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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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意见，望兄注意：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我已将这个意见同样的向这里诸同志提出。第二，国际对中国党的组织问题本来有如下意见：因为中国土地之广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与发展之不平衡，特别是中国革命在各地爆发等原因，中共中央势难全部顾及。因此，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成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办法，此项意见望兄深思，见复。共产国际及绍禹同志对四方面军希望甚大，派人一事，不久定可做到。”
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中，曾多次出现这样的现象：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中共中央对国际指示必须服从，而不能有所反对。这种服从一度达到盲从的地步，只要是国际来的人，不论身份如何，都被奉为“钦差大臣”。当年李德只是一个苏军情报人员，被派遣到东北搜集日军情报的。因组织被破坏，躲避到上海。上海中央负责人听说他是国际来的，又懂军事，就介绍他到中央苏区工作。而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人又把他捧为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就这样层层加码，李德居然变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红军最高指挥官，发号施令地瞎指挥起来。他那套根本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阵地战术，断送了苏区，迫使中央红军进行长征。这个悲剧与其说是国际的责任，不如说是中央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盲目崇拜国际，自己把李德抬起来造成的恶果。现在林育英的使命就是传达国际代表大会精神，国际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变化和具体情况，怎么会让林育英来解决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矛盾呢？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中央需要借助国际的威望，由林育英出面来争取张国焘。张国焘尽管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但他不敢得罪共产国际。所以，林育英的到来是一个机会，在调解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分裂的红军重新团结起来。
林育英的来电很快在四方面军中传开。朱德闻讯十分高兴，１２月３０日他给中央发了电报。这是自草地分裂以来，朱德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发出的第一封电报。通报敌情后，朱德告诉毛泽东、林育英：“育英同志电悉。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对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
在久无音讯后，突然收到朱德来电，毛泽东也很高兴。于１９３６年１月１日致电朱德，通报了陕北情况后，毛泽东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张国焘看了电报，很不满意。第一，中央始终没有答复他提出的“路线问题”；第二，中央也没有承认他的“中央”。１月６日，他又以“党中央”名义，给林育英发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说“为了党的统一和一致对敌，必须坚决反对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然后他重提通南巴、两河口、沙窝会议争论的问题，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后来又将党向北进攻的路线曲解为向北逃跑，最后走到分裂党和红军。上述的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若不揭发，就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的党”。但他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中共中央研究了张国焘的电报，１月１３日由张闻天复电张国焘，重申：“我们之间政治原则上的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绝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的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第三部分第１３章：神秘的国际来客（3）
１月１６日，林育英再次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
此时，张国焘依然不肯退让，反而在复电中说中共中央是“假冒党中央”，拒绝承认遵义会议决议，不但不取消自己的第二“中央”，反而要中央“自动取消中央名义”。这下把矛盾激化了，１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全文如下：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２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１月２３日，中央再次收到朱德来电，表示“现处革命新的高潮，党急宜求得统一，以争取胜利”。这是朱德单独给中央发的第二封电报，表明他冲破张国焘的阻挠，反映了红军中多数干部的要求。中央十分高兴，２４日，张闻天复电朱德：
朱德同志：
甲、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兄均党内有数同志，北局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
乙、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特复。
张闻天
同日，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朱德，表明他的立场：
国焘、朱德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
林育英的电报是有分量的。第一，不承认张国焘的“中央”；第二，以国际名义支持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肯定红军长征的胜利，否定张国焘对中央“逃跑”的指责；第三，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暂时让他与中央保持同等地位。
张国焘看到这封电报，终于顶不住了。他不怕张闻天，但是不敢得罪共产国际。他懂得，没有共产国际的认可，像瞿秋白、李立三都会被剥夺领导权。而有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像王明这样的人都可以一步登天。再这样僵持下去，前景不妙。他不得不转变立场，尽管转得很不痛快。
