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落体-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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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件事很重要，我请求你听我把话说完。
余婧说好吧我在听。
我说，我被撤职了，不当主任了。
余婧好像没觉得有多大的意外，就这事？不当就不当吧，反正你也不像个能当官的人。
我说，可是余婧，你知道我为什么被撤职吗？
余婧说我怎么会知道，你回到家从来都没和我交流过，我们这个家哪里还像个家，不过是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罢了。
我说，因为我嫖娼。
余婧像是被蛇咬了一口，尖叫一声，什么，谁嫖娼？
我！
你？
余婧恐惧地从沙发上挺直了腰，脸上慢慢聚起了愤怒和鄙夷：看来你说的是真话了？你的业余生活过得蛮充实的嘛。
我说，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还被人家拍了照片。我中了别人的套，被人家弄到了陷阱里，可我还不知道是谁干的。
余婧冷笑了一声：你告诉我这些做什么？你觉得你很光荣很伟大很正确吗？
我说，事到如今，我也不想解释什么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离婚？
余婧重又把身子懒懒地摊进沙发里，你看着办吧。顿了顿又说，你真是越来越出息了，学会嫖娼了。你他妈真是一个下流胚子。
我说，是的，我下流，我胚子。
余婧的反应和我原初的想象有很大差异，我原以为她听到嫖娼二字，一定会大哭大闹，甚至寻死觅活，而说到离婚，更会不依不挠，可没想到她竟然比我还平静。
长长地吁了口气的同时，心里又涌上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那就好比一个屠夫听到有人宣称自己从此不再吃猪肉了，虽然那人不一定买他的猪肉，可这屠夫心里还是不舒服。
那天晚上，我和余婧十分平静地写下了离婚协议书。据说新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其中一方有错误的，协议离婚时，要由过错方给无错方以一定的补偿，因此我和余婧的离婚协议也是在这一崇高的原则下达成的：
房屋一套，给女方余婧；
存款七万，女方余婧五万，男方王小乐二万。
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我的财产就剩下两万元钱人民币了，当然还有我的不多的几套衣服和几百册乱七八糟的书，以及单位配发的笔记本电脑。
达成离婚协议竟然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这比当初为了办结婚证而在单位、街道办和民政局几处奔波迅速得多。如果两者所花费的时间颠倒一下，说不定离婚的人也要少一些。
夜深了，余婧从卫生间里穿着睡衣飘然而出，我突然有了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我跟随着她窜进卧室，一把将她抱住。
余婧用力地推开我的手：你要干什么，放开我，你放开我。
我无耻地说，反正明天就是路人了，你就让我最后干你一次吧。
余婧说，你放开我，你这个流氓，你他妈把我当成卖笑的鸡了吗？
我说，你别反抗，当心我把你的睡衣撕烂了。
余婧继续反抗着，放开，快放开，我要喊人了。
我说，你喊吧，从法律上讲，你现在还是我老婆，即使我强奸你也没人敢说什么的。
余婧仍然不肯，我把她压在身下，狞笑着说：生活就像强奸，如果你不能有效地反抗，那就闭上眼睛享受吧。
余婧果然不再动作，闭上了眼睛躺在床上，任由我一番胡来。
完事后，心中立即涌上无与伦比的失落和无聊，同时还有难以言说的空虚。余婧愤怒地穿上裤衩去卫生间。一会儿，从卫生间里传来一阵阵水声，她一定在清洗她的身子。
我就要睡着了的时候，余婧回到了卧室。她说，王小乐，你是个地地道道的流氓。当初我怎么会嫁给你。
我说，那你要我赔你的青春损失费吗？
余婧说，赔你妈的鬼。
47、你他妈也终于混上一个前妻了
到民政局上交了结婚证，我和余婧一人多了一本离婚证。
按我们的协议，我得尽快从已经属于余婧一个人的家里搬出来。余婧说，你赶快搬吧。看我一眼，又说，你要是再敢胡来，我就去告你，你信不信？
