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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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天天要行军，伤病员走不动。８８师师长熊厚发左臂被打断后，因为缺少药品，伤势恶化。胳膊肿得老粗，伤口化脓，动一动就痛得钻心。他对李先念、程世才说：“我要是再走，就得死在路上，个人死了没什么，给部队增加多少累赘。首长，部队要赶快前进，把我放在这里吧。”身负重伤的“夜老虎”团长邹丰明和政委黄英祥也要求留下。李先念等一听，眼泪就禁不住往下流。他们都是朝夕相处的战友，打了多少硬仗，今天却到了生离死别的地步。大家在一起抱头痛哭。但是熊厚发坚持要求留下，他要把生存的希望留给战友。他对李先念说：“我留在这里，你们去打游击。只要给我写一封介绍信，将来回到延安，我还是共产党员。”李先念只好给他留下一些药和吃的，派一个排留下保卫他。把他们安排在一个石崖底下，挥泪告别。果然如同大家预料，不久，马家军搜山时发现了熊师长。一排战士都牺牲了，熊师长不幸落入敌手。马步芳下令将熊师长押到西宁，残忍地把他杀害了。熊厚发牺牲时，年仅２４岁。
３月２３日，西路军工委召开干部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当天，西路军工委用仅有的一架电台给援西军和中央发出电报：“据悉树声、张荣所率之队均已被马敌击散，详情不明。先念、世才所部为游击纵队，现已脱离敌人，深入祁连山中。多宿雪，无粮食，仅觅一部牛羊肉充饥，势被困。但我们决不灰心，执行中央指示，在自动独立与依靠自力的路线上克服任何困难，求得最后胜利。……我们今已到青海之巡堡以北约三日行程处，明晨决继续设法越过祁连山西面，相机到敦煌。因为沿途少数番人先跑，找不到向导，只能用指北针前进。请常给我们指示及情报。最好能由援西军出一部威胁与吸引马敌而便我西进。”
尽管人数越来越少，但大家还是坚持向西走。行军是极其艰苦的。程世才回忆：为了减轻负担，工委只留下一部电台，每个连配备两挺机枪和若干步枪，将多余的电台和枪支都毁掉了。部队“循着高耸入云的祁连山迤逦前进，两边都是白雪茫茫的雪山。我们就在中间崎岖小路上行进。沟内的风很大，虽然那时已是春天，气候仍很寒冷。沿途人烟稀少，只有一些稀疏的蒙古包。行军找不到向导，靠指北针走。吃饭找不到炊具粮食，就用牛羊屎烧牛羊肉。刺刀做菜刀，洗脸盆做锅，探条穿牛羊肉。既无盐吃，有时又无水吃。夜晚在山沟内露营，用枪托作枕头。大家冻的睡不着，有的竟至冻死。战士常不洗脸，浑身生满虱子，有的脸上死过七层皮。还有的伤病员无药可上。加之大家脑子里时刻顾虑敌人追击上来，那时困苦真是达于极点。战士中有悲观情绪，我们就抓紧政治工作，加强部队团结，不断向战士做解释工作。行军时干部都不骑马，让伤病员骑。又找骆驼骑，有的一个骆驼骑五个人”。就这样，他们以超人的坚强意志和忍耐力克服了严寒、饥饿和疲劳，在１９３７年４月５日走出了祁连山，到达酒泉南山中。
在走出祁连山之前，宋侃夫等利用唯一的一部电台，终于和援西军总部负责人刘伯承、张浩联系上了，并要他们转告中央，西路军部队准备向敦煌进发：“估计现有力量，如无外援，绝难在敦煌立足，以因人员饿疲至极，武器弹药已太少，以及地形与敌骑的限性，实无与较强敌人作战的可能。我们慎重考虑前途，只有在敦煌少休息，迅速到新疆，赴远方学习。请转中央，速向国际和新疆交涉。”毛泽东、朱德请刘伯承回电转告西路军工委：“远方对西路军进入新疆赴远方求学问题已经决定了。为此，西路军必须到达星星峡，他们在该地迎候你们。你们不应在敦煌久停，而应尽可能地只休息两三天，最迅速地取得粮食和骆驼，向星星峡进。”
中央的电报在部队中引起一片欢呼。大家争相转告，四十多天的困苦和迷惑，现在终于有了希望，有了前进的目标。大家的士气重新高涨起来。经过１１天艰苦行军，他们于４月１６日到达甘肃安西东南的石堡城。这时，全支队尚存８５０人。西路军工委致电刘伯承、张浩转中央军委：“为争取先机，我起遂改向安西前进。到安西后稍作调整，即向星星峡进。请设法与新疆交涉并电请远方派人到星星峡接我们，最好由汽车带粮到该地。”
出祁连山进入了平原，考虑到部队太疲劳，需要休息一下。西路军参谋长李特主张打开安西城。工委同意了他的提议，部队向安西城进发。在距安西１４０里的蘑菇台，一位善良的万佛峡道士郭元亨支援红军粮、油、盐和牛、马、骡子。真是雪中送炭，解决了红军的急需。４月２４日，西路军到了安西城边。红军向安西城发起攻击后，遭到了敌人强大火力的反抗。经验告诉他们，城里的敌人比原来想象的要多得多。西路军领导放弃了攻打安西的计划，迅速向西北撤退。
走到红柳园子，敌人又赶上来了。西路军首长命令３０军余部在沙丘上组织抵抗，掩护首长突围。西路军工委成员在警卫人员保护下，一行８０多人骑着马进了大沙漠。担任掩护的原９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与几个战士坚持战斗，把敌人都引过来。当他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曾日三不愿被敌人俘虏，举起手枪自尽了。可叹这位从江西苏区出来的红军老战士，在历尽千辛万苦，只差一步就迈到生存的门口时，就这样牺牲了。令人何等痛心！
红柳园子战斗后，西路军剩下的人更少了。队伍打散了，大家零零星星地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转来转去，互相寻找着。沿路的电线杆子成了他们的向导，向西走，到星星峡去。他们顶着沙漠的狂风，在漆黑的夜里艰难地行进着。走了一天一夜，到第二天下午，刘青南、饶子健带着一些战士到达星星峡。山口上有两个哨兵，问他们是哪一部分的。当他们回答是红军，一位盛世才部队的军官走上来，对他们表示欢迎。
