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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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１０块钱，住了石库门楼房的一层，有电灯、自来水，这不算贵。若是在繁华地段的房租要高出一两倍呐。虽然离开上班的地方远，每月要花３块钱车费，平均每天１角，乘坐两次公共汽车或电车，还是划得来的。
每月伙食费１１圆，合每人５圆５角。３块钱粮食，大米每斤６－７分钱，共计买４４－５０斤米，先生吃饭多些，夫人胃口小点儿。７块钱菜金，每天合２角３分，还不到７０个铜圆（当时上海市场上银圆是主币、铜元是辅币；每块银圆兑换２百－３百个铜元）。当时一两个铜元可以换一只鸡蛋。荤菜：猪肉、牛肉或者鸡肉每斤大约２角多钱，豆油每斤２角钱，白糖每斤９分钱、食盐每斤６分钱，青菜萝卜之类每斤２－３分钱，等等。
燃料１块钱可以买１５斤火油（煤油），每斤７分钱。烧饭煮茶都用它，合每天消耗半斤。
衣服每年６０圆是不能省的，鞋袜帽子都在内。夫妇每人总得置办两三套普通服装罢，每套１０圆以上。一双皮鞋至少也要５圆。
杂费也是不能省的：肥皂每块５分钱；寄信邮资本市３分、外埠４分；理发每次２角；娱乐费每月至少要１圆，随便看一场电影（当时又叫影戏）每张入场券２角或３角，每个月两人总要看两场。否则人生太枯燥了。上海滩的交际应酬费最难以捉摸。
参照：1933年上海工人生活状况
到１９３３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略微有所提高，通常为１６。７圆到３３。３圆，一般约为２０圆。普通的工人家庭（双职工）年收入平均达到４００圆以上，比前几年有所增加。在抗日战争以前的１０年内，大致上名义工资年增长率为３。１％，扣除物价上涨率２。２％，实际收入每年增加０。９％，市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这种趋势到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战时经济政策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大为下降）。
至于专业熟练工（占工人总数的１５％左右）、邮电职工、印刷业技工、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年收入可达６００圆以上（月收入５０圆以上），达到“小康”水平。生活消费明显增加，相当部分用于子女的教育费、服装费、娱乐费，以及居住比较好一点的住房。
中级职员和（大专毕业的）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专业作家、律师、一般演员等（通常称为自由职业者）家庭境况比较好些，四－五口之家月收入一二百圆以上者，可以住两三间房子，月租金２０－３０圆，伙食费４０－６０圆。常常雇佣一个女佣操持家务，女佣的开支除了供给一日三餐（约合６－８圆）、安排住宿以外，另给月工资４－５圆；每年需多花费１２０－１５０圆。这样的家庭逐步进入“中间阶层”，成为社会中坚。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8）
一、食物
家庭伙食费用每户年均２４１。５４圆，占总支出的５３。２％，也即每个成年人每天最低食物费用为２角钱。其中主食为：大米和面粉１２９圆；早点（大饼、油条、糍饭糕、包子、馒头等）３１。４圆，每个成年人每天最低早餐费为３分钱。蔬菜、豆类４２。３圆。肉鱼禽蛋３９。９圆，其中鲜猪肉每户年均消费为４１斤；水产鱼类年均５５斤。调味品（油盐酱醋、白糖、料酒等）为２５。４圆。其他为５。３圆，例如水果、花生、瓜子、红枣、桂圆等。
１９３３－３４年间上海市零售物价为：一号籼米每斤４。８－５。６分，鲜猪肉每斤２角８分－３角１分，活鸡每斤３角２分－３角９分，鸡蛋每斤１角７分－２角，豆油每斤１角２分－１角７分，猪油每斤２角７分－３角，食盐每斤８分－１角，白糖每斤１角８分－２角１分，等等。一个馒头（２两）价一分钱，上海人爱吃的大饼油条也是一分钱。
二、住房
房租费用每户年均３７。８５圆，占总支出的８。３％，在３０５户工人家庭中，住楼房者６０％，平房３４％，草棚６％，每户平均１。６５间，平均每间两个人（或一大一小）。也就是说，每个房间都有一、两张床铺，够拥挤的。铺设木地板的占６２。３％，一般是在楼房上；而平房多无木地板，水泥地占１３。４％，砖土地占２４。３％；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家没有专用厨房（灶披间），而在过道甚至天井（露天）里烧煤球炉子做饭、烹调。
三、穿着
衣服鞋帽费用每户年均３４圆，占总支出的７。５％，这３４圆“仅仅够上层社会买一双高级牛皮鞋”。
工人家庭多半是选购廉价的棉布，由主妇自己做衣服，或者买来衣料请普通的裁缝制作。中等身材的成年人做一套单衣服装（长上衣长裤子）加一双布鞋，共用布２丈左右；一件女衫５尺布、一件南上衣８尺布；因此购买布匹的费用将近２０圆。１９３３－３４年上海市零售价格，细布每尺９分－１角钱，棉花每斤４角５分－５角钱，线呢绒每尺１角４分－１角６分钱。所以，做一件单衣只要１－２块钱、做一套服装大约５－６块钱就可以了。
四、燃料