我忙点头说，我信我信。
衣服和现金放进了一只大学时买的大皮箱，几百册书也打成了包，由两个搬家队的工人把它们搬到了楼下的货车里。
那是一个寒冬的下午，天气阴冷，有下雪的预兆。
我拧着皮箱向门口走去，余婧突然在后面叫了我一声。
我转过头问她，还有什么事吗你？
余婧没有吭声，她一步步地踩过来，呆呆地凝视着我。
我又问她，你还有什么事吗？
余婧以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姿势趴到了我肩膀上，随即，她的双肩剧烈地抖动起来，她发出了一阵凄凉的哭声。热热的泪珠滴落到我的脖子里，仿佛一些液体的小手在轻轻地搔着我。温暖，酥麻，一阵阵年代久远的记忆顿时跃上心间。
我也鼻头发酸，轻轻地放下了皮箱，把余婧抱在怀里。在我怀里，余婧像个孩子那样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想，如果这时余婧说一声别走了，我一定会追下楼去让工人把我的行李重新搬回来。
但余婧没有说。
余婧又哭了两分钟，她抬起头用围巾抹了一把眼泪，平静地说：你走吧，他们在催你了。
我只得重又拎起皮箱，我对余婧说，那你多保重。
余婧说，你也保重。
我把我小小的家当暂时放在了斯普瑞公司，我的想法是租一套一室一厅或两室一厅的房子，在租到合适的房子之前，先在斯普瑞公司的办公室里凑合着过一段时间吧。
陶小虹回北方老家了，听说她的母亲快去世了。斯普瑞公司不过就是胡格非洗钱的皮包公司，没有什么业务，倒正好成了我临时的家。
躺在沙发上，怎么也睡不着，窗外路灯的光明晃晃地拐进屋里，车流声和楼下夜啤酒摊上兴高采烈的划拳声都是一些令人烦燥不安的元素。
华宝林的电话出人意料地打来了。这家伙一定是在哪里欢乐，他全无心肝地说：“小乐，听说你娃被人家装进套子了？你看看，出去娱乐也不喊我一声，这还有不出事的吗？”我懒懒地说，你他妈也给我小心了，说不定哪天就轮到你了。
华宝林说，出来玩一会儿吧，我和几个哥们儿在冰点夜总会呢。
我说，不来了，你们玩儿吧。对了，你的内参写好了吧？什么时候能出来？
华宝林就像猛然被刹住的车那样，说话变得有点吞吞吐吐的，哥们儿，我仔细想了下一下，我以为还是暂时不要忙着写内参，毕竟事情也没有调查清楚嘛。
我急了，一下子从沙发上坐了起来：老华，你他妈怎么中途变卦了？我们不是说好了一起行动的吗？我这边出了事，你那里更应该尽早行动呀，老子这次被人家暗算，我敢打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可能就是李致远干的。
华宝林的话依旧有些结巴，像是被人用刀砍成了一小段一小段的：“小乐我确实有我的难处，我想我们还是撒手吧，何必太认真呢？我们犯不着和他们较劲儿。”
我知道华宝林是铁了心不干了，喉咙里叹了口气，华宝林，老子算是把你看错了，我不好勉强你，你不就是怕落到我今天这种下场吗对不对？他妈的平时口口声声地哥们儿义气，关键时候都抛到九霄云外了是不是？
华宝林没吭声，他默认了。
我说，既然如此，那你请自便吧，我不勉强。
华宝林好像要补偿我似的，小乐你过来一起玩一会儿吧，我请你去找美女。
我对着手机大吼，要找就找你妈。
放下手机，我知道我和华宝林的交情算是到此为止了。
到了晚上十二点，还是睡不着，脑子里一下子闪出一个古怪的念头，并且挥之不去：我想知道余婧在干什么，在离婚的这第一个晚上，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十二点。
这种念头纠缠着我，我被它驱使着，鬼使神差地穿上外衣下了楼。二十分钟后，我已经站到了昨天还是我家的那栋公寓楼前。三楼那个熟悉的窗口黑漆漆的，余婧一定已经睡着了。你总不可能半夜去敲你前妻的门吧？我在心里嘲笑着自己，你他妈也终于混上一个前妻了。
抽掉了半根烟，我裹紧大衣重又走到寒风凛咧的街头。
48、我抓住了谢兰兰这根美丽的救命稻草
给谢兰兰打电话，是在另一个寒冷的冬夜。
那个刚刚过去的冬天似乎要比往年更寒冷，尽管斯普瑞公司办公室的空调忠实地工作着，尽管我不断地用酒精来烤热自己。
从新闻部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饭局立即锐减了百分之七八十，以前那些恭维说喜欢我的作品和为人而请我喝酒的真真假假的朋友和熟人，现在好像都集体不喜欢我了。没人请也是可以喝酒的，一个男人心里有事，那就是最好的喝酒的理由或借口，尤其对一个离婚的男人而言。
