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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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２年二十四岁时于北京保和殿应试考取进士、入翰林院充庶吉士（那时毛泽东郭沫若等刚诞生）。甲午年即公元１８９４年二十六岁时授职“编修”。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维新不久，他目睹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屠杀“六君子”、罢免维新官员数十人，痛感满清朝廷“无可希望”，遂抛弃官职回故乡绍兴就任“中西学堂”监督，自认为“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１９０１年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后来又任中国教育会长兼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他首先订立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编撰体例，每一课文稿酬（编辑费）５角钱。……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2）

　　　　为了开拓现代化的道路走向世界，当时出国留学或考察蔚然成风，大多是公费官派，名额有限；所去国又以日本为多，欧洲很少。已经三十七岁走入“下半生”的蔡元培，毅然辞职赴青岛从头学习德语，准备留学德国。　　　　
　　　　１９０６年他闻讯北京翰林院有“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急忙赶到首都，但这个计划搁浅了。蔡不甘心，再三联络，向当时我国驻德国公使孙宝琦申请，欲随同前往德国在使馆兼任“半职”差事、半日在柏林大学听课，以遂赴欧洲留学的心愿。这时，他已是临近不惑之年、必须抚养妻儿四口、负担甚重的一家之长了。　　　　
　　　　孙宝琦答应每月助银子３０两，合４２银圆。于是在１９０７年春末，蔡元培随同中国驻德国公使，由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莫斯科到达柏林。但是公使馆只应允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和薪金。居柏林，大不易！　　　　
　　　　眼看财路不济，怎么办是好呢？蔡元培作了一个当时可称大智大勇的决定：既不求“官费”也不用老家变卖家产筹画“私费”，而以在国外“爬格子”著述编译所得稿酬、编辑费，自筹留学费用。据我所知，这乃是我国最早的知识阶层中，采取“爬格子”半工半读方式而获得成功的第一人。　　　　
　　　　他通过同年同乡挚友张元济先生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按照千字３圆（编译）和５圆（著述）的标准，每月致稿酬一百银圆（约合今六千元）。一部分汇款到德国给蔡元培作为留学费用，一部分交国内妻儿四口作为家用。　　　　
　　　　蔡元培一不靠官、二不靠商，完全自食其力、自行其是。他严格遵守了协议，留学期间著述不辍。根据今天所能看到的蔡元培稿酬帐单，１９１０年商务印书馆汇付给他１６２１德国马克，合国币九百圆；支付国内蔡夫人国币２５０圆；代付购寄书报等费用为国币４６圆，连同历年余额尚结存二百圆（当时一块银圆可买４４斤大米、约合今人民币６０元）。　　　　
　　　　几年以后柏林的生活费用更降低了。据１９１９年初由官商资助到德国“考察”的梁启超记述，他在柏林住一旅馆“今所居极安适，日租金５０马克，可称昂贵，然合中国银只得一圆耳”，这位后来担任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维新人物又在通信中写道：“此次赴德，觉学费之廉出人意外，现一圆可易五十马克，每学生得三十或四十圆（即一千五百或两千马克）尽可从容度日，国内大公司如中原公司之类，每年能出资五千或万圆，可派学生十人或二十人。”（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此后“少年中国学会”的宗白华等人，步蔡元培后尘陆续留德。　　　　
　　　　辛亥革命时，蔡元培归国，应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召，首任民国教育总长。１９１２年４月赴北京，７月拒绝与袁世凯合作而坚决辞职。　　　　
　　　　１９１３年蔡元培又赴法国，商务印书馆继续约稿付酬，以编译费支持他在欧洲游学考察。这时他“爬格子”的稿酬增加了：每天以一半时间编著一千字，每月三万字可得二百圆，即千字７圆。　　　　
　　　　从１９０７到１９１５年，蔡元培先后旅欧留学几年期间只靠“爬格子”半工半读，撰写了《世界观与人生观》《文明之消化》等论文，寄给商务印行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发表，还根据在德、法进修得到的新知识，结合国情编著了《哲学大纲》《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艺术谈概（欧洲美术小史）》等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　　　　
　　　　１９１６年冬，蔡元培由欧洲归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首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力主“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当官僚、不做政客；不酗酒、不抽烟、不杀生”的八戒进德会。在他的教导感化之下，一扫满清京师大学堂以来的封建官僚腐败习气；脱胎换骨、风貌一新。五四运动前后，　　北京大学成为了“民主与科学”的堡垒，新文化运动的摇篮。……而这一切，是跟蔡元培旅欧留学期间接受的新思潮分不开的。　　　　