燃料费用每户年均２９圆，占总支出的６。４％，主要用来烹饪和照明。烧煤炉的燃料以劈柴、煤球为主，烧煤油炉和点煤油灯则全用煤油。上海市零售价格煤油每斤１角一分，煤球粉每担（百斤）１角５分。只有九分之一的家庭有电灯。
五、杂项
其他嗜好、教育、文化费用每户年均１１２圆，占总支出的２４。６％，其中茶叶烟酒费用为２０圆。香烟（普通的金鼠牌）每盒５分钱，每条４角８分钱；普通茶叶每斤３角３分钱。
教育程度：在３０５家的户主（平均年龄３４岁）里面，上过小学的有１００人，占３３％；受过初中教育的２０人，占７％，其他４０％的人所受教育不满一年。３０５户的工人子女中，仅有一个人是大学生，每年学费８０圆。
订阅报纸的家庭仅有１６户，占５％；绝大多数家庭保持敬神祭奠的传统习惯，每年化费４圆，而锡箔费每户２圆。从农村带来的迷信、愚昧等陋习尚有相当大的市场。文化素质还是有待提高。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9）
１９３０年上海市产业工人数为２６万３千人。周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工人数：无锡市为７万人，苏州市为６万人，宜兴市为１２万６千人，武进市（常州）为１万６千人，南通市为１万３千人，镇江市为９千人，南京市为１万８千人，杭州市为１万６千人，芜湖市为１万５千人……，共计约６４万人。总之，３０年代以上海市为中心，在长江三角洲地带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现代工业区，为当时东方最大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而这一地区的现代中间阶层和产业工人的兴起，为当时新文化提供了革命动力和新鲜的血液。
１９２９－１９３４年，上海市社会局对于上海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进行了持续５年的跟踪定点调查。考虑到区域、行业、年龄、人口、收入、消费、文化程度、兴趣爱好等项目，随机抽样３０５户工人家庭（共１４０１人，平均每户４。６２人，其中就业人口２。０６人；通常是一对３０岁左右的工人夫妻加上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平均“等成年人口”为３。３人）。逐日将生活费记帐，坚持数年，加以整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这３０５户工人的行业分布为：纺织业６０。３％，搬运业（以及行贩）１１。６％，机器及建筑业９。５％，饮食业７。８％，化学工业６。４％，其他，水电业、印刷业４。４％，基本是按照上海各行业比例。
居住区域为：沪东２１％，沪西４２。３％，沪南１８％，沪北５。９％，浦东１２。８％，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根据１９３４年出版的《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辑）所列出的数据，可以看到１９３３年一个典型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不妨与上述１９２８年的统计资料作一比较）：
1933年上海市一个典型的工人４口之家（合３。３个“等成年人”）每年生活费４５４。３８圆，合每月３７。８７圆；也就是说，每个“等成年人”每月最低生活费为１１圆５角。基本生活费用分为５大类：
日常食物５３。２％，房租８。３％，衣着７。５％，燃料６。４％，杂项２４。６％，这５大类，成为几十年来统计生活费用的基本项目。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1）
（十一）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
独立人格往往需要独立的经济关系为后盾，四大自由必须以社会经济选择的自由提供保障。“海阔任鱼跃”和“笼中鸟有翅难展”都可作此解。虽则经济的富裕有时伴以精神的贫乏，然而思想自主权和表达权必须有基本的生活条件支撑。
早在１９２３年鲁迅就公然宣称：“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或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鲁迅又指出：“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争取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北京第一版１６１－１６４页）
鲁迅这段话已经说过了七十多年，鲁迅研究早已是首屈一指的显学和官学，然而，关于“鲁迅和要紧的钱”、关于鲁迅本人为经济权所作的“韧性的战斗”、关于鲁迅经济生活背景的考据和分析，长久以来却被专家们所忽略或回避。
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有一点突破。本文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实证的方法、而非纯思辩的方法。重在揭露事实真相，耻作无稽空谈。