饶子健回忆说：“此时此刻，我们像是长久在外的孩子回到了家。大家互相对视了一下，人人的衣服破烂不堪，露出皮肉和斑斑血迹。走近一点，看见虱子一团团的蠕动。新疆友军端上水给我们洗脸，每人洗过，盆里的水浑的像酱油一样。”比饶子健他们先走的西路军首长们此时尚未到达。新疆友军派出侦察兵前去寻找，在离星星峡３０多里的戈壁滩中找到了他们。原来他们这支队伍走进戈壁滩后就遇上了大风沙，迷失了方向，只能依靠指北针。在新疆友军的引导下，李先念一行在星星峡与先期到达的西路军战士会合了。清点人数，一共还剩４２０人。他们是２万多西路军最后的幸存部队。在西路军失败后，经过４０多天的苦难行程，他们终于打着西路军的红旗到达新疆。
当时的盛世才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结为同盟，所以对西路军战士的态度比较友好。星星峡驻军热情招待这些远来的红军，一日三餐，顿顿是肉和白米饭，饥饿已久的大家每顿都吃好几碗，疲劳之极的身体逐渐恢复了体力。
在西路军到达新疆之前，中共中央代表陈云（化名史平）、滕代远（化名李光）已先期到了新疆，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做盛世才的统一战线工作，保持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听说西路军队伍到了星星峡，盛世才派出了一个汽车队给他们送去了冬装、食品、生活用具。陈云、滕代远也同车前往。１９３７年５月１日，陈云、滕代远一行和车队到达星星峡，受到西路军４００多指战员的列队欢迎。陈云发给大家每人一套夹衣、一套单衣、一双碗筷，还把哈密瓜分给大家。见到中央代表，大家就像流浪的孩子见到了家乡的亲人，禁不住热泪直流。陈云给大家讲话，代表中央向大家表示亲切的关怀，宣讲了当前的国内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他说：“革命有胜有败，不要光看到失败，更要看到未来的胜利前景。不要看我们现在只有四百多人，只要我们还保存着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将扩大到四千、四万甚至四百万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必将属于我们！”陈云同志热情洋溢的讲话，使西路军战士们深受鼓舞。口号声、欢呼声响彻峡谷。５月４日，他们在陈云同志带领下，离开星星峡乘汽车向迪化进发。自从参加革命，这些红军战士还是第一次坐着汽车行军，高兴极了。汽车在路上开了四天，７日到了迪化。红军战士们被安排在一个工厂里进行休整，在新疆开始了新的生活。
第五部分第２３章：批判张国焘（1）
张国焘的初步检讨——凯丰发表批判长文——罗瑞卿考察四方面军部队——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斗争扩大化——延安红大“暴动”事件——毛泽东为许世友等人平反——陈昌浩检讨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徐向前的反思——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
自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便开始了批判张国焘的准备。最初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当红军总部人员随朱德、张国焘到达保安后，毛泽东会见了一些干部，了解情况。王维舟同志回忆：在保安，他与刘伯承同志一起去见毛主席，他向毛泽东当面报告了张国焘的叛党，反对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对他们的歧视打击的事实。毛泽东对王维舟说：目前因红四方面军在甘北尚未完全过河与中央会合，同时红四方面军干部还未完全认识到革命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对这个问题要深入检查，希望你准备。同时还嘱咐他要暂时保密。
张国焘来到中央后，虽然还保留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除了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些具体事情都不管了。他已经不能像当初在红四方面军中那样说一不二，称王称霸。这期间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与张国焘谈了几次话，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对中央有个交代。他自己也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于是张国焘在１９３７年２月６日写了《从现在来看过去》一文，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初步检讨，承认了五点：
第一，没有充分估计到五次“围剿”中的客观情况，五次“围剿”中敌人采用战略战术的特点，和中国革命不平衡发展的特点，这样就过分估计了五次“围剿”中的主观错误。