　　　　蔡元培在德、法留学多年依靠“爬格子”为生的亲身经历，影响深远；此后，他特别尊重和爱惜“爬格子”的人才，这有他一系列言行为证，举不胜举。不妨称之为“爬格子情结”吧。……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爬格子”的新文化闯将，都是他在北大时期一手扶植起来的。特别对于比他年轻十三岁的鲁迅。蔡元培在民国教育总长任内，举荐初出茅庐的周树人（后来的鲁迅）为教育部公务员主管美育，月津贴６０圆，不久定月薪三百圆；他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聘请鲁迅为中国小说史讲师；他在大学院院长任内，又聘请鲁迅为特约撰稿人，月津贴300圆提供“爬格子”的优越条件。这些，在鲁迅一生的几个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鲁迅很念此旧情。　　　　
　　　　１９２３年蔡元培为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发表《不合作宣言》，愤然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７月举家赴西欧。这次的费用，仍由商务印书馆采取约稿致酬的办法，使他有固定收入。约请他编写师范和高中所用《哲学纲要》等教科书，并为《东方杂志》撰写论文及杂记。每月致编译费２百圆、调查费１百圆，共计３百圆。　　　　　　
　　　　现在留存商务印书馆张元济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６日给蔡元培信的手迹：“兹送呈全年薪水计银二千四百圆。又敝公司遇有研究之问题及调查之事项、拟求我公担任顾问，亦荷俯允，兹将全年薪水一千二百圆一并送呈，统祈察入。”蔡元培在欧洲期间，写了《中国之文艺中兴》和《简易哲学纲要》等。１９２６年２月由欧洲回到上海。……　　　　
　　　　蔡元培开风气之先。从他开始，在国外以著述编译所得稿酬自筹留学经费，采取“爬格子”半工半读方式而获得成功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的信念是：　　　　
　　　　　　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独立精神（周有光语）；　　　　
　　　　　　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行为，自由达观（宗白华语）。　　　　
　　　　　　　　　
　　　　李大钊论经济权　　　　
　　　　在五四运动的闯将们中间，李大钊是第一个关注人民生活状况和经济权（生存权）的学者。1919年12月他在《新生活》第19期上发表了一篇《物质和精神》的短文说：　　　　
　　　　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精神界的权威，也保持不住了。　　　　　
　　　　同时他在《大联合》与《生活神圣》两文中支持北京各校教职员为争取和捍卫自己的经济权所做的斗争。他说：　　　　
　　　　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己成了一个大联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职员也发起了一个联合，对于全国教育的根本和个人的生存权，有所运动。我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更与学生连络起来，造成一个教育界的大联合。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　　　　
　　　　此次教职员因薪水问题罢业，许多人还是拿冠冕堂皇的话来责备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也有些人觉着因为吃饭问题罢业不好意思似的。我以为倒是光明磊落的要求生活权，是一件很体面、很正当的事。不要套些假面具，把生活神圣的光华遮盖了。（引自《李大钊文集·下》第174176页）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3）

　　　　李大钊不仅关注教师学生的经济（生存）权，而且关注劳工的经济生活壮况。他在1919年3月写了一篇《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是他访问的结果，其中说：　　　　
　　　　唐山煤厂的工人，约有八九千。……他们每日工作8小时，工银才有2角　（注：每月工资6　银圆）……把两星期的工在一星期做完，其余一星期，就去胡吃狂饮、乱嫖大赌去了。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慰安他们的劳苦。……工银太低，所以他们必须把数日的工夫，无昼无夜地像牛马一般劳动，才能积得一圆半圆钱，好去嫖赌。（原载《每周评论》1919年第12号）　　　　
　　　　李大钊于1924年9月写了一篇《上海的童工问题》，其中引用“上海外人自治会”的调查资料说：　　　　
　　　　上海的下层劳工　（如苦力、人力车夫等）　的所得，比中国任何地方算是较高的。平均计之，苦力月得　15　圆，人力车夫月得　8　圆。而一人及其妻眷的生活费，最苦的亦月须　16　圆，　　　　
　　　　方能过活。今其所得，最多者且不过15　圆，上海苦力及人力车夫的苦况，可想而知了。（　引自《李大钊文集·下》第　790页　）　　　　
　　　　“独立进款”的理想　　　　
　　　　１９２２年５月，蔡元培和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早期知识阶层的政治独立宣言。他们起草了一个政治纲领，提供给大家批评、讨论。联合署名者还有陶行知、梁漱瞑、李大钊、陶孟和、丁文江等共１６名教授学者。　　　　
　　　　他们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包括：　　　　
　　　　（１）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２）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参看《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第１７－２１页］　　　　
