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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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3月26日写给沙汀的信中说：“我在整风后写的小册子过几天就寄给你。因为现在身边邮寄的钱都没有了。我们仍是供给制，发了津贴仍常常很快就化光。不过住在城外，进城的时候非常少，身边经常没有钱也多少感到不方便。”
可是，这就和接管政策中的原技术人员、文化人全部“包下来”对他们实行“保留工资”发生了矛盾。也就是说，“留用人员”拿的“保留工资”和党政干部的供给制之间，有了一个很大的差距。
大学校长、教授、专家、工程师、名演员，一律拿“保留工资”，用国民党的金元券折合老区人民币，再折合新人民币，他们的每月收入都在200…500元不等。而从解放区来的和地下党的党政军干部，在一段不短的时期还是供给制，后来改为工资制，也还是“低薪制”，货币收入 （现金） 要比老专家、名演员的低。夏衍在回忆录中分析道：
这样，党政干部和业务（技术、学术等）人员之间，就有了各自的看法。举个例，有一次陈老总请刘伯承同志在他家里吃饭，潘汉年和我都在座，饭后闲谈，这两位大将军都在愁穷。陈毅同志孩子多，家累重，钱不够用；刘帅则说他想买一部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一问价钱，就只能放弃了买的念头。陈毅同志风趣地对我说，老潘可以靠小董（董慧，她的父亲是 香港巨富），你则有版税和稿费，你们都是老财，我们当兵的都是两袖清风。
可是另一面，拿“保留工资”的却有另一种看法。他们说你们 （党政干部） 住公家的洋房，有汽车，有办公室，有不花钱的秘书，出差旅费可以报销。我们呢，搭一次电车、打一个电话、也得自己掏钱。
在欢庆解放的热潮中，大家都自觉地服从政策，表面上平静无事，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疙瘩，或者说是矛盾，我认为是和解放初期的这两种制度的并存，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引自夏衍《懒寻旧梦录》第610…612页，三联书店1985年第1版）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1）
（十五）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
1945年８月中旬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国民政府从“陪都”重庆迁回南京，同时开始接收敌占区的巨额敌伪物资，掌握了许多黄金、外汇和资产，共达２３亿美元。
这一年９月２４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了“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规定此前主要发行于上海和华东、华南沦陷区的伪中储券２百元兑换法币１元；１１月２１日又公布了“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规定此前主要发行于平津和华北沦陷区的伪联银券５元兑换法币１元。
这都提高了法币的地位。
美国又向国民党政府提供２０亿美金的援华物资，使得法币通货膨胀的缓和出现契机。
但是，由于政府腐败无能，巨量的国家资产流失，被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在短期的表面稳定以后，法币的地位又迅速下降。
国民党官僚腐败透顶
抗战胜利并未使中国人民跳出苦海，众多官员假接收敌产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这种“接收”实际上是趁火打劫，所以文化人讥讽为“劫收”。
老百姓讽刺腐败官员“三羊开泰、五子登科”：所谓“三羊开泰”即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就是仰仗和投靠西洋美英力量、喜爱东洋日本的“敌产”、搜刮银圆美钞等现洋；所谓“五子登科”即“劫收”敌产的车子、房子、金子、料子和婊子，贪污腐化，就是霸占汽车、洋房、金条、原料（衣料和建筑材料等）、甚至“劫收”敌伪官僚原有的二奶、姨太太、妓女等，吃喝嫖赌、肆无忌惮。［注：另一种说法略有不同：“三羊开泰”为捧西洋、骂东洋、抢大洋，“五子登科”为贪污所接收敌产的金子、车子、女子、房子和票子。出处见于1946年１１月１９日重庆《大公报》徐盈文章注。］
“光复区”人民怨声载道。平津一带流传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就是对国民党“劫收”的写照。《大公报》写道：
“无数千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家不得聊生”。
加之国共和谈破裂，发动内战，军费猛增，印行大量新法币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平津地区市场大动荡，物价扶摇直上：1946年1月，面粉125—130元（法币）1斤，5月每斤面粉涨到325元，12月达700元，到1947年7月已增至5100元，12月则涨到7000元。其它布匹、煤炭、食油、肉蛋等生活消费品价格也同样飞涨。
