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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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洋大学堂的学习条件
1895年北洋大学堂创办后，学生一切费用全免，书籍、纸张、笔墨，以及食宿费都由国家供给。此外，每月还发给学生膏火费白银一至七两不等，随年级的升高而增长（每两白银合1。4－1。5 银圆 ）。主要原因是当时社会大多数读书人仍视科举为正途，对所谓“西学”不大承认。所以盛宣怀在创办时即规定对学生一定要给予较高的待遇，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报考，以保证教学质量。十年后（1905）随着科举制度废除，学习西学风气的逐渐推广，发给学生的“膏火费”也就越来越少了。
初创时期，学生所招收的地区，以江浙、两广、河北及天津市为多。家庭经济情况多为中产或下层，多数学生经济并不富裕，取自家庭用费常较其它学校少。北洋大学堂因系官办，经费充裕，一切学习费用、食宿均由学校供给，每月发给膏火费。为鼓励学生读书，举行月考、季考，成绩优良的前几名给予奖赏。
老校友回忆，当时学生平均年龄较大，功课特紧。此外，北洋大学堂的生活还有两个特点：一是统舱式的宿舍；二是自己组织“膳团”。
别的学校，住宿条件都是几个学生共一间，而北洋大学堂是几十人共一大间，却又分割成一人一小间。原来那时北洋大学堂的宿舍，是就武库（军械库）改建的，类似大轮船的“统舱”。两排长方形平房，四面有窗，向南中间开一大门。平房内部，用六尺多高的木板或板墙，分隔成若干约六尺宽、五尺深的小房间，用蓝布帘隔开，中置一走廊。每间向着布帘置一木床，床前成直角置一书桌，而在两间之壁，开洞置一电灯（再早为一盏油灯）作照明之用。除靠在窗前走廊的一排外，白天非用电灯不可。一大间的中间是起坐处，中置一大火炉，因为板壁并不到顶，此炉使全宿舍温暖而有余。另外有空屋子作为盥洗间。初进学校的一定得住‘黑间’，年级渐高，就可迁住较好的临窗房间。在自修或就睡时，把布帘拉上，就没人扰乱。围聚在起坐处又如一家人。
北洋学生的膳食，最早由学校统一办理，后来交学生自己组织“膳团”经营。当时学生主要来自江苏、浙江、湖南、湖北、两广、河北各县及天津市。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多为中产和中产以下，他们可根据自己的口味和经济条件自行组合。每设一膳团，其房屋、桌凳、锅灶、水电，以及厨司、采购等，均由学校供给。
北洋学生勤奋好学，刻苦读书。每日上下午有八小时在课堂，晚间三小时自修。课程紧、作业多，星期日学生多半还要读书；校址远离闹市，学生几乎不进市区游逛。都是专心求学，对每门功课认真钻研。有些学生家在天津，离校不远，但因潜心苦读，往往一个学期也只回家两三次。
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高，受重视。1899年，北洋大学堂有了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钦字第壹号）的获得者，就是毕业于北洋大学堂法律学门的王宠惠，后来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他的哥哥王宠佑，也于同期从北洋采矿冶金学门毕业。
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委派大臣张亨嘉、陈宝琛会考北洋大学堂毕业学生，列出最优等3名，优等8名，中等4名。北洋大学堂始终以重质不重量的作风，蜚声于世。
成批的北洋大学优等生，直接进入美国大学深造。
北洋大学堂的教师待遇
北洋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全部经费由国家拨款。仅头等学堂每年所需经费就达白银四万两左右。
教师待遇也是相当优厚的。1898年头等学堂 （大学本科）教师薪金共计白银2。16万两，占全年经费3。9万余两的一半多。
学堂当时为了强调“西学”，保证教师质量，所聘请的外籍教师的收入和生活待遇，都超过他们在本国的水平。比如担任专业课的外籍教师月薪可达白银200两，约合280银圆（合今人民币2万元）；教授外文的华人教师月薪100两左右，约合140银圆（合今人民币1万元）。管理人员待遇：华人总办，月薪银200两（合今人民币2万元）；而普通办事员“司事”月薪银30两（合今人民币3千元）。
北洋大学堂在开办后的头3年间，聘用洋人分门教习3－5名，汉文教习2名，华人外文教习3－6名。以后随着学门功课门类增多，教习人数有所增加。1897年吴稚晖即担任汉文教习。教习的待遇比较优厚，但是洋人教习与华人教习的薪水银差距很大。洋人分门教习月薪银200两（合今人民币2万元）；相当于华人外文教习月薪的两倍。
二等学堂（附属高中和预科）教习待遇低。华人外文教习月薪银50两，约合75银圆（合今人民币5千元）；华人汉文教习月薪银20两，约合30银圆（合今人民币2千元）。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部分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3）