　　　　在讨论中，２８岁的赴英国留学生金岳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４－５日），文中提出了他的四个希望：　　　　
　　　　第一，他希望知识者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也就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依附于任何权贵的势利，而实现自己的独立人格。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上唱歌。”　　　　
　　　　第二，他希望知识者不做官（这跟蔡元培的“八不”进德会主张一致），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也就是不受官场的约束，而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　　　　
　　　　第三，他希望知识者“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也就是不要成为商业的驯服工具、金钱的奴隶。　　　　
　　　　第四，他希望知识者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他认为：“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地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参看谢泳《逝去的年代》第５０页、第１９０页）　　　　
　　　　这表达了中国现代早期知识阶层的“经济独立”的要求。　　　　
　　　　《新青年》同人为何不要稿费　　　　
　　　　鲁迅从１９１８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和《随感录》以后，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闯将。但是，当时《新青年》杂志是不计稿酬的。　　　　
　　　　１９１６年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月刊时曾宣布：“来稿无论或撰或译，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译文）二圆至（撰文）五圆”。（合今人民币１００－２５０元）。起初《新青年》发行量只有一千份；第二年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后，销路直线升到上万份，不断再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但是，到１９１８年《新青年》启事：　　　　
　　　　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简章业已取消，所有撰译，　　　　
　　　　　　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　　　　
　　　　　　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　　　　
　　　　　　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　　　　
　　　　鲁迅应钱玄同之约投稿于《新青年》，恰在此时。我查遍《鲁迅日记》和有关史料，确实不见《狂人日记》《随感录》等作品的稿酬记载。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4）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回忆：“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启明（周作人）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引自《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可见《新青年》编辑部跟北京大学文科（后来的文学院、国文系）基本上是一套班子的人马。为什么《新青年》竟然提出取消稿酬呢？有两个缘故。一方面，他们决心发起新文学运动，为社会尽义务；另一方面，他们都已经得到丰厚的经济生活保障。　　根据《１９１９年１月份北大教职员薪金底册》所载：陈独秀任北大文科的“学长”月薪300银洋（合今人民币12000元），胡适任文学教授月薪280银洋（合今11200元），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银洋（合今4800元）。……他们构成了五四时代我国第一批新型的“中产知识阶层”。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也自认如此。就是这种一不依附于“官”、二不依附于“商”的经济自由状况，成为他们言论自由的后盾。自己有了足够的薪水钱，才能摆脱财神的束缚；自己有了足够的发表权，才能超越权势的羁绊。　　　　
　　　　鲁迅当时在中华民国教育部担任公务员，月薪300银洋，与陈独秀相等。所以他也甘心情愿为《新青年》义务写稿，不计报酬。何止如此！仔细数来，从１９１８年直到１９２２年，也即鲁迅创作《呐喊》《坟》《热风》中大部分作品的那几年《鲁迅日记》中，都不见一次稿费的记载。　　　　
　　　　另有资料表明：１９１９年，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月收入都在２百－３百圆之间，周作人任北大教授兼国史编纂处主任，月薪240圆。又，２０年代初，郁达夫在北京担任经济学讲师，月薪１１７圆，这就是低的了，怪不得他牢骚满腹。同一时期，林纾在北京正志学校任教，月薪５百圆，比陈独秀、胡适之还要多出１百－２百圆。后来学者们的待遇又逐步提高。　　　　
　　　　那么当时北京的一般生活水准又怎样呢？据史料分析，２０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１２圆伙食费，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