“底薪”和“实际薪津”
我国40年代的非常时期，关于工薪阶层的收入状况，产生了两个反映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
实际薪津 ＝ 底薪 × 薪金加成倍数 ＋ 生活补助费基本数
“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法币的“底薪”为基数，根据物价上涨的指数（或生活费指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成的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一次调整，所以“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
如1946年12月，薪金加成倍数是11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是17万元，所以底薪为法币600元的教授实领薪金（600元×1100＋170000元）＝83万元，可买23袋（每袋44斤）合101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600元。 副教授月薪法币400元，实领薪金（400元×1100＋170000元）＝61万元，可买18袋（合79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200元。一个月薪法币100元的小职员，实领薪金（100元×1100＋170000元）＝28万元，可买8袋面粉。这样的生活水平总比抗战时期好些。
但是好景不常。到1947年5月上旬，物价陡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薪金加成数”是18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但是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还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底薪150元的助教，实领的薪金61万元，不够买4袋（176斤）面粉。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还是望尘莫及。
教育部于1947年8月发给大学教师每人实物差额20万元，还不够买半袋面粉。1947年9月，又以12万元1袋的优惠价格，每人配售面粉两袋（88斤）但4个月以后即行取消。
抗日胜利后北平的经济危机
1945年11月，中央银行宣布：强令伪联银币按5：1的比例兑换法币，北平的老百姓手中的钞票变得更不值钱。不到一年，国共和谈破裂，人们重物轻币的情绪被再次刺激起来，囤积风进入千家万户，金、银、布匹的价格带头飞涨。
随着“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北平的市场物价愈发不可收拾。1947年8月20日，北平《新民报》刊登每袋面粉（兵船牌）价格法币21万元。到1948年8月20日，每袋面粉已涨到法币3150万元。一年之间，粮价上涨149倍。同行之间的银钱往来，对小额钞票是成捆计数，没有多少人去详细查点。
1948年8月19日中央银行发行了“金圆券”，规定以三百万旧法币兑换金圆券一元，下令把民间所有金银外币兑为金圆券；然后又实行冻结生活指数，实行所谓“八·一九限价”即强制规定：物价不能超过8月19日的市价。这个不切实际的允诺，实际上是一句糊弄老百姓的空话。不到两个月，物价更加急剧上涨，引起了全国狂涛一般的抢购风潮。
北平的市面上也出现了成群结队抢购商品的现象，市民“重货轻币”，一些小商贩已经彻底停业；有的还怀着一线希望，在门前贴出“修理内部，择吉开张”或“筹备复业”等告白；开门的一些商店也大多是店门半掩，有的用布帐勉强遮住空空的货架；由于时常停电，夜市也不得不关闭。不仅是小商店顶不住，就连“瑞蚨祥”这样实力雄厚的百年老店，也在1948年10月底以“修理门面”的名义停止了营业。“当铺”的损失最为惨重，全都“止当候赎”，以至于典当业全部消失。市场一片混乱。
两个月后，1948年10月31日，国民党行政院又下令粮食依照市场价格自由购销；六大城市的配售粮食仍由政府输送；油、盐、糖、布等由中央主管部门统筹调节；民生日用品，则授权地方政府参酌情形核本定价……。
然而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已经不是一纸空文所能挽回的。
北平市民生活极端困难，就连吃饭都成问题。作为一个初级消费水平的城市，粮食始终占据北平商品销售额最大比重。 1947年以后北平的粮食成为投机倒把的主要物资。 到1948年，北平的人口超过200万，年需粮食约十亿斤。到1949年解放前夕，全市经营粮食的商户共有1313家，居各行业户数的首位。经营大米白面的称作“米面庄”，经营五谷杂粮的称为“陆陈行”，代理买卖的叫做“粮栈”。在天桥、广安门、西直门三处各有一个粮食行业交易市场。奸商与贪官勾结，哄抬物价；在“钱”与“权”双重压迫下，老百姓有苦难言。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2）
1946—1948年北平粮价狂涨