上海南洋公学的学习条件
1896年春，盛宣怀又奏准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公学”这名称，是由盛宣怀参照国外惯例而定。经费由盛宣怀主管的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两家捐助，每年十万两银子，这也是向外国学来的。当时西欧一些国家学校的经费就是半由商人资助（公助）、半由官方付给（官捐），统称“公学”。当时我国海岸线的划分，黄海、渤海称为“北洋”，而长江口以南（东海在内）直到福建广东台湾称为“南洋”，所以盛宣怀在上海新办的学堂称为“南洋公学”。
学生食宿一律公费。所以清寒子弟很多愿来报考。
南洋公学计划中设置四院，创办之初，仅开师范院一班。第一批新生于国学素具根底，有些人已是秀才、举人，所以他们入学后一般不再修国学课。师范院新生的中文程度很好，但对于西文、西艺几乎一窍不通，录取入学后仍不断考核，评定等第，实行淘汰制，不合格者除名。南洋公学师范院，开创了中国现代师范教育。
学生不仅不交学费、伙食费，且享受数量不等的津贴和奖学金。兼课的师范生还另外加薪水。住宿条件是几个学生共一间 —— 中学六人、预科四人、本科二、三人共一间。
师范生课程有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学生毕业后或留校任教，或出洋留学，或从事其他职业。师范院学生日后有成就者颇不乏人，著名的有章宗祥、钮永建、孟森、雷奋等。
1898年春又设立“中院”，相当于中学，也分4班，毕业后可升入上院。中院课程有国文、外文、数学、史地、博物、理化、法制、经济等。
南洋公学的“上院”相当于大学，其课程从1901年才开始。
师范院、外院、中院的学生都在学校寄宿。由于外院学生年幼，学校特聘美国人福开森博士为“监院”，另选若干名师范生协助。在这位洋监院的管理下，学校纪律极严。学生遇到师长，必垂手站立，鞠躬行礼。早晚均有人巡查，随时随地有师范生手执两尺多长的竹爿监视其旁；上课时亦有人在窗外查看，见有不认真者，一一记下，课后罚以面壁，或打手心以表示儆戒。学生就寝，有两名师范生值宿，半夜还要查铺。
学校很重视学生体魄的锻炼，有体育课和军训。并于1899年举行了第一次运动会，这在上海轰动一时，不仅市区，就是远郊、乃至苏州都有人专程前来一睹盛况。
此外，南洋公学还在1899年秋开设了译书院，聘请张元济为主任。严复翻译的《原富》，就是首先由这里出版的。译书院又附设“东文学堂”，就是日文进修班，招生40人，专学日文翻译。
1900年庚子义和团事变，北洋大学堂的一些学生因避战乱，从天津乘船来上海，转入南洋公学就读。于是又添设铁路班，这是南洋公学开始设立工程科系，也是多年后改组为“交通大学”的滥觞。
1901年“南洋公学”又创办“特班”，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班”，目的是培养高级人才。聘请翰林院编修蔡元培为总教习。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等，均为“特班”学生。
南洋公学教职员待遇
到1902年，南洋公学教职员薪水总额达到每月 2368 两白银，待遇是很丰厚的。
外国教员（洋员）的薪水明显地高于中国教员。
例如公学总理（教务长）何嗣焜月薪 100 两白银（合今人民币1万元），而洋“监院”美国人福开森月薪为350两（合今人民币3万5千元）。教员的待遇比较优厚，但是洋人教员与华人教员的薪水银差距很大。一般洋人教员月薪为100—200两白银（合今人民币1万—2万元），相当于华人教员月薪的两倍。
师范生做兼职教员者，除免费食宿以外，每月另给津贴 40 两白银（合今人民币4千元）
两度浩劫下的京师大学堂
19世纪末年西方出版了一本英文的《世界各大学概况》，书中介绍远东的大学只有两所，就是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和大清国的京师大学堂（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书中并刊登了京师大学堂的校舍马神庙的外景照片。
京师大学堂是维新变法的产物，但是命运曲折坎坷。1898年11月至1900年6月这一年半期间称为“戊戌大学堂”。这两届只有一、二年级大学生。大学堂设仕学馆（相当于干部进修学院），让举人、进士出身的京曹入馆学习。然而“京曹守旧，耻入学，赴者绝少。”原定招收500名大学生，然而最后总共不到200人，没有培养出一个毕业生。这是一场流产的办学。所谓“戊戌大学堂”实际上仍然是一座封建官仪式的“书院”罢了。担任经史课程的教习大多是翰林院的腐儒，官气十足，教学水平低下。
