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7-我的音乐江山-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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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更加惊叹的是，谢东自己的宣言：
——通过参与这部音乐电视的拍摄工程，一方面锻炼了自己在流行音乐整体制作上的把握能力，另一方面能够为自己今后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即使有一天我不在做歌手了，我仍可满怀信心地走到幕后，并且能够为我喜爱的影视事业拼上一阵子。
我开始关注起谢东的来历。
出乎我意料，谢东最早是想搞文学创作的，后来却不知不觉进了电视圈，跟剧组，搞节目，从打杂干起，除了服装和化装，几乎所有行当都干过——剧务、场记、灯光、道具、录音、摄像、制片、副导、策划、撰稿……
如果不是某次机遇，他可能就和歌手失之交臂了。
那是某次，去南方，为了救场，他不得不上台唱了几首当年刘欢的歌。
没有想到的是，那次，整场节目，就他这个最火。
后来，谢东还迷上过导演，投考多处，临了还是自费到中央戏剧学院进修了一年导演学业。
这一段经历，对谢东的人格定位和心态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文章写得挺好：三教九流的人际交往使谢东体味到什么叫人群、人心和人情；五行八作的演练使他明白了什么叫本能、本份和本事；纷繁变幻的节目磨练了他的艺术感觉和判断力；四处奔走的生活使他懂得做什么事都容易也不容易。
谢东自己说：当你一踏入社会，便没有人再怜惜你小了。
而我想说：尽情欣赏别人的每一场戏，也努力演好自己的每一场戏，可能是我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能够做到的最高境界。
很多年过去了，关于谢东，一直有很多传闻。他创建的东东艺要包装歌手，经营演艺，还说要拍戏，但是，渐渐销声匿迹了。
谢东自己出头露面的机会也少了，偶尔能听见他极富个性的高亢嗓音，和戴娆低回萦绕的磁性吟唱回旋在某些电视剧里。
后来，听说他和戴娆终于分手了。
有一次，在十年流行音乐颁奖会上，我遇见了戴娆，她高声叫着我的名字。我看见她惊人的美丽，和惊人的憔悴。我草草地回了一声，那些时候我很忙乱，还没有想好下一步该做什么，因此也没有太过理会她。
再后来，听说谢东喜欢电影，要去电影学院进修。但不知道怎么搞的，混了个假文凭。我就想起我的文凭。自从北大俄语系不开眼，让我退学，我就对文凭就很敏感。北大九八年百年校庆，学校亲自发请柬让我回去，我左边坐着校团委书记，右边坐着学生会主席，风光无限；回到俄语系，系副主任说，当初真该让我转系，又说，我们系的新生都以你为榜样，我就更加飘飘然。在此基础上，我对文凭更有一种追逐到邪恶的渴望。
我经常走过中关村大街，面对那些卖假文凭的人，很多次想追根究底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出那些曾经带给我非常大伤害和梦想的硬纸壳的。我看见翠绿的树木一点点倒下，变成高楼大厦，周围匆匆行过表情雷同，容色疲惫的人群，我就想，人生就是他妈的走过场，我们都在避免成为龙套，但小时候的鸿鹄之志，面对长大后的残忍现实，是多么苍白无力，一张小小的文凭，岂能承担这中间的万般辛酸。
去年冬天，我应四川音乐学院的邀请，回去当客座教授。我的好朋友，华西都市报的钟洋说，他要搞一个金堂县的柑橘节，问我能不能找到歌手，楚头不能太高的那种。我想了想，说，你不是跟谢东很熟吗？
成都变化很大，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消费城市，数不尽的灯红酒绿，玩不够的纸醉金迷。很多老街拆得干干净净，我只能到一些年代十分久远的公园，才能找回一点童年记忆。这让我很怀疑，我到底有没有过故乡。
每天我都用半天时间来教课。我把十几年的经验和心得，列成非常详细的教程，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述着。我遇见了很多的庸才，很少的天才，他们都急于从我身上知道外面的世界，而我，已经和外面的世界渐渐远离。
过了两天，钟洋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谢东在骂我，你来帮我说说他！
他为什么骂你？我说。
《我的音乐江山》 岁月蒙太奇岁月蒙太奇（6）
我他妈好心好意请他来演出，他一下飞机，就被记者围着问那些敏感问题，他就急了，非要认为是我张罗的，我操，我真他妈冤枉啊。
你把电话给他，我说。
哥们，你好啊！谢东在电话里无比热情，让我很意外。在我印象中，我跟他的确交往过，但并不是非常熟，很大程度上，是神交，是彼此欣赏，而不是喝酒吃肉的铁哥们。
你好你好，最近怎么样？
没什么，挺好！我看见你在写东西，很好啊！我也在写，我在写剧本！
