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记忆:中国百年历史的民间读本-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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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新疆路文联宿舍看望阿垅先生，我觉得他此时最需要人们的关怀，也最需要信任。这些年来，阿垅先生对我的培养和引导，使我对他怀着极大的尊敬，我已经成了他在天津的一个小朋友，我想我去看望他，会给他带去一点点温暖。　　　　
　　　　这时的阿垅，已经早被点名批判了，《天津日报》早就发过天津文艺界揭发批判阿垅文艺思想的消息和文章，许多文章已经把阿垅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那些充满火药味的文章，早就把阿垅描绘成了一个疯狂反对共产党的社会公敌，甚至已经有人在报上联名发表呼吁，要求专政机关对阿垅逮捕法办、予以严惩。　　　　
　　　　阿垅先生的房间，多年来一直十分整洁，他一个人带着小陈沛生活，没有保姆，生活料理得极有条理，他的书橱非常整齐，房间里也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那时候没有暖气，冬天要点炉子，我记得阿垅先生续煤的时候，单独有一副手套，每次续煤之后，他都要出去洗手，可见他有着十分良好的生活习惯。今天到阿垅先生家来，觉得他房间里有些凌乱，他正在检查自己收存的信件、检查笔记，也可能是烧了一些，这或者就是后来揭发的那样，算是销毁罪证了。　　　　
　　　　对于我的突然来访，阿垅先生表现得十分惊讶，我看他的容貌，已是憔悴了许多，本来阿垅先生就已经是苍苍白发了，今天显得更是苍老。看到我，他还是笑了，声音也很爽朗，还没有大祸临头的感觉。我自然劝他不要过于担心，事情总会有个水落石出的时候，我对阿垅先生说，至少我不认为胡风先生是反革命。　　　　
　　　　阿垅先生那天的笑容，我至今记忆犹新，这可能是阿垅先生最后一次和外人接触，也是他最后一次自由的笑容了。我记得那笑容中似是没有多少苦涩，反而倒有一种终于逃脱不出劫难的安详。当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几天之后，他就会被逮捕，至少在他那天的笑容里，我没有看出绝望。　　　　
　　　　谈话间，阿垅先生先询问了我考学的情况，劝我还是进大学读书完成高等教育为好；十几岁的孩子不要急于写作，尤其不要对理论问题过于热衷。我十分感激他的劝告，告诉他说我最近刚刚发表了一篇小说，若不形势紧张，我会带来给他看的。随之，我们说到了当前的这场运动，我不了解背景，只劝他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正确和谬误总有澄清的一天。对于我的劝慰，他连连点头，既不为自己申辩，也不怨恨什么人，他只是感叹地对我说：“运动过去之后，我想集中精力搞创作，写些诗，写些小说，理论问题不好办。”　　　　
　　　　我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再在他家里耽误他的时间，没有再说什么，我便告辞出来了，临别时，我还劝他保重身体，不必过于紧张，一切都会过去的。阿垅先生没有多说话，他只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一双眼睛默默地望着我。我想，也许他有了一些什么预感，他也许知道无论什么人，他已是多凝望一些时间、多留下一些印象，便多沉积下一些记忆了。　　　　
　　　　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想到这是我对阿垅先生最后的一次拜会。我当时想，不管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如果还有一个人不肯背离阿垅先生的话，这个人应该是我。因为阿垅先生喜欢我，他发现了我生命中的文学细胞，他从众多的来稿中发现了我的诗，由此才和我建立了师生关系，几年来他一直关心我，辅导我的文学习作。　　　　
　　　　即使我与阿垅先生的关系再亲近，即使这一场运动再残酷，按照正常的逻辑，反胡风运动也不应该株连到我的身上，这正如日后大家聚首时，绿原、牛汉、曾卓、冀汸、罗洛、罗飞等先辈师友所感叹的那样，“这场运动如何会牵连到你的头上呢？”　　　　
　　　　然而，终于还是牵连到我头上来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公布后的第三天，我还和平时一样在家里复习功课，一位在天津的记者朋友半夜来到我家，万分紧张地拉起我就走，我问他何以如此惊慌，他当即就责骂我说：“你还蒙在鼓里了呢，我们报社刚刚传达了一个通知，说有一个叫侯红鹅的胡风分子潜伏在天津，各单位寻找没有找到，而且上边的传达说，估计这个侯红鹅是一个文化人，潜伏得很深，要各单位紧急动员起来，提供线索，一定要找到这个侯红鹅。”　　　　
　　　　这一下，把我吓坏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全中国都已经动员起来寻找我了。而且据说还是下的全国通电，无论我潜藏在什么地方，也一定不能让我漏网。谢天谢地，幸亏我有个朋友在报社做记者，他听到了这个传达，如果不是他找到了我，再到最后我终于没能逃出法网的时候，那时候就要用手铐把我铐走了。　　　　
　　　　“去哪里？”我惊恐万分地向这位记者朋友问着。　　　　
　　　　“市委。”我的朋友回答着说。随之，我的这位朋友又向我说着，“我已经对报社说了，这个侯红鹅我认识，现在我就去把他带到市委去，到了市委，他自己坦白交代。”　　　　
　　　　“我坦白什么呢？”我还是不解地问着。　　　　
　　　　“到了市委再说吧。”就这样，我的这位朋友带着我匆匆地到市委去了。　　　　