第二，在中央红军突围成为必要后，敌人追击的严重性，远过于红四方面军西征时敌人所给予的压迫，对于这点，估计也是不足的。这就抹杀了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英勇奋斗，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一个数量很大的红军的万里长征，减员是不可避免的情况，终于达到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的，和大批干部的保存，正是表现着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在这一点上不应当超出党中央决议上的批评。
第三，因为有了上述两个观点，同时对五次“围剿”所受的损失也估计过分，就发生当时对中央所提出战略方针的怀疑。虽然一致同意北上方针，但将中央北上之方针了解成为这不过是长期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争的实际，提出了在比较更西北地区来创造根据地的另一战略的意见。
第四，同样对于中央苏区对党、苏维埃和红军各方建设工作所获得的成绩估计不够，并对中央同志根据中央苏区经验所给予四方面军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表示不接受和误解。
第五，在左路军北上受到阻碍的条件下，以为北上既然会成为大规模运动战，倒不如乘虚南下。因此，成为北上和南下的对立，红军分开行动，发展到对中央路线不正确的了解和组织上的对立。
张国焘用晦涩的文字很不情愿地承认错误。当初他骂中央是“逃跑”，现在换成了“大规模运动战”。他另立中央，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仅仅说成是“组织上的对立”。如此的轻描淡写，文过饰非。涉及要害问题，张国焘仍然不肯认错。
对南下北上之争，他说：“假若南下没有发生党和红军组织上的对立，那么南下和北上不过是军事策略上的争论。如果认为南下是失败的，那是不应当的。”
对分裂的责任，他承认：“那时党中央直接领导一、三军团北上，的确是贯彻北上方针的正确行动。指斥为逃跑路线，就是绝对错误。就是红军分开行动也不应由北上主张者负责，而应由南下主持者负责。”
对另立“中央”，他承认：“最严重的错误是组织上的对立。否认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而自称中央。这是政治上错误的结果和组织原则上错误的表现，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所不应有的。”
总而言之，张国焘对自己的评价是：“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起到１２月决议时止，这一段时间中我自己的确犯了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虽然１２月决议开始了转变，没有再继续这一错误，向着和党一致的路上转变，但这一过去有过的错误，是应当严重指出的。”
张国焘的第一次检讨，中央是不满意的。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７日，凯丰在延安发表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文章—— 《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文章分为１３部分，涉及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南下北上问题，一、四方面军团结问题，党的建设，肃反，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我们限于篇幅，无法引用凯丰的全文。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中央在川西北时就与张国焘争论过的，我们在前面也叙述过。但是在这篇文章中凯丰透露了一些以前没有提及的内容，反映了中央对张国焘的问题的基本态度。
关于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的问题，凯丰写道：“当中央发觉国焘私自给徐、陈南下密电时，曾详述南下的不利，并劝其仍率队北上。但国焘当时毫无转机，中央不得不再电国焘。……国焘同志对中央的电报，完全不采纳。于是中央给徐、陈指令，并给国焘指令，命令总政委立即率左路军向阿西、巴西、班佑开进。”他还写道：“北上战略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不经过中央政治局，没有任何人有权力改变这种方针的。国焘身为政委应当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可是国焘却能用私人的意志去改变这一战略方针，这还有什么政治委员的资格？……以这样一个糊涂的政治委员怎样还能去加强党在红军的绝对领导，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
张国焘错误的性质，经凯丰这样一说，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焘给徐、陈的南下电报，陈昌浩都给中央看过，所以中央才与张国焘争论了好几天。但是还从未听说四方面军哪个人说要“武力解决中央”。凯丰这篇文章是批判张国焘过程中最早提及“密电”和“武力解决中央”问题的，从而给张国焘的错误上纲到“路线斗争”。
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凯丰更是大加讨伐。他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