我惊讶之极，不是为谢东惊讶，而是为这个圈子还有人惦记着这些。其实，音乐圈喜欢影视，并且搞出名堂的也不少，比如高晓松，导演当得越来越熟练，又比如妮喃，好几年前就人嚷嚷着要去当导演。但是，作为一线的歌手，作为万众瞩目的明星，能激流勇退，下来干这个，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毕竟，歌手站在台前，几分钟，十几分钟的所得，可能是导一部戏，写一部二十集乃至更多劳动都不能比的。虽然谢东早就涉猎这一行，但我还是不能相信，他情愿放弃台前的万金一曲，而要选择炼狱般的写作。
回北京以后，咱们找时间见见，好吗？我说。
好！谢东回答得非常干脆。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华西都市报是这么写的：
——前晚8时30分，歌手谢东突然现身成都会展中心。11月初因未支付所购奔驰车的分期付款，谢东被车商告上法庭，之后便从“人间蒸发”，在媒体及朋友面前玩起了“失踪”游戏。据悉，谢东此行是赴金堂参加一个演出。
当晚，谢东穿着一身黑衣，不多的头发在脑后扎成马尾，且衣领竖起来遮住脸。谢东已十分消瘦，此刻的他则像流浪汉似的站在停车场黑暗的角落里。谢东走得很慢，低着头，让人无法看仔细他的脸。面对记者的问候，他不转身也不抬头，且始终一言不发，在朋友的引路下径直走到车边，慢慢上车。
据悉，谢东早已将手机转移到秘书台，除了一些与演出有关的留言他会回电外，其他朋友或媒体的电话一概不接。
我回北京后，跟谢东有过几次短信接触。我们彼此聊了一些，尤其是文学。这也让我惊诧，因为我认为，这个圈子距离文学很远，距离名利很近。但当我初涉真正的文学圈子，才发现，在某些方面，这两者有着惊人的共同之处。
谢东给我发了个剧本的梗概，说有机会看能不能合作。这个剧跟音乐圈有关，但并不是单纯靠揭露黑暗面来吸引眼球，而是从人性出发，音乐只是一种载体，真正的东西，还是比较深沉，内在的。这是我喜欢的东西，是沉得下来的东西，我认为。
我跟谢东发了个短信，希望一见。我说，音像世界的吴总编可能也会找你要照片。但谢东没回，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他不想我写得太多呢？我想，我并没有出格。我没有去写他令我非常感兴趣的身世，他颇为传奇的身世，他一些比较隐私的东西，跟我所掌握的材料相比，我只是写出了他的冰山一角。他是如此坎坷，如此精彩，就这一抹冰山，也在苍茫的人海里，反射着绚丽的光彩，只是，要有心人才能发现罢了。
我想，我们曾经在名利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于是本能地想往回走一点，回到自己真正的舞台上。我通过写作，发现了回归内心的精彩，谢东也是。他的剧本写得熟练，精彩，深刻，大大出乎我对当代歌星文学水平的想象。当然，在命运的淡入淡出间，我早就不是一个只能写词的音乐人，而谢东，早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流行歌星了。
我又想，我们其实是很脆弱的，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都会灰飞烟灭。宇宙间最牛逼的东西只有一个，那就是：时光。万物都让它玩弄着，导演出一幕幕天差地别的阳光旧事，但我们依然渴望拥有更多的它，渴望这短短的几十年能留下点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讲，歌手们不会是龙套，而是时光选中的主角，他们不是庸俗意义上的戏子，而是生命的使者，给我们留下某些鲜红，翠绿，明亮，黯淡的痕迹，让我们的生活随时充满纪念，让我们能够回到从前，意淫着打败衰老，哪怕这只是善意的自欺欺人而已。
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这个世界，无数的大戏不断串场，翻卷，无数蒙太奇穿梭着，跳跃着，组成繁杂而纷乱的现实。我不能把握太多，所以更加珍惜今天的每一个瞬间。在很久以后，当我再次听到邓丽君，童年就会浮现眼前，温馨浅淡，安宁平和；而更多人如果再次听到《笑脸》，九十年代的青春就会回到他们身边，让他们明白，岁月飞逝，名角亿万，一切都会过去，而留下的，只是落幕时那倏忽而逝的一点怅然。
2004…4…10
《我的音乐江山》 岁月蒙太奇那一夜的烟花（1）
洛兵
我早已决定，要给你写这样的一篇文章，但不是在那个愚人节，而是在五个月之后的中秋。
有谣言传说，北京今年气温降下来的时候，会出现第二波SARS浪潮。我不知道会不会像第一波那样，给我们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那一夜，我在广州，除了周围暗暗漫卷的病毒，还有郭亮发来的一个短信。那天是二零零三年的愚人节，我当然不会相信他。
郭亮写道：虽然今天是愚人节，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今天下午六点钟，张国荣在香港中环跳楼自尽了。