　　　　天津市委机关，就是原来的开滦大楼，解放前我没有进过这幢大楼，解放后，以我一个中学生的身份，我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到市委机关来，今天被人带进这幢大楼，我心里真是有点恐怖感。我也不知道我的这位朋友给警卫看了一个什么证件，没有登记，我们就往楼上走去了。走进文艺处，我的朋友向一位干部说了一些什么话，这时一位面容极和善的干部向我走了过来。　　　　
　　　　此时已经是入夜10点多钟了，接待我的，是当时文艺处的王处长。这位王处长的名字我听说过，他在解放区写过一个极好的剧本，我也看过这出戏的演出，印象极深。王处长人很和善，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他没有对我板面孔，带着一种十足的文人气质。他看看我，笑了，笑得有点莫名其妙。也许他是笑我完全是一个孩子，也许是笑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潜伏极深的人，竟然只有19岁，好象是有点不带劲的样子。


第二部分八、人生不归路（2）

　　　　问过我的一些情况，话题就转到日前的这一场斗争上来了，王处长询问我和阿垅的认识过程，更询问了我和阿垅这些年的关系，然后他才对我说道：“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找你。你不要害怕，只要你把情况说清楚就是了。你先回家把阿垅这些年写给你的信找出来，再把你和阿垅的关系写一份材料，尽快送到市委来，自己先在家里好好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的文件，要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要认识到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还是我的记者朋友阅历深，他待王处长说过话过，抢在我前面向王处长说道：“是他自己主动要我带他到宣传部来的。”言外之意自然是表示对我要按投案自首对待了。　　　　
　　　　王处长笑了笑，仍然和善地对我说：“回家去吧，材料找齐了尽快送到市委来，把你的地址留下，有事我们好找你。”最后，王处长送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在分手的时候，他似是无意地告诉我说：“昨天晚上阿垅已经被捕了。”　　　　
　　　　我被这个消息吓呆了。就算是胡风一些人有“错误”，就算他们的理论和马列主义“针锋相对”，可是总也不至于下大牢呀！这时，我才感到这件事太可怕了。这突发的事件，似是一枚重型炸弹将我炸得粉身碎骨。从市委大楼走出来，我变成一个呆子，大脑一片空白，眼前发生的一切我简直无法理解，而且一切也不需要我的理解，它只要我屈从。阿垅已经被捕了，“运动”才刚刚开始，如果一旦运动再有什么发展，等待我的又何尝不是铁窗和镣铐？我麻木了，麻木得顾不得恐惧，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我不记得我的记者朋友是几时和我分手的，当我一个人走在回家路上时，心里空空荡荡，我总听见背后有人喊我的名字，只要耳际一响起这种喊声，我立即就打一个冷战，匆匆地回过头去张望，看到的只是匆匆的行人和陌生的面孔。　　　　
　　　　我只有19岁，这时候我正在准备高校的入学考试，而且我还是一个共青团员，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军，我是把自己当做革命接班人看待的。无论我读书、工作，还有学习写作，我都以为自己是在从事神圣的革命事业，我总以为我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为我们党，为我们社会的每一点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我对落后、愚昧万分气愤，对于反革命分子，我更把他们视做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我相信自己是新世界的创造者，我相信自己是旧世界的掘墓人，我认为自己是革命的一部份，我早就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了革命、交给了党。　　　　
　　　　然而突然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我一夜之间几乎成了一个在逃犯，而且我的老师已经下狱，我已经是大祸临头了。　　　　
　　　　我实在不理解他们何以把我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我根本就没有见过胡风先生，尽管我对胡风先生的理论很崇拜，我读过许多胡风先生的著作，我视阿垅先生是自己的老师；但是《人民日报》不是说胡风等人是一个“小集团”吗？我只认识这个“小集团”里的一个人，难道也算是这个“小集团”里的成员了吗？　　　　
　　　　直到最后天津市委下达了“对于胡风分子侯红鹅的处理决定”的红头文件，将我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时候，我也是没有闹明白，我是为什么被打成“胡风分子”的。　　　　
　　　　就是这样，一场劫难终于落到了我的头上。　　　　
　　　　直到1980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得到彻底平反，我才知道了一点我被打成“胡风分子”的原因，这还是罗洛先生告诉我的。　　　　
　　　　罗洛先生对我说，因为阿垅对我的过于欣赏，他曾在写给胡风先生的一封信中提到天津有一个叫侯红鹅的少年，很刻苦，读了些书，诗也写得还可以，对一些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很可能有点希望。胡风先生有保存朋友来信的习惯，不料第三批材料公布之后，胡风先生被捕，公安部从胡风先生家里抄出了阿垅先生的信，对于信中提到的每一个人，公安部都要查出下落，这时几乎所有的“胡风分子”都已经“落网”了，只有一个侯红鹅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于是连夜下通电，一定要找到这个隐藏极深的“胡风分子”，也算是“归案”吧，这样，从一开始，我就被“定”为是“胡风分子”了。　　　　
