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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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
７月６日１时
中革军委对此保持沉默，没有答复。几天后，四方面军的电报纷纷传来，口气也越来越不客气。毛泽东后来愤怒地说：“各种燕雀们都打电报来了。”就是指这些事。
７月９日，在张国焘授意下，中共川陕省委领导成员联名致电党中央：“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一个川陕省委居然对中央说三道四，插手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安排，显然是张国焘在当后台老板。中央依然没有反应。
７月１６日，陈昌浩出面了。他没有那样直截了当，而是委婉地致电中革军委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徐向前：“阿坝应速取。浩甚望指挥统一，大振士气，提高军纪、党纪，坚决反右、肃反，争此大胜。一切可见代呈。惟浩只在中央及军委领导下坚决工作，但决不敢问，且无能另当大任也。如何？盼复。”
７月１８日，陈昌浩在致张国焘、徐向前转朱德的电报中再次恳求：“全局应速决，勿待职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敌前总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浩连日不得指示，现在决亲来面报。”
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再三催促下，中央无法再保持沉默。形势很明显：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没有他们的配合，一方面军是孤掌难鸣。中央急于北上，摆脱在藏区缺衣少食和到处挨打的被动局面。但是张国焘按兵不动，非要先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才肯行动，看来不让步是不行了。于是，毛泽东和张闻天认真地商量这个重大问题。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
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表示赞同。
当时彭德怀等人都不明白毛泽东“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策略的奥秘，后来形势的变化，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远见佩服不已：“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是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７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洛甫（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共九人。会议只有一项议题：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
张闻天首先发言，他提出：中革军委设总司令，由朱德兼任。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是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人还是张国焘。周恩来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国焘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工作。这是军委的分工。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王稼祥任主任，因病实际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任主任，设副主任两个：富春和四方面军一个。昌浩、向前两同志仍任原职，更扩大权力，前面部队都归他们指挥。
张闻天讲完后，张国焘、毛泽东等相继发言。张国焘提出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人员。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婉转地拒绝了张国焘的要求。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意见。最后张闻天说：大家一致意见，很好，张国焘任总政委，徐向前、陈昌浩任前敌部队指挥，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权力分配的第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根据会议的决议，当天军委向各部队发出通知：
各兵团首长：
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
７月２１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和干部任免作相应的调整。命令如下：
各军首长：
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更，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原一军团改为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三军团改为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
五军团改为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代）。
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原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五个军番号仍旧。
四军以许世友为军长，王建安为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
九军以孙玉清为军长，陈海松为政委，陈伯钧为参谋长。
三十军以程世才为军长，李先念为政委，李天佑为参谋长。
三十一军以余天云为军长，詹才芳为政委，李聚奎为参谋长。
三十三军以罗南辉为军长，张广才为政委，李荣为参谋长。
特电知照。
朱张周王
第一部分第５章：矛盾与争论（3）
同日，军委还发布《关于松潘战役军队部署的决定》，宣布：“任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均归其统率指挥。并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
这一次大幅度的调整，张国焘得到了红军的指挥大权。前方作战也由红四方面军负责指挥，红一方面军退居次要地位。中央作了很大让步，尤其是周恩来，为顾全大局，把红军总政委的位子让给张国焘，自己只剩下一个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张国焘占了上风，应该满意了。但是张国焘不算完，他还要和中央算政治路线账。在张国焘授意下，以凯丰批评“西北联邦政府”的文章为突破口，７月８日，中共川陕省委致电中央，对凯丰的文章进行反击。
党中央：
（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是在两大主力未会合以前，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成立起来的。在理论上，在组织上都是正确的。事实上现在已团结了广大的群众在联邦政府的旗帜下而斗争。最近看到前进报上凯丰同志对联邦政府的批评，据云并未经过组织局正式计划。这一批评，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在目前，苏区必须建立政权，才便利于实际领导群众。仍用西北联邦政府名义或改名，究用何名义及如何组织，请指示。