史载：1900年义和团兴起，对于“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差等，共有十毛之目”，凡是义和团认为是“二毛子”的华人就都成了“刀下鬼”，杀无赦。京师大学堂作为假洋鬼子兴办的“洋学堂”，被义和团视同“洋教堂”一样对待。义和团“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子，用者辄置于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民搜出，乱刀并下，皆死于非命。”（引自《拳事杂记》，载《义和团史料》一书。）京师大学堂校舍被义和团横扫后，设为“神坛”；学堂关闭、师生流离，部分未及逃脱的中国教习，被当作“二毛子”遭到义和拳民杀害。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师大学堂校舍又被视为义和团的据点，而受到外国征服者的占领和摧残。经此两度浩劫，以至于建筑残破、图书、仪器设备荡然无存。
八国联军入侵，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国人愤慨至极。因而1901年冬“迫于时变，维新之论复起”。
1902年10月和11月，恢复京师大学堂，从全国各省选送，分两批招生。先招速成科——仕学馆和师范馆，共录取新生182名。凡被选送的考生，由所在省府发给去北京的川资和治装费。例如，湖北省选送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考生4人，共发给川资白银400两，每人另发给治装费白银50两。
1902年12月17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大学堂举行入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此后，京师大学堂以及后来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每年都以这一天作为校庆纪念日（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大学的校庆才改为每年的5月4日。）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部分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4）
京师大学堂的教员薪俸
京师大学堂基本上沿袭了同文馆的规矩，洋人教职员的待遇明显高于华人。但是，华人教员的薪水比同文馆有所提高。我在中国历史档案馆查到有关资料，举例如下——
20世纪初年，洋总办兼洋教习邓罗，月薪1013两5钱4分；税科专门洋教员阿得利，月薪285两8钱8分；白浦月薪258两5钱；税科华员助教黄厚诚，月薪147两9钱4分。
又，华人总办（教务长）陈銮，月薪180两；提调（管理员）关景忠月薪13两5钱；国文正教员高超，月薪80两；国文副教员蒋用嘉，月薪60两。（摘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学部·财经·卷216·大学堂全堂员司薪水》等清册）
当时白银1两折合1。4银圆，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
京师大学堂学生的优惠待遇
“京师大学堂”待遇很高。据师范馆大学生俞同奎、王道元等回忆：满清朝廷对于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是当作候补官员培养的，所以养尊处优。学生一概公费，供给食宿。标准是：每人一间楼房；自修室二人共用一间。伙食丰盛：早餐是面食和粥；中晚两餐，每桌８人，六菜一汤；冬季四菜一火锅，荤腥俱全。每月有月考，前几名给以１０银圆左右的奖金。冬夏二季，各有公家发给的一套操衣；其他服装可自备。多为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为。
初入学堂时，据传毕业后分别等级，给以“进士”和“举人”出身，并以六、七品官阶。到张之洞继任管学大臣，乃确定毕业生一律给予举人出身；其考列“最优等”者，以内阁中书尽先补用，并加五品衔；“优等”者以中书科、中书郎补用。但毕业生必须在教育界服务５年，方能回原衙门候补。于是，“学问”成了“仕途”的敲门砖，学堂成了官府的附庸。
1903年5月京师大学堂又把“同文馆”归并进来，成为译学馆，据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毕业生陈诒先回忆：京师译学馆仅办五级，每级分为即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系，于宣统三年（1911）结束，归并北京大学。译学馆授课情形，为每晨6点兵式体操。一小时操毕。吃粥以后，为外国语言三点钟，午前授毕。12点午饭，下午为普通课程，5点钟完毕。晚饭后自修二小时，9时后入寝。寝室分为五斋。甲、乙两级学生住校，为免费生。丙级半住校半走读，入学时交费一学期，第二学期丙级同学100人，学期考试在前25名者免费。
学校伙食颇为丰盛，每桌坐七人，四盘四碗，有鸡有鸭，也有鱼肉。饭厅之中间，置数方桌，上为酱萝卜一大盆，红大椒一大盆，小磨香油一大盆，多数同学自取酱菜大椒食之。
在译学馆读书五年中，为皮黄戏全盛时代。前门外粮食店之中和园，有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诸名角，戏资一千六百文，合1角6分钱。怀有2角钱即可听最好之戏，以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