　　　　侯红鹅找到了，事情远没有结束。有人要在我身上制造一个大事件，以轰动全国。一个青年，读了胡风的书，受了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学着七月派的风格写诗，按照胡风的文艺理论写文章，这不正是由受胡风思想影响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卖命的典型吗？于是事件扩大化了、升格了，我已经被编织到一个怪圈里去了。　　　　
　　　　过了几天，我忙将有关材料送到了宣传部，这次王处长向我介绍了鲍昌同志，此时鲍昌同志已经借调到宣传部，专门负责搞这场运动，鲍昌说话很原则，并嘱咐我一定要提高认识，才能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　　　　
　　　　第三次到市委宣传部去，王处长说方纪部长要见我，随后他就带我一起来到中苏友好协会，方纪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的家住在中苏友好协会。来到方纪家中，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王处长说了些别的事情就回去了，把我留在了方纪家里。　　　　
　　　　后来有人告诉我，方纪那次让王处长把我带到他家去，有两重的用意，方纪看了我写的检查材料，不但没有对我产生什么仇恨，反而不相信这份材料出于一个19岁小青年的手，他私下对人说，这简直就是一个神童。方纪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他和胡风、阿垅的关系都很好，天津的反胡风运动，一开始是对着他的，但他也有政治化的一面，他在看到这场运动的残酷之后，立即上阵指挥，很快天津就因为有了阿垅、鲁藜这样的一些骨干分子，把方纪划到外边去了。　　　　
　　　　方纪的文人气质，使他没有把我当做“敌人”，他竟然在我写的交代材料中，看出了我的一点点“才气”，他想见见我，或者他就是想判断一下阿垅何以对我如此器重。　　　　
　　　　对于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来说，我一直对方纪十分崇拜，我读过他写的几乎所有作品，也听过他的讲话，方纪是一个才气横溢的大作家。方纪和我谈了很长时间，他问我都读过什么书？何以对胡风的理论如此热衷？我回答了他的提问，当然也是批判地“揭发”胡风的理论如何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而“贩卖”的却是反革命的黑货。方纪比我高明上百倍，他是不会被一个小孩子的假话蒙蔽的，看得出来，他对我并不反感，和我谈话也没有教训人的感觉。　　　　
　　　　政治是残酷无情的，天津领导反胡风运动的五人小组，把我列为重点人物，宣传部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明确指出，阿垅在他写给我的信中约我到他家里去谈话，就是对我进行特务拉拢，“胡风反革命集团”拿我当炮弹进行反革命勾当。为了让我集中时间考虑问题，宣传部长指示下属给我找个地方，后来说大理道文联宿舍的一间房子空着，鲁藜刚刚从那间房里被逮捕，这样，就把我送到原来隔离诗人鲁藜的房子里去了。　　　　
　　　　住在大理道空旷的大房子里，我万分恐惧，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将是一个怎样的结局。我没有政治经验，我也十分懦弱，我怕坐牢，我怕戴手铐，我从来不敢和什么人斗争。想一想，我已经几乎就成了一个囚徒，如今已经被关到一间大房子里了，会不会从这间大房子里放我出去，我一点也没有把握，天知道运动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有一天下午，我从大房子里向外张望，看见一位老太太正坐在我的窗下哭，也没有人劝她，也没有人理睬她。再仔细一看，我认出来这位老太太就芦甸的老母亲，这许多年她一直和儿子住在一起，卢甸从很小参加革命，全国解放之后，把母亲接到天津来住，儿子变成了反革命，被逮捕送进大牢，老太太失去了依靠，她坐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一个人痛哭。　　　　
　　　　芦甸的老母亲哭了好久时间，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走了，这时我又看见小陈沛在院里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站着，这些年在阿垅先生家里，我和小陈沛已经是很熟了，阿垅先生宠爱小陈沛，小陈沛离开爸爸简直就活不了，如今突然阿垅被捕入狱，小陈沛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　　　　
　　　　文联大楼里的人们听说侯红鹅找到了，就隔离在楼下的空房子里，人们都感到十分有趣，纷纷到我的窗外来张望，这里面的大部分人我不认识。有一天，我站在窗前发呆，可能是脸上流露出了害怕的样子，这时候突然我看见窗外站着一位老同志，他个子不高，圆脸，留着短短的平头，他好象是看我小小年纪就被株连到这样可怕的一场运动感到可怜，又看见我站在窗前的恐惧神态，他索性走到窗下，大声地向房里的我说道：“孩子，别害怕，没有枪毙的罪过。”说完，他还和善地看了看我，然后又向院里的人指了指房里的我，似是在向人们说，原来这个侯红鹅是一个孩子。　　　　
　　　　我没敢和这位老同志说话，只看着他从我的窗下走开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同志就是作家王林同志，我一直记着王林同志说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