以简约、明确著称的《鲁迅日记》中，贯彻始终的主要部分是他的“经济权”明细帐。鲁迅本人对于金钱的关心程度，远远大于几代鲁迅研究者。专家们经常引证《鲁迅日记》中交友、聚会、往来信函的记录，却很少注意他的金钱收支帐目。本文试图从这些枯燥、琐碎、而又频繁出现的银钱数字中，从另一个新的角度解读鲁迅。
我认为：离开了经济生活的鲁迅，决不是完整的鲁迅。
本文主要根据《鲁迅日记（１９１２－１９３６）》和新发现的《鲁迅家用帐（癸亥年、甲子年、乙丑年即１９２３．８－１９２６．２）》以及《鲁迅家用收支帐（１９２６．９－１９２７．１２）》，参照有关史料，如民国经济史、货币史、出版史、教育史、民俗史等，并对当时北京、上海等地知识阶层的生活环境（衣食住行、校园教室、书市报摊、茶室饭馆、娱乐场所的费用）加以考证和简要分析，试图说明“经济权”对于鲁迅一生的重要性，以及鲁迅如何摆脱“官”的威势、“商”的羁绊，傲然超越“权”和“钱”，从而保持了他的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
鲁迅的经济来源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生于浙江省绍兴。幼年家境从小康陷入困顿。1898年周树人17岁时，母亲变卖首饰筹集８块银圆的路费（当时１块银圆约相当于百年后70元人民币），供他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免学费、膳费，每月还有少量津贴。实习期三个月内有津贴３百文（相当于３角银洋，即今人民币３０元），以后逐渐增加，第一年有２两银子（当时１两＝１千文）。不久转入路矿学堂，1902年１月毕业。在这期间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他从菲薄的津贴中用５百文（５角钱）买了一本严复译述的《天演论》。
1902年４月赴日本留学。据鲁迅回忆：“记得自己留学时候，官费每月三十六圆。”（引自《华盖集续编》）而根据周作人的回忆：“鲁迅那时的学费是年额四百圆，每月只能领到三十三圆。”（引自《鲁迅的故家·鲁迅在东京》一书）。
1905年他的二弟周作人２０岁时也到日本留学。1907年周氏兄弟合译《红星佚史》，得到稿酬２百多圆，合同上注明千字２圆。（据《周作人回忆录》第201页）。同时周树人还有一些著述和译文出版，后来收入《坟》和《集外集》等。
周树人在日本留学时期花费很多钱买书。据统计，当时购买的德文书籍共127种，贵重的如《世界文学史》１０圆，便宜的如裴多菲小说《绞吏之绳》５角。购书占据生活开支的首要项目，并成为他一生最大的嗜好。
这时周树人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并准备从事新文学运动，但却于1909年夏天由日本回国。主要原因是家庭的经济负担。后来鲁迅在《自传》中说：“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在家乡做教员，月薪约30银圆。
辛亥革命后，1912年２月周树人到了南京，由挚友许寿裳推荐、应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之召，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部里供应食宿，此外每月发给30块银洋津贴（按购买力估算，当时１块银洋＝今人民币50元）。由于政局变化，中华民国定都北京，4月底周树人北上，8月定职为教育部四等“荐任官”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注：林志浩《鲁迅传》误为“第二科科长”应更正，参看《鲁迅研究资料22》第34页。）月薪２百多圆，后来增加到３百圆（按购买力估算，20年代国币１圆＝今人民币35－40元），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一直到1926年８月离开北京。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徘徊了各有半年以后，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成为中产阶层的自由职业者，以卖文为生，经济收入得到保障，度过了他富裕而又艰巨的后半生。
鲁迅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下列四方面：
（１）公务员收入
中华民国一成立，周树人就由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录用，在教育部担任公务员（1912－1926年），时间长达14年多；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起初津贴费６０银圆，不久月薪定为二百银圆，后来增加到三百银圆。但是北洋军阀政府由于政治腐败、扩建军费、挪用公款而经常拖欠部员薪水和教育经费，到1920 年以后尤甚，如：1921年拖欠半年，1923年12月31日才发给本年３月的薪水，1925年１月才发给前年７月分的薪水等，不一而足。最后鲁迅离开北京时，北洋军阀政府还欠他两年半的薪水。鲁迅曾如此感慨：“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