如果张国焘还像去年与中央会合时那样强大，他是不会轻易认输的。促成张国焘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南下的失利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这时，战局的发展已经对四方面军极为不利。红军被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压缩在芦山、宝兴山区，弹药、粮食均已告罄。军事上的失利使张国焘的威望和地位发生动摇。原来服从张国焘的指挥员开始在心里打问号：张国焘的南下究竟正确不正确？张国焘与中央的决裂究竟谁对谁错？徐向前在卓木碉会议后就感到张国焘做得太绝，他劝张国焘：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当时张国焘受到四方面军多数人的拥护，徐向前说也没有用。现在不同了，红四方面军向何处去？张国焘心里左右为难，没了准主意。徐向前了解张国焘的为人，说他“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中央和林育英的来电，对四方面军干部思想的转变起了催化作用，受到四方面军多数干部的拥护，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
１９３６年１月底，张国焘在任家坝召集会议，传达中央转来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大家表示要在新的策略和路线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张国焘尽管百般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也表示同意瓦窑堡决议的方针路线。在这个转折关头，朱德和刘伯承上上下下做工作，对四方面军干部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在南下过程中，朱德受了不少委屈。张国焘搞了许多小动作，不是把朱德的马搞丢了，就是调康克清去“学习”，给朱德的生活造成很多困难。但是朱德从不计较，泰然处之。在原则问题上，朱德从不让步。张国焘要朱德出面做中央的工作，承认他另立的“中央”。朱德严肃指出：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张国焘拿朱德没办法，他知道朱德在红军中的威望是不可动摇的。没有朱德，他的“中央”和“中革军委”都成不了气候。朱德尽管与他斗争，也很讲究方式方法，不与他闹僵。红四方面军南下失利后，朱德的威信越来越高，徐向前、陈昌浩都明显倾向于朱德。特别是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陈昌浩也明确表示服从国际的指示。朱德对四方面军干部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教育大家从团结大局出发，回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第三部分第１３章：神秘的国际来客（4）
刘伯承被张国焘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只剩个红军大学校长的虚衔。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利用一切机会和原一方面军的干部谈话。当红军南下失利，准备向北撤退时，他在芦山灵官场见到了原九军团政委何长工。虽然何长工在卓木碉会议上被张国焘选为“中央委员”，但不久就被排斥，转任粮食征集委员会的主席。刘伯承对何长工说：“我们观点尽管不同，但保存红军是一致的。现在只有北上才有出路，要不然恐怕你的粮食也不够。”何长工点头同意。刘伯承又对当时任四方面军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志坚说：“你应该多看两本书，如列宁主义问题等，将来还要做工作。”刘志坚是一方面军的老战士，他的立场也和刘伯承一致。
１月２７日，张国焘连发两封电报。一封抬头是“育英、闻天并转各中委同志”，很勉强地承认了中共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并提出几条补充意见。第二封电报是给林育英、张闻天，为自己进行申辩。电报提出：“对目前策略路线既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但是他不肯轻易认错，还强词夺理：“国际赞扬我党和万里长征的胜利，自是鼓舞中国革命同志最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谁也不想抹煞这个，但是否因此就不去学得教训？”“党内思想斗争是应当加紧的，但党内生活如果没有领导干部间民主的、互助的、同志的态度的互相商量，机械的运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妨碍自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的发展，同时不能收得思想斗争应有的效果，反养成打官话的习惯发展成为似乎是有原则的斗争。”他否认卓木碉会议对中央领导人的“处理”，说：“此间对兄处领导同志不但未作任何组织结论，也没有将兄等原则上错误和分裂党和红军的事实告知二、六军团。对兄处中央委员同样表示尊重态度，对外仍用毛主席名义。”
与前几封电报比较，张国焘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动摇。他“急谋党内统一”，说明他不再抗拒林育英的调解，不敢再以“中央”自居。但他又不肯轻易认错，还在纠缠“党内斗争”那一套，不过现在大家都已不感兴趣，没几个人迎合张国焘了。
红四方面军下一步向何处去？张国焘、朱德就此征求林育英的意见。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４日，林育英、张闻天联名复电朱张，提出对下一步战略方针的意见：
１． 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接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成一片，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但须由兄弟等估计敌情、地形等具体条件的可能性。
２． 二、四方面军现在地巩固的向前发展，粉碎围剿，第一步把苏区迫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之间，这是夺取四川计划。但需估计堡垒主义对我们的限制，需不失时机以主力跃入堡垒线外，在外消灭敌人，发展苏区。二、六军则靠近川南苏区，在云、贵、川三省之交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互相呼应。
３． 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与金沙江，与二、六军取得近距离会合，甚至转向云、贵、滇发展，寻求机会的前进。以上三种方针，望兄等考虑选择之。
接到电报，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立即开会研究。徐向前回忆：“我们讨论的结果，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案。因为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和我过去就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只是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张国焘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准备与苏联红军联合抗日，自然顺水推舟，同意北上方案。至于夺取四川或南下云贵滇的方案，大家认为，根据敌情、我力及地形条件，难以实现。关于策应二、六军团北进的任务，自然应由四方面军承担，视发展情况再做决定。”于是，他们制订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以主力迅速西进，经懋功、丹巴进取康定、甘孜。争取在这一带休整补充，筹集粮食，待机北上会合中央。用大家的话说，形势如同柳暗花明，又看到了新的希望。
林育英以“国际代表”身份进行的调解，终于有了成效。张国焘有了初步的转变，四方面军又调头北上。当然，这些活动都是林育英在前面，毛泽东和中央在后面谋划。新战略方针是中共中央提出的，与斯大林没有关系。但是只有打着“国际”的旗号，才能使张国焘就范。正如张闻天在１９３７年３月３１日批判张国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