很多事情已经与你无关，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就会比较干净，比较整齐，不会被纷乱的世界恣意打扰。这可能是很久以来你一直想要的，但也未必。人们总是从自己的立场对你加以各种臆测，我也一样，虽然我是那么不愿意跟他们为伍。世上充满了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能多想，想到尽头，就太没劲了。生命说到底只是一种异常卑微而苟延残喘的东西，却还有一代代的生灵为了它极尽残忍，卑劣，艰辛之能事，这是一种多大的讽刺啊。
你可能想通了，所以走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又是多么的勇敢。
而你长久以来在生命和死亡这个主题上，给予我的启迪，恐怕是圈子里所有人都不能比拟的。
那一夜，我在广州。广州人民很坦然，我每天打车去珠影做电视剧后期，遇上的二十几个出租车司机都不害怕，也不戴口罩，说SARS就像流感，中招的机会微乎其微。只有一个司机心事重重，在我遵循交警教导主动扣安全带的时候，他幽幽地来了一句：算了，没用，挡不住的。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觉得他说得很诗意，很阴柔，甚至有些不合时宜，在广州这个平民主义和享乐主义把持的南国商业都市。
那一夜，我不准备给郭亮回短信，因为他头一天骗了我。他说他手机没电了，但有非常重要的消息告诉我，要我回一个电话。我马上去回，里面传来一个小姐很沉痛的声音：这里是爱滋病和性病防治所，您要是爱滋病咨询，请拨1，性病咨询，请拨2……所以我不相信他，我觉得他的把戏很拙劣，他肯定喝酒了，撒的谎才会这么没有技巧。
那一夜，我干了很多活，和广州的哥们一起狂吃海鲜，狂饮海风，很是舒坦。我突然发现，七年不来，我已经深深爱上了广州这个地方。哥们劝我观赏某个楼盘，并且定居下来。我真有些心动。跟北京处处天价的公寓相比，广州的楼盘诱惑巨大，不一而足。
那一夜，我住的影星宾馆很吵，我准备换酒店。正跟曾瑜打电话求救，王磊的电话来了，紧急采访。我说，不可能，他说，新华社已经证实了。我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在电话里声音很响。我老婆茫然地看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窗外，亮丽得过分的霓虹下，压路机正在拼命工作，要赶在广交会前完工。它可以压碎每个过客的影子，让这条不知道通向何处的大街白白净净，宛如待宰的羔羊吗？
也就是在那一夜，华灯初上的时候，Leslie在中环的文华东方酒店二十四楼纵身一跳，把自己粉碎在经纪人陈淑芬眼前。而遥远的巴格达，空中亮起了无数绚丽的烟花。这是两个关于死亡的美丽景象，和日渐恐怖的非典型肺炎一起，成为全世界最为关注的三大话题。
很久以前的那一夜，我很单纯，我还没有被北大开除，还不在北大边缘的时候，我很喜欢《Monica》这首歌。它在我们当时能够听到的流行歌曲里，宛若刚劲的天籁，又像狂热的青春号角。
大一，我喜欢班上一个女生。但是我们系的苏联外教很操蛋，上课的时候一本正经，晚上就去学生咖啡屋调戏她。有一天让我看见了，我很不忿，要上去讲理，被他们两个一米八五的大个子围着，借着酒兴拉拉扯扯，我胸前别的一枚纪念章被他们扯下来，扔上了屋顶。
你们丫等着，我丢下一句话，转身找高年级的求助。
高年级的来了，除了用比我熟练的俄语跟他们交涉一番，也没什么起色。那时候苏联很牛，看待中国，就像北京人看待穷山沟里的打工仔一样。
第二天，那个女生把我约到海淀街里，抱怨我，为什么要让那么多人知道这件事。我突然心灰意冷，明白我跟她肯定是到尽头了，虽然我们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
我很郁闷，但也兴奋，觉得更像个诗人了。我其实迷恋诗歌比迷恋女孩更甚，但为了有足够的动力，我必须很痛苦。我不知道，这种境况会像SARS一样蔓延，污染了我的整个大学时代，最后让我的学业窒息。
那段时间陪伴我的，除了红金龙白金龙香烟，就是《Monica》。那是在一盘后来被称之为盗版合辑的磁带上，翻过来，覆过去，我就爱听这首歌，我觉得那个叫张国荣的家伙很疯狂，又很悲伤，这种格调在我失恋的时候就是圣经，在缓解我忧伤的时候，可以给我积累更多名正言顺的痛苦。
女生后来有一次来找我，正遇上我喝得醉醺醺，跟着这首歌哼来哼去。她说，你那么没出息，还喜欢张国荣。我说，张国荣怎么了，人家是巨星。她轻蔑地一笑，你知道吗，现在流行的是张行了！是《迟到》！
我是迟到了，我吃力地说。到处都在旋转，女孩穿了条淡紫色的裙子，她妖娆地扭曲在裙幅里，宛若一个淫荡的妖精。这就是《Monica》记载的她，虽然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淫荡。我想伸手拉她一下，但只是扶住了床架。有人在旁边笑，听不出是谁。张国荣唱到高潮处，声嘶力竭地，一遍一遍地莫妮卡，莫妮卡，莫妮卡……我费劲地摇着头，慢慢失去了那个淡紫色的背影。
给你讲这些，想说，那个时候，我是你的追星族。
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
而现在，我依然是。你如此神奇，用一个个神秘的圆圈，给我暗示，让我在这个清冷的秋夜突然明白了很多。那时候，你的生命正在绽开，而我的爱情死了，四年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