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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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1985《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
1984《汉语语法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宁继福1985《中原音韵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
潘允中1982《汉语语法史概要》中州书画社
孙锡信1992《汉语历史语法要略》复旦大学出版社
邵荣芬1981《中原雅音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太田辰夫1958《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988《汉语史通考》（日）白帝社江蓝生、白维国译重庆出版社1991
王还1957《把字句和被字句》新知识出版社
王力1956《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
1958《汉语史稿》中华书局
1982《龙虫并雕斋文集》中华书局
1985《汉语语音史》中华书局
1989《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
王钅英1986《诗词曲语辞例释》中华书局
1990《唐宋笔记语辞汇释》中华书局
吴福祥1996《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岳麓书社
香坂顺一1987《水浒词汇研究》文津出版社
项楚1991《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向熹1993《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徐仁甫1981《广释词》四川人民出版社
许政扬1984《许政扬文存》中华书局
薛凤生1981《中原音韵音位系统》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杨耐思1981《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袁宾1992《近代汉语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张相1953《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华书局
赵荫棠1936《中原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
志村良治1984《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日）三冬社
周法高1963《中国语文论丛》台北正中书局
周祖谟1966《问学集》中华书局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竺家宁1986《〈古今韵会举要〉的语音系统》台湾学生书局
1994《近代音论集》台湾学生书局
贝罗贝1989《早期把字句的几个问题》《语文研究》第1期
曹广顺1986《〈祖堂集〉中的‘底’（‘地’）、‘却’（了）、‘著’》《中国语文》第3期
1987《语气词“了”源流浅说》《语文研究》第2期
陈初生1983《早期处置式略论》《中国语文》第3期
陈治文1964《近代汉语“这”的来源》《中国语文》第6期
1988《元代有指物名词加“每”的说法》《中国语文》第1期
FrankFSHsueh1989TheMeaningofBaandBeiconstructioninMandarinChinese；FunctionalismandChineseGrammar．
高名凯1948《唐代禅家语录所见的语法成分》《燕京学报》第3期
郭锡良1980《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语言学论丛》第6期
戈弋1958《把字句的起源》《中国语文》第2期
胡明扬1963《〈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中国语文》第3期
1992《近代汉语的上下限和分期问题》《近代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
胡竹安1958《宋元白话中的语气助词》《中国语文》第3期
江蓝生1986《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语文研究》第2期
蒋冀骋1990《论近代汉语的上限》（上）《古汉语研究》第4期
1991《论近代汉语的上限》（下）《古汉语研究》第2期
1997《舌尖前元音产生于晚唐五代说质疑》《中国语文》第5期
蒋绍愚1990《近代汉语研究概述》《古汉语研究》第2期
蒋希文1979《中原雅音纪略》《中国语文》第4期
1983《从现代方言论中古知章庄三组声母在〈中原音韵〉里的读音》《中国语言学报》第1期
赖江基1986《从〈诗集传〉的叶音看朱熹的韵系》《音韵学研究》第2辑
李新魁1962《〈中原音韵〉的性质及其代表的音系》《江汉学刊》第4期
1980《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语文研究》第1期
1982《记表现山西方言的〈西儒耳目资》《语文研究》第1期
1988《宋代汉语的韵母系统》《语言研究》第1期
1991《再论〈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中原音韵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林焘1987《北京官话溯源》《中国语文》第3期
刘坚1982《古代白话文献简述》《语文研究》第1期
刘世儒1956《被动式的起源》《语文学习》第8期
鲁国尧1986《宋词阴入通押现象的考察》《音韵学研究》第12期
罗常培1930《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