（乙）自两大主力会合后，整个革命形势有新的发展与推动。要求中央作一决议，估计目前的形势，并指示各级党部的工作。同时建议在全党要大大发展反倾向斗争，反对对创造苏区失掉前途的情绪，对会合意义的估计不足，失败情绪，夸大敌人的力量，集中火力反对这种失败的情绪。同时要反对自寻的主观主义，不实际进行战斗动员的“左”倾，对红军中的反革命活动要发动斗争，来巩固红军工作情绪。有书面报告中央。
川陕省委
这真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遵义会议虽然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但毛泽东为了顾全大局，挽救中央红军，暂时搁置了政治路线问题，没有批判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如今红四方面军川陕省委的电报反而给凯丰扣上一大堆“右倾”、“失败”、“主观”的帽子，要对他进行斗争。面对人多势众的四方面军干部，凯丰第一次沉默了。其实，张国焘是要中央承认自己的路线完全错了，只有张国焘才是唯一正确的。
中央眼看给张国焘让位和调整红军领导机构都没使他满意，他又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７月２１日和２２日又在芦花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对前一段的斗争作出评价。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邓发、凯丰、李富春、刘伯承。
２１日的会议是由红四方面军负责人作汇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相继发言，报告了红四方面军自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政治工作情况。他们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在创建鄂豫皖和通南巴苏区进行的英勇斗争，也谈到了退出这些苏区的原因和教训。徐向前指出：红四方面军的优点是工农干部多，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平时注意军事训练，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及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参谋业务薄弱。陈昌浩汇报了四方面军政治工作的情况。汇报之后，徐、陈二人回前线指挥战斗，未出席第二天的会议。
２２日进行讨论。朱德发言肯定了张国焘到鄂豫皖后，“发动了广大群众，扩大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都是对的”。缺点是战役计划有不对的地方，打了许多仗，但未很好地武装群众，牵制敌人。用全力注意发展红军是对的，对地方工作不够。他说：红四方面军要变成钢铁红军是有基础的，把战术素养加强，交通联络搞好，是有把握的。
凯丰发言批评说：四方面军不应退出通南巴苏区，中央苏区是不得已才退出，通南巴是打了胜仗，顺利条件下退出的。任意放弃苏区是应考虑的。
周恩来的发言比较了中央苏区与鄂豫皖苏区的情况。他说，中央苏区由于战略战术错误退出，鄂豫皖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像中央苏区采取完全防御战造成的。退出鄂豫皖预先没有很好准备，对发动群众动员不够，有些忽视敌人。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说那一次反围剿一定不能胜利，一定要退出苏区。到通南巴，克服了疲劳，建立了根据地，这是对的。一方面军长途行军，有些表现右倾，在遵义会议后改变了军事领导，已有纠正，但是还须注意。周对四方面军的政权建设提出批评说：建立的联邦政府，并没有多少少数民族，联邦没有东西联。关于宣传鼓动，周恩来认为有些超过事实。如对敌人力量的估计，说敌人是“残余”。有些口号提法有问题，如“打下松潘，直下成都坝子”。又如说十万中央红军，说得过火，使人失望。在组织工作上，周建议应科学化，有条理，有计划，这更有利上下级关系。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从鄂豫皖起，国焘领导下总的是没有问题的。过去与中央不很密切时，有自称中央代表在那里批评，因此有同志认为或许路线有问题。今天看，认为路线是正确的。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巩固，与中央苏区的配合，无数次击破敌人，都证明路线是正确的。对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毛的结论是：总的路线正确，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
张闻天说：关于通南巴问题，使它成了苏区，总的路线是正确的。放弃通南巴，这是个严重的错误，找不出理由为何要放弃。在鄂豫皖苏区几次没有打下敌人，因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那时退出是正确的。但通南巴是打退了刘湘，胜利后放弃苏区，是不对的。关于民族问题，张说：凯丰上次草案（指批判西北联邦政府文章后附的民族政策草案），我是不大同意的。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同意的。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程序上是错误的，我们应着重自决方面，联邦是要自由结合的，为什么要采取联邦？不能承认川陕省委所说联邦在组织上理论上正确，这样说不对。
最后，张闻天强调了根据地问题。他说：通南巴地区有相当多的群众，地方相当大，但现在放弃了。并不是被敌迫出，而是胜利局面下放弃。如果说中央有电报要放弃，可以不放弃，我们不会因电报放弃苏区。原因是没有深入工作，加强党和地方武装，深入的土地革命，全靠红军支持。通南巴的教训，使我们对建立新的根据地，要有决心派好的干部去建立政权，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对革命发展有很大意义。
会议结束前，张国焘作了补充发言，代替会议的结论。他承认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因为对蒋介石军队的力量估计不足，打得不够坚决。当时考虑保存红军是主要的，对游击队的作用重视不够。张国焘讲完，就散会了。两天的会议没有形成文字的决议。
这次会议是一次非正式的交锋。中央领导人发言的调子并不一致。朱德、毛泽东、周恩来、邓发都以肯定为主，善意地提些意见。凯丰则是措辞严厉，大有批判的味道。
凯丰的批判是否有道理？红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苏区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这里面有各种复杂的原因，需要回顾一下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历史。
通江、南江、巴中地处大巴山、米仓山南麓，山川纵横，险峰林立，只有崎岖的小路蜿蜒穿行于茂密的原始森林之中。这里人口稀少，封闭落后，属于穷乡僻壤，与四川盆地的富饶形成强烈的反差。但是这里与井冈山、大别山有相似之处：地处偏远，军阀的统治比较薄弱；山高路险，易守难攻，适合红军的休养生息；经济落后，人民贫苦，适宜发动群众革命，建立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西行千里，能在这里落脚生根，与上述条件有直接关系。
１９３３年红四方面军到达通江后，徐向前把总部建在县城里。他描述当地的情况说：“通江县城不大，约千余户人家。三面临山，一面傍水，四周环有相当坚固的城墙。主街道两旁有些店铺，经营日用百杂、山货土产、饭菜小吃之类。白木耳甚多，一块光洋能买一大堆。部队不知道那是高级营养品，买回来成锅煮，当稀饭吃。而盐巴、布匹、医药，则极为短缺。民房一般为木质结构，大都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最令人瞩目的建筑，要算一座宽敞的孔庙和一座坚固的天主教堂了。方面军总部和西北军委机关，临时设在这两座建筑里。”他看到这里的老百姓“贫困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不论县城或乡村，我们见到的多是些‘打精巴子’的男女老少，衣不蔽体，面黄肌瘦，佝偻着身子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