《汉语史论集》（陈重业等译，唐作藩、胡双宝编）、薛凤生的《中原音韵的音位系统》（鲁国尧、侍建国释译）、包拟古的《原始汉语和汉藏语》（潘悟云、冯蒸翻译），翻印书有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等。
4研究方法进一步改进，材料更加拓宽
亲属语言的比较方法得到更广泛的运用，特别是在上古音的研究当中，许多学者充分利用了当前汉藏语的研究成果，重新审视以前的古音构拟，提出了不少新鲜见解。同时又把研究范围推进到远古汉语和原始汉语阶段。汉藏语系的专家也十分关注上古汉语和原始汉语的研究，出现了两个领域密切合作和渗透的趋势。
方音史的研究也别开生面。六十年代以前有少量的古代方音研究，但没有形成气候。进入八十年代，方音史的研究格外受到重视，一方面注重对于文献的古音材料从方言的角度上加以区别辨识，另一方面是从现代方言的内部材料来构拟某一方言的“原始”状态，如“原始闽语”“原始客家语”等。方言学与音韵学的结合更加紧密了。
全面利用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来研究上古音，还补充甚至修正以前仅凭传世文献的研究的欠缺，主要也在本时期开始。
在对音材料方面。不仅梵汉对音、汉藏对音等继续受重视，而且以前未被注意过的琉球译音、与国内少数民族的对音也得到充分的发掘运用。
5研究成果丰硕，发表、出版的作品激增
这是本阶段上音韵学研究的物质上的有形成就。二十年来所发表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1977年以前的成果，当时没有发表机会，“文革”以后才得以公诸于世，绝大多数是音韵学工作者近年的劳动收获。这些年，能够发表音韵学文章的刊物越来越多，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的《音韵学研究》和《音韵学研究通讯》所收的文章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文章发表在各种类型的学术期刊上，如《中国语文》、《语文研究》、《古汉语研究》、《语言研究》等语言学专业杂志，各大学的学报，各省、市、自治区的社科学刊等。跟那些容易造成社会热点话题的学科相比，音韵学的文章和著作的发表还是比较困难的，但在这样的处境下，音韵学的文章著作远胜于以前的七十年多年。下面的数字还不是十分精确的统计，但其间的对比是完全能够说明问题的：
时间发表文章篇数
1901—1922年25
1923—1937年397
1938—1949年206
1950—1954年3
1955—1964年118
1965—1977年3
1978—1987年787
1988—1996年1280
从1978年到1996年共十九年，发表的论文总数共计2067篇，为前七十七年的28倍。其中1991年一年的文章就有263篇，是1950—1977年二十八年的总和的两倍多。这个数字对比充分显示了汉语音韵在近年的辉煌成就。以下的介绍，只能概括或举例谈谈每个方面的进展，无法详细而全面地论述。
（二）上古音的研究
本时期的上古音研究，不仅仅限于内部拟测法，更重视运用方言和亲属语言的比较，在构拟方面新见迭出，注意方言和时代先后的辨别，研究范围超出先秦两汉音系而扩大到远古汉语和原始汉语，许多问题上存在争鸣而远未达到意见的统一。
1先秦声母的研究
运用文献考据方法分析上古音声类的传统，仍然保持发扬下来，主要工作是对于前人提出的某些观点加以补充或修正。如有人用更多的材料补证章炳麟的“娘日归泥”、黄侃的“照三归端”和“照二归精”，从观点上没有多少新鲜之处，影响不大。还有人从《说文》的“读若”或《释名》的声训对上古声母做了一些探索。邵荣芬《试论上古音中的常船两声母》一文否认了部分学者的“床禅合一”说，指出床、禅是两个声母。
上古声母的构拟仍然是百家争鸣。各家构拟的声母系统出入相当大，数目少的有三十三母、二十八母、二十三母、十九母，多的达二百多个声母。在复辅音问题上，否定派和肯定派的分歧依然如故，不过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