吕景先1980《唐明之间汉语的被动式》《河南大学学报》第2期
麦耘1991《论近代汉语ｍ韵尾消变的时限》《古汉语研究》第4期
梅广1978《把字句》台湾《文史哲学报》
梅祖麟1981《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语言研究》第1期
1986《关于近代汉语指代词》《中国语文》第6期
1987《现代汉语选择问句的来源》《史语所集刊》第49卷第1期
1989《现代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
1990《唐宋处置式的来源》《中国语文》
1991《从汉代的“动杀”和“动死”来看动补结果的发展》《语言学论丛》第16辑
木霁弘1986《〈朱子语类〉中的时态助词“了”》《中国语文》第4期
宁忌浮1987《试谈近代汉语语音的下限》《语言研究》第2期
潘维桂杨天戈1980《〈敦煌变文集〉和〈景德传灯录〉中的“了”字的用法》《语文论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PABennett1981TheevolutionofPassiveanddisposalsentencesJCL9·1
钱学烈1992《试论全唐诗中的把字句》《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
桥本万太郎1987《汉语被动式的历史、区域发展》《中国语文》第1期
孙锡信1985《“释什么”商榷》《中国语文》第3期
邵荣芬1963《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第3期。
施向东1983《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第1期
太田辰夫1957《说给》《语言论集》第2辑
唐钰明1987《汉魏六朝被动式略论》《中国语文》第3期
1988《唐至清的被动句》《中国语文》第6期
王还1985《把字句中的“把”字宾语》《中国语文》第1期
向熹1958《水浒传中的把字句和被动句》《语言学论丛》第2辑
许世瑛1970《朱熹口中已有舌尖前高元音说》《淡江学报》第9期
1971《从〈诗集传〉叶韵考朱子口中鼻音韵尾及寒音韵尾相混情形》《文史季刊》第1、3期
1973《从〈诗集传〉音注及叶音中考中古声母并合情况》《淡江学报》第11期。
1973《从〈诗集传〉叶韵中考〈广韵〉阳声各韵之合并情况》《辅仁学报》第1期
许绍早1956《水浒中的被动句》《东北人大文科学报》第3期
雅洪托夫1980《十一世纪的北京语音》《汉语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杨建国1956《补语式发展试探》《语法论集》第3集
杨耐思1979《〈韵学集成〉所传〈中原雅音〉》《中国语文》第4期
杨平1989《动词＋得＋宾语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中国语文》第1期
1990《带“得”的述补结构的产生和发展》《古汉语研究》第1期
余健萍1957《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语法论集》第2期
袁宾1989《祖堂集被动句研究》《中国语文》第1期
远藤光晓1984《〈翻译老乞大朴通事〉里的汉语声调》《语言学论丛》第13辑
岳俊发1984《得字句的产生和演变》《语言研究》第2期
张洪年1977PerfectiveParticlesintheBianWenLanguage（《变文中的完成貌虚词》）JoｕrnalofChineseLinguistics；5·1
张惠英1982《释“什么”》《中国语文》第4期
1989《说“给”和“乞”》《中国语文》第5期
赵金铭1979《敦煌变文中所见的“了”和“着”》《中国语文》第1期
1979《“的”“地”源流考》《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周迟明1958《汉语的使成性复合动词》《文史哲》第4期
周大璞1971《敦煌变文用韵考》《武汉大学学报》第3、4、5期
周祖谟1988《唐五代的北方语音》《语言学论丛》第15辑
1989《变文的押韵与唐代语音》《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
祝敏彻1957《论初期处置式》《语言学论丛》第1辑
1960《得字用法演变考》《甘肃师大学报》第1期
1982《朱子语类中的“地”“底”的语法作用》《中国语文》第3期
蒋冀骋又名蒋宪平，笔名马由、郁文，1955年11月生，湖南祁东县人。1990年获杭州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四川联合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敦煌文书校读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研究》、《近代汉语音韵研究》、《近代汉语纲要》（合作）、《说文段注改篆评议》及论文40余篇。
第六章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语言学（1）
更新时间2010…6…8 16：07：12 字数：15415
徐通锵陈保亚
语言研究有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三大传统。十九世纪是印度传统和希腊罗马传统相结合的时代，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两大传统的研究对象都是印欧系语言，因而它们的结合也就形成了一种统一的印欧语的研究传统。中国的传统俗称小学，以字的研究为基础形成文字、音韵、训诂三大部门。虽然它在历史上因佛经的翻译而与印度传统有些接触，促进了反切的形成与发展，但基本上是在汉语“封闭”的范围内自我发展的，与希腊罗马传统没有任何联系。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印欧语的研究传统敲开了汉语研究的“封闭”大门，要求与之“结合”；而汉语的研究，由于局限于文字书面材料，思路比较狭窄，已经出现难以深入发展的危机，因而也正需要有新理论、新方法的补充。两种研究传统，一有所需，一有所求，因而中、外语言学家都在探索“结合”的途径，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和诞生于本世纪一、二十年代的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马氏文通》的出版至今正好一百年。这一百年的中国语言学，可以说是探索汉语的研究传统与印欧语的研究传统相结合的一百年，而在语言学的各个领域中，历史语言学的“结合”的成效又是最为显著的一个部门，因而借此纪念《马氏文通》出版百年之际，回顾一下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语言学的发展，总结相应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语言学今后的发展来说，不是没有意义的。
