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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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部分目 录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
启蒙的起点：清末洋务学堂
（1）“西文学堂”即外国语院校性质的方言学堂
（2）“西艺学堂”即技术和军工性质的实业学堂
洋务学堂并不景气
同文馆的师资薪水
同文馆的经济生活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在洋务学堂的生活
洋务派学堂的规模和局限
一、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
甲午战后中国的“西文热”
“圣约翰”——从书院到大学
三所国立大学堂的创办
天津北洋大学堂的学习条件
北洋大学堂的教师待遇
上海南洋公学的学习条件
南洋公学教职员待遇
两度浩劫下的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的教员薪俸
京师大学堂学生的优惠待遇
京师大学堂的腐败风气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臭名昭彰
二、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
商务印书馆——文化人的出版阵地
南洋公学与商务印书馆的亲缘
鲁迅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商务与作者的经济关系
商务印书馆付给梁启超的优厚稿酬
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合同
商务印书馆职员的经济状况
“经济自立”的觉醒
每年年终的“花红”
商务印书馆的劳资纠纷
四、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
——出版社和作者的利益分成
举世闻名的上海文化街——四马路
满清末年初订的稿酬标准
《著作权律》和《著作权法》及其施行细则
民国初年的稿酬和版税幅度
20年代上海市新闻出版界的薪金标准
20—30年代的稿酬与版税
一个典型的版税合同
30年代上海新闻出版界的待遇
报刊稿酬
《申报·自由谈》给鲁迅的优惠稿酬
新闻出版界具体收入记载
新闻出版业的工人工资
五、戏剧、电影业的兴起
文化人进入娱乐剧影圈
北京最老的戏园子广和楼
买票看戏
从“照相馆”到影片公司
20—30年代中国现代电影院
３０年代电影演员的经济生活
电影工作者加入“文化人”的行列
六、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
蔡元培的“爬格子”情结
李大钊论经济权
“独立进款”的理想
《新青年》同人为何不要稿费
《新青年》、《新潮》等杂志的费用
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读的待遇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薪俸考
五四前后北京大学教员待遇
教育界为索取欠薪向政府抗争
２０年代北京的生活水准
文化人的四大嗜好
文化人的经济地位
七、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
民办出版社和自由撰稿人
柔石——中国左翼自由撰稿人的典型
丁玲的经济生活
大学生的文艺刊物
２０年代上海底层贫民状况
２０年代上海市的一般生活水平
八、30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
３０年代银圆（或国币）的购买力
抗战以前学者的教学收入
北京大学的校园生活
清华大学的校园生活
60年前的大学学费
３０年代北平的中学生活
30年代北平专科和中等学校的费用
中小学教员的待遇
九、30年代北平文化人
六十年前文化万元户
大学教员薪俸表
30年代大学生的日常生活
中国的“拉丁区”
３０年代北平一般生活费用
３０年代北平娱乐场的票价
十、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
四类作家的收入标准
左联成员的经济状况之一
左联成员的经济状况之二
田汉的经济生活
夏衍的经济生活
阳翰笙的经济生活
胡风的经济生活
周扬的经济生活
沈从文的经济生活
李金发的经济生活
周巍峙的经济生活
１９３０·小知识者的生活
参照：1933年上海工人生活状况
十一、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
鲁迅的经济来源
北京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６）
《鲁迅家用帐》和《书帐》的日常支出
鲁迅在北京的住房
上海时期（１９２７－１９３６）
鲁迅为版税而奋斗
鲁迅在上海的住房
致命的昏和卖
带着体温的一块钱
十二、抗战时期的生活费和实际收入
通货膨胀的危机（1939—1945）
大后方工薪阶层生活下降
生活费和实际收入
重庆和昆明的实际收入逐年下降
教授的幽默
十三、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
我国108所高等院校的分布
日军对我国大学的摧残
空前规模的学府长征
文教重心向西部开拓
青年学生几乎一无所有
抗战中的教育及生活
抗战期间小学教师们饥寒交迫
川北青年教师的心里话
西南联大的吃、穿、住
“半工半教”
物价高涨，高级人物并不在乎
孔祥熙送来的钱
孔二小姐和飞机洋狗事件
自食其力，自行其是
中华民族的脊梁
沦陷区北平高校概况
北平沦陷后的校园生活
汉奸周作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燕京大学
贫贱能否移、威武能否屈
抗战后期水深火热
十四、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
抗日战争时期（1937…45）的供给制
奔赴延安的文化人
延安“鲁艺”的经济生活
解放战争时期（1945…48）的供给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供给制和工资制并存
十五、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
国民党官僚腐败透顶
“底薪”和“实际薪津”
抗日胜利后北平的经济危机
1946—1948年北平粮价狂涨
1946—1949年四川物价水平
法币的崩溃
按法币计算的最低生活费
国民政府的财政陷入绝境
十六、40年代后期的学校生活
上海学生眼中的经济危机
校园生活饥寒交迫
所谓调整薪金和“年功加俸”
震惊国内的“五·二○运动”
2分37秒内战费等于中大全体同学全月膳费
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
内战期间的北洋大学
法币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罢教、罢研、罢工
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的气节
十七、全面内战时期文化人的生活
《观察》周刊的经济状况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风云变幻中初战告捷
忍辱负重，义无反顾
市场发行——广大读者的经济支持
自由战士，大众喉舌
对于“金圆券”的嘲笑和抗议
十八、金圆券和独裁政权的崩溃
金圆券的加速灭亡
一个学生的日记
1949年仍然通行银圆
“金元宝兑换法币”的故事
金圆券的垂死挣扎
浦熙修评“金圆券”