这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即将崩溃的时期，就物价而言，则是举世罕见的狂涨时期。
北平市顺义县保存着1946年7月—1948年10月农贸集市的粮食价格记录。单位为：每小斗（15市斤）法币元。
民国35年（1946年）：
7月18日 玉米1200元。7月22日 白玉米1900元。
8月4日 黄玉米2000元。8月20日 小米3700元。
8月22日 白玉米2300元。8月28日 白玉米2450元。
9月19日 小米4000元。
10月 4日 黄玉米3200元，白玉米2800元。
12月11日 大米11000元。
民国36年（1947年）：
1月 9日 大米12000元。1月27日 大米2万元上下； 玉米3000元上下。
3月28日 大米21900元，白玉米4100元。
6月28日 黄白玉米3。2～3。3万元，小米4。3万元。
7月10日 小米4。6万元。8月23日 白玉米2。9—3万元。
10月4日 小米4。3万元，玉米3万元上下。
12月13日 黄玉米6。5万元，白玉米5。8万元，小米11万元。
民国37年（1948年）：
2月5日 玉米11。6万元。2月15日 黄玉米12万元，白玉米11万元，小米17万元。
4月3日 玉米21万元。4月26日 白玉米28万元，黄玉米30万元。
5月12日 白玉米45万元，黄玉米48万元。5月22日 白玉米52万元，黄玉米58—59万元。
7月16日 小米315万元。7月24日 黄玉米300万元，白玉米300万元，小米440万元。
8月8日 玉米325万元。8月10日 玉米335。5万元。
8月12日 玉米350万元，小米620万元。
10月8日 玉米1200万元，红薯3万元一斤。 （引自《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3期）
其间，玉米价格上涨了整整一万倍。
1946—1949年四川物价水平
不仅在平津地区、沪宁杭地区，从原来“大后方”的四川重庆大事记，也可见这一时期的奇特现象：
民国35年（1946年）：
1月 7 日 布匹遭沪货冲涨，各大帮纷纷囤进，故价浮升，阴丹本日自11万升至12。4万，天伦阴丹自9。6万升至11万。
4月5日 渝（重庆）物价波动，其中土产品、粮食更形紧俏。公共汽车票已由 150 元升至 250 元，报费增加 100 ％ ，印刷费增加170 ％；
4月20 日 重庆粮价继续上涨，上熟米每担涨至2。4万元，美钞l元涨至法币2000元。
5月20 日 政局沉闷，投机商多做新打算，重庆市场花纱随金价上扬。20支双鸡由158万元涨至170万元。
7月5日 松贝由405万元升至460万大关，大黄上升万元。
12月3日 重庆市物价继续上涨，百货因申价、交通费涨价，衬衫、毛巾、丝袜上涨 3000 至 5000元。
民国36年（1947年）：
1月8日 重庆市物价连日上涨，粮价波动最大，昨日上等河熟米每石3。3万元，比前天上涨3000元。
2月10日 在通货不断发行、金钞猛涨的刺激下，外帮及居间商大量纳货，造成棉纱空前大波动，价格猛涨百万左右，市场情况异常混乱。
5月5日 成都米价连日上涨，本日发生抢米风潮，若干米店被抢。
6月10日 6月上旬重庆市趸售国货价格总指数为1。2万倍，上海为3。4万倍。
7月22日 成都零售物价总指数自民国26年至37年6月底，10年间计高涨1。5万倍。
10月23日 重庆市物价自5月起至10月10日止，五金上涨 425 ％ ，木材上涨 468 ％，燃料上涨 343 ％，衣着上涨 280 ％ 等等。
民国37年（1948年）：
1月15日 重庆市因外部资金回流，银根由 13 元的高档降至 9 元，却像一阵急风，马上刮起了涨潮，棉纱由 3。4 亿一跃而为3。8亿，布匹各色皆乱涨10余万元，纸、香油皆急起直追。
6月4日 成都米价新双市石已经突破 1400 万元，人心不安。
6月17日 重庆米价傍晚若干店铺高至850万元以上，更有高价1200万元，市民感受无比威胁，发生抢米风潮，被抢米厂、米店达70余家，失米 7000 余石。
7月8日 重庆煤价本月1日起由每吨 310 万元增至 890万元，3日起增至 1270 万元，5日起又增至 1630 万元，市民深感焦虑。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3）
7月10日 重庆花纱布又掀起涨风，棉纱市价今晨以6．5亿元开盘后，节节上升，连破7亿、8亿两关，到午盘升至8。2亿。
7月11日 成都报业印刷工资谈判未协，本日各报均被迫停刊。
8月4日 重庆趸售物价指数7月份为192。8万倍。
8月8日 重庆自来水价，每担由4万元调为18万元，加上力资，平均每担为20万元。
11月9日 飞机轮船票价均相继调整，照原价增加200％，财政改革已面临失败边缘。
民国38年（1949年）：
1月9日 宜宾中原纸厂、乐山嘉乐纸厂因物价高涨，停止生产，职工失业。
3月2日 金圆券不断贬值，500和1000元大钞大量出笼，各军政机关又将所领到的经费（金圆券）投人市场抢购金银、镍币、布匹、纸烟等货物，物价猛涨。按1948年8月币改前为基础，3月份生活费指数为3500倍，公教人员待遇只及105倍，高中教师月收入只等于 1．6 块银圆。
夹江造纸业有槽户500余家，近因物价上涨，被迫歇业，工人生活陷于绝境。各地煤铁业亦因此倒闭停工。
4月1日 因政府大量发行 5000 元和 l万元票面额的金圆券，并发行5万及10万元的定额本票，物价疯狂上涨。
4月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