一、两大传统的碰撞和古音研究的一场大辩论
汉语和印欧系语言是两种不同结构类型的语言，以此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两大传统的理论和方法自然也大相径庭，因而要实现两大传统的“结合”也就不能不是一种艰苦的历程。“文化交流并不总是在平静祥和的气氛中进行的。比较剧烈的撞击有时是难以避免的”（季羡林，1997），汉语研究与印欧语的理论、方法的结合过程，情况正是那样，经历了一次剧烈的撞击，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伴随着“五·四”运动而发生的“整理国故”和由此而展开的一场古音研究的大辩论。
“整理国故”或“整理国学”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发起的一次颇有规模的学术活动，其目的是“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蔡元培，1919），“应该尽量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胡适，1919）。这种“科学的方法”与中国传统的小学、特别是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有重大的差异，前者讲系统、讲演绎推理，而后者重实证、重一字一义的解释。反映胡适“整理国故”思想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认为旧方法“研究的范围太狭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因而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发刊词还以音韵的研究为例具体说明比较方法的效用，认为“在音韵学上，比较的研究最有功效。用广东音可以考侵覃各韵的古音，可以考古代入声的区别。近时西洋学者如Karlgren，如BaronvonStalHolstein，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学上的许多困难问题。不但如此，日本语里，朝鲜语里，安南语里，都保存有中国古音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西藏文自唐朝以来，音读虽然变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曾变，更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中国古音里有许多奇怪的复辅音呢”。与发刊词一起，《国学季刊》还发表了钢和泰（1923）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该文认为，研究汉语音韵的材料有三个重要的来源：一是汉语方言，二是汉外语的对音与译音，三是反切与韵表，其中汉外语的对音与译音尤以梵汉对音最为重要，“梵咒的音读因为有宗教的性质，故在中国古音学上的价值比一切非宗教的译音格外重要”。紧接着这篇文章，第2期的《国学季刊》又发表了汪荣宝（1923，241，255）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认为汉语的“a”元音是自己固有的，不是像传统所说的那样，来自西域。他根据魏晋六朝的梵汉对音、日译汉音等材料，发现“同一语音，而在宋齐之后用歌戈韵字译对者，在魏晋以上多用鱼虞模韵字为之；因恍然于汉魏时代之鱼虞模即唐宋以上之歌戈麻，亦即收a而非收u、ü者也”。他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a音，不读o音；魏晋以上，凡鱼虞模之字亦皆读a音，不读u音或ü音”，认为“南山可移，此案必不可改”。这些文章开始用新的、比较的方法对汉语的音类进行语音学的考释和描写，探索汉语音韵历史研究的新途径。
汉语音韵的研究过去只局限于汉语自身的韵书、韵图、异文、诗韵、谐声等“死”的书面材料的分析，满足于音类的分合比较，既没有考虑如何利用广泛存在于汉梵、汉朝、汉越、汉藏等译音、对音中的资料，也没有考虑汉语方言、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语音演变的关系，用比较的方法对音类进行语音学的描写。这种以“死”材料的分析为基础的历史音韵研究，固然是语言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方面，但进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难以深入，因为用方块汉字记载下来的书面“死”材料只能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排比相关的资料，难以具体描述演变的规律；而且，“死材料”是“死”的，对它们的排比进行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出现“山穷水尽”的状态，因为材料用完了，排比也不可能出现新的花样。所以，汉语音韵经过清儒的研究，“古音二十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故训诂名物文字之学有待于将来者甚多，至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王国维，1940）。“等韵图的绘制，至劳乃宣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