金圆券时期的校园生活
经济危机与顾颉刚
金圆券、银圆券的大洗劫
历史的教训必须牢记
附录一：近代中国的货币
银币
铜钱
纸币
附录二：20世纪上半叶中国各地银圆购买力
历史上一块银圆的购买力
1900…26年北京的最低生活费和物价水平
华北天津历年的银圆购买力
1912…1940年上海物价水平和1930年的基本生活费
华南广州历年的银圆购买力
结论
后记
修订再版附记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部分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1）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是广大读者们很感兴趣而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自从各报刊连续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响强烈，都认为这个课题具有重大价值。
马克思唯物史观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地位，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
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
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60－90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
我在本书中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而不用“知识分子”的术语，这是经过考虑的。20世纪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被搅得稀里糊涂；兹不赘述。生活里常用的说法往往是模糊混乱的，但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这是不许可的、会带来许多弊端。本书所说的“文化人”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的脑力劳动者。
“文化人”概念的出现与界定
“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
自古以来，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只有“文人”（或“文士”）的称呼。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新生的“文化人”与旧式“文人”明显不同。人们要问：“文化人”这一概念从何而起？它跟过去的“文人”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文化人”所指的特定群体，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
在我国的传统经典里面，“文人”这个词出现得很早——至少是在三千年前西周时代的《诗》和《尚书》之中，已经有了特指的用法。《诗·大雅·江汉》云：“告于文人”，按照学术界公认，《大雅·江汉》为公元前9世纪周宣王时期的作品；据《诗经·毛传》的解释：“文人，文德之人也。”朱熹《诗集传·卷十八》说：“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谓文王。”文德与武功相对，说的是礼仪仁义。此处“文人”特指周文王这个人；逐渐意义延伸。但这一历史早期，“文人”的最初形态乃是先王、君主，尚非平民。《尚书·文侯之命》云：“追孝于前文人”，《尚书·孔传·疏》解释道：“追行孝道于前世文德之人”。由此可知，大约3千年前，无论《诗经》或《书经》里面提到的“文人”，专指“有文教功德之人”。而这里的“文教”，还是指比较原始的“礼乐教化”，跟“武力 （暴力） 征战”相对。特指礼仪道德方面、即政治上“立功立德”的非暴力措施，也就是“文治”；而非专门著书立说、知识传播等以文字工作为主的文化职业。
后来“文人”又指君王在文化方面的专职助手。那么，到什么历史时期，“文人”才成为“读书能文之士、擅长文章之人”的通称呢？我认为是在2千年前的汉代。也就是“文人”“文士”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构成了一种社会阶层之后。王充《论衡·超奇》篇曰：“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曹丕《与吴质书》曰：“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又《典论·论文》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古代“文人”作为“士大夫”的一个部分，与“武士”“武人”相对。“文人”也就是“文士”。《韩诗外传》曰：“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
可见，文人的笔杆子、武人的刀把子（近代则进化为枪杆子）都是能令“君子”畏惧的厉害家伙。而这三者，历史上却都属于“士”阶层所掌握。
“文人”这词条早已载入《辞海》和《辞源》之中。但是，查阅这两大部权威性的词典，都找不到“文化人”这一条目。可见近代“文化人”概念的具体来源（词源）尚待考证。
许多先辈回忆，“文化人”这个称呼在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据我考证，最初正式公开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9月上海轰动一时的《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
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6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钟敬之等。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
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
此后，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瑞先即夏衍化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
［附记］我手边常用的《汉英词典》（商务印书馆1 9 7 8年版）里面，却是同时收入“文人”和“文化人”这两个条目，然而英译文很不相同：“文人”的英译是 ＭAN OF LETTERS（写文章的人），而“文化人”的英译是CULTURAL WORKER（文化工作者）。我认为这两个不同的英译名是比较贴切的。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部分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2）
“文化人”的褒贬和价值观
“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从抗日战争前夕以来，许多年间，大量文章纷纷使用了“文化人”这一带有“褒义”的概念，表明它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义词”。
与之相较，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