我常在斯普瑞楼下一家烧菜店里喝酒，老板是个腿脚有些残疾的中年人，老板娘则麻利地在二十来只盛满了各种烧菜的铝锅之间跳来跳去，像一只辛勤的蚂蚱。到这里吃饭的大多是些民工模样的人，一来二去，和老板两口子也混熟了，红烧牛肉明显要比别的顾客多几砣。
我常选择一个避风的角落，对着大碗的红烧牛肉和芋儿烧鸡喝酒。这种店子只有二锅头之类的烈酒，扁扁的玻璃瓶握在手里，有一种充实的感觉，好比老色鬼半梦半醒之间握着一只尖挺的乳房。而烧酒流进喉咙，像有一团火在体内呐喊着急速狂奔。
那天晚上我慢慢地喝掉了三瓶二两的二锅头，正向老板要第四瓶酒并捉摸着是不是把简锐叫过来陪陪时，老板拄着拐杖拿了酒过来，坐在我对面说，兄弟，你已经喝了三瓶啦。
我说没事，再喝两瓶也没事。看看店堂，才发现偌大的房间里只有我一个顾客，老板娘在门口的灶台上收拾着锅碗瓢盆。老板提议说，兄弟，我也没事了，陪你喝一瓶如何？
我说好啊，一个人是喝两个人也是喝。
老板向老板娘叫了声什么，老板娘应声端来一碗烧菜和一瓶酒，我和老板无声地喝起酒来。
过了好半天，老板抬起头看着我说，兄弟，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我说，没，我能有什么心事。
老板摇摇头说，你骗不过我，你绝对有心事，和老婆吵架了？
我说，没机会吵架了。
老板说原来离了？
我点头喝酒。
老板也喝酒。又过了好久，老板说，兄弟，我有句话不晓得当讲不当讲？
我说你讲吧，反正咱们也不认识。
老板说，古书上怎么说，女人像衣服，兄弟如手足，大男人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却绝不值得为一个女人弄得灰头灰脑。
我不由得注意地看了老板一眼，咦，看来老板你是个有文化的人了？
老板说，什么文化不文化的，我看兄弟你才是有文化人吧。我不过腿不方便，平时爱读几页闲书打发光阴罢了。这人生还不就那么回事？过得好过得孬都他妈得死，真正能够快乐的时间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二十年，你说一个人哪有必要自己跟自己较劲过不去？你现在觉得多大的一件事，无论如何也过不了的沟，等到再过几十年，你才发现不过他妈小菜一碟。古人说什么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有道理啊有道理。
走出烧菜店，被酒熏暖了的身子又浸在寒风中。他妈的，我想了想，摸出手机拔出了谢兰兰的号码。电话响了三声，还没人接，那一声接一声的振铃好像回响在一间硕大的屋子里，让人心里生出许多空洞来。我想，如果响了六声还没人接我就把它挂了，结果响到第五声时，谢兰兰好听的声音传进了耳朵：喂你好。
我说你好兰兰。
哦是小乐，怎么想到现在给我打电话？你在做什么，声音好像有点飘。
我想也没想就说：我在想你。
谢兰兰没吭声。我想我是不是来得太陡了，在一个淑女面前，如此直露地说这种超越了关系的话，很可能会惹得人家关机的。
我在外面喝酒，我喝高了。
难怪你要说酒话呢，你清醒的时候可从来没有说过。
谢兰兰的回答让我看到了希望。只有当我后来躺在收审所的地板上时才会惊讶地发现：在那个酒醉的寒夜，我就像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一样急于寻找一个可以给我温度的体温。如果谢兰兰没有接电话，我很可能会再打给许含，也可能会打给丽丽，甚至还可能打给余婧。总之，对一个离了婚而且在冬夜里喝醉了的男人而言，他手机里存贮的每一个女人的电话号码，于他，都像是一根潜在的救命稻草。
慌乱之中，我抓住了谢兰兰这根美丽的救命稻草。
我说，兰兰，你在家吗？我想见你。
谢兰兰犹豫了一下：这么晚了，要不明天不行吗？
和女人打交道的经验告诉我，女人永远不会对一个男人的要求点头称是。她说不行，那就意味着也许，她说也许，那就意味着可以。
我说不，我现在就想见你。
谢兰兰说，那你来吧，可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在家呢？
我说凭直觉。告诉我，你住在哪里？
谢兰兰说你打车到好又多棕北店吧，你要多久？二十分钟行吧？那我二十分钟后在那里等你。
二十一分钟时，我在好又多棕北店下了车，谢兰兰一身红色的防寒服，十分显眼地站大门前。
我问她，我们去喝酒还是去喝茶？
谢兰兰说，看你一身酒气还喝酒，我就住在背后，不如到我家坐坐吧。
我心中一阵狂喜，身子有些酥软，尽力压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