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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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增强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突出公共财政特征，增强财政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加快解决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 安体富：我认为所谓“淡出”，是指针对前几年施行的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为特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减轻国债力度、转移国债投向，财政政策每年都在调整，不过现在的幅度要大一些。 高培勇：过去讲长驱直入，现在则要缓身而退。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国债发行与十年来最大规模税改魔方（4）
大规模税改成本如何支付？ 《21世纪》：继续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支持下一步的税收体制改革，包括按照增值税、出口退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改革，还有关税下调06个百分点，农业税每年降低一个点直到彻底取消，都需要大额的成本。 高培勇：以2004年1月份出口退税改革为标志，十年来的一个大规模税改已经启动，它的特征和1994年税改有很大不一样：后者以增收为目的，这次则以经济发展为目的，表现出来就是税收收入减少。 回顾过去26年，支撑了GDP增长最为重要的要素应该说是体制变革，体制变革支撑了过去26年经济高速增长，这种情况和制度经济学所主张的是一致的；另外一个共识就是过去的改革，一直是以财政税收制度改革作为开路先锋的，改革之初叫“放权让利”，放的主要是财政管理权，让的也是财政的收入。 以财政收支的调整，换取整体改革的成功，可能是我们可以追随到的一条基本改革轨迹。已经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也有这个规律，比如这次税制改革当中的大项，增值税改革首先在东北三省八个行业推行，大量的改革成本从何而来？我想只有两条途径，一条是依靠财政超预算增长，另一个就是依靠长期建设国债。 贾 康：我不太赞成把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和税制改革挂钩。因为长期建设国债是一种专项的资金。我更倾向于将每年财政上增收的部分适度调整，和减税政策形成替换关系。每年差不多3000亿的增量可以适当减少一些。 汪义达：调整和优化税制结构，比如实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和增值税转型都会带给财政一定程度的减收，但可以换来一个好的机制，这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而且从长期来看，税制的优化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增加。在目前民间投资已加速启动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在某些领域应逐步退出，特别是在经营性领域退出，这样可以适当减少国债项目资金规模，为有效实施税制改革腾出空间。 安体富：内外资两税合一，内资税率降低，税前扣除标准向外资靠拢，总体上要付出300亿～500亿左右的成本，加上出口退税欠款清退3000亿，增值税改革1000亿～1400亿、农业税减免600亿，总体成本大概在5000亿到5500亿。对这些成本的消化可以分步实施，但不能拉得过长，可以控制在五年左右，对出口退税欠款，我主张发专项国债支持。 汪义达：今年的农业税收政策调整和增值税转型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八大行业试点，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在2004年的预算中已做了相应安排，但随着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对财政收入的影响还可能会继续显现，所以税制改革还是要稳步向前推进。 《21世纪》：税费改革，一方面需要财政成本的支付，另一方面还有赖于整个财政运行体制的改革，建立一种长效的公共财政体系，那么，这种体系的建立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贾 康：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就是要搞综合预算——预算内、预算外由国库集中收付，在制度层面保证全程监督，追求整个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要解决分税分级财政制度框架之下，怎么样把分税制往省以下贯彻，这是一篇大文章。总之，公共财政要形成规范的，理财民主化、科学化的公共选择机制，这在中国是一个长期的、带有挑战性的建设。 高培勇：公共财政体制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收入，比如说收费制度的改革；另一个是支出，现在已经启动了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第三个层面就是管理层面，这个管理不仅仅涉及财政部门内部，而且还涉及整个社会对财政收支运作的知情权、监督权的行使。 第七期 79亿美元逆差与贸易结构调整之辩 228年前，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这样诠释他所开拓的新领域——市场竞争在分配资源时能将社会福利最大化，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进步作用，这两者是经济学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 按照一位教授的分析，如果消费偏好是多样化的，那么，分工意味着贸易依存度的上升，因为没有人能在自己的产品中获得足够的满足。最初的交换在互相的满足中得到发展。而当交易效率和分工演进到极高的水平，国内市场不足以满足高分工水平的要求时，国内贸易就会发展为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的依存度也会随分工的演进而进一步提高。但是，世界经济界限并没有随着这种依存度的提高而逐渐模糊，相反，此界限变得更加清晰了。 在国与国没有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市场竞争达到最充分的状态，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是两条平行线，世界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状态注定国际贸易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直接造就了各国贸易间不可消除的壁垒。当中国向美国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时，美国的高端技术产品并不能“礼尚往来”，反而是东亚国家的优势技术产品在中国找到了广阔的天地，结果就是中国维持着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对东亚近邻的大量贸易逆差，这种“三角恋”让美国人心中不是滋味。 在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这四个拉动经济增长的轮子中，净出口无疑是最为敏感的一轮。它不仅关系到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样影响其国际经济关系。而当主要来自美国的压力开始影响到我国的宏观政策的独立性时，问题实际已经超出经济的范畴。 持续了十年的“顺差”，利弊得失值得反思。而就在2004年的前两个月，高达79亿美元的巨额逆差出现在商务部的统计报告中，难道形势正在发生逆转？ 3月27日，华彬国际大厦二层华泰厅，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对外经济所所长张燕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赵晋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海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7期，讨论国际贸易的应对之策。 逆差会否持续全年？ 《21世纪》：2004年前两个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14764亿美元，其中出口6987亿美元，进口7777亿美元，进出口逆差达到79亿美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大额逆差？ 海 闻：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我国前两个月的出口量并没有减少，主要还在于进口增加得非常快，2月达到77％。 逆差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长期来看，进口是收入的函数，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进口就会增加；短期因素则是入世的影响逐渐显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都会下降，大多在2005年至2006年达到最低，所以这两年进口会增加得较快一些，这之后会相对稳定；更短期的因素是，2003年为了缩小与美国的贸易逆差，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商务部专门采取了一些临时措施，比如大豆和机电产品的大额采购，2004年年初或者说是今年这一年，进口量会增长比较快。 赵晋平：从短期因素来看，还有一个因素是不能忽视的，就是从2003年后半年以来，以投资增长所带动的整个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投资需求的上升会带来对一些机械设备、基础材料大量的需求。我国一二月份原油进口增长了39％，初级产品进口的需求增长速度也在65％左右。 从出口来看，还有政策因素的影响，出口退税2004年平均下调3个百分点，出口产品在2003年年底肯定要冲一下——2003年12月份出口增长了507％，没有全部冲完的肯定会延续到2004年一二月份。但是总体上看，一二月份出口增长速度由于这一政策因素的影响已经比上年年末明显回落。 左大培：2003年第一季度也有逆差，但是并不大。为什么到了年初总有这种事情？从月报数字看，其实逆差的问题只在2月份，2月份突然出现一个很大的进口，可能是偶然因素的影响。 赵晋平：工作日的影响就非常大。2003年春节还占了2月份几天，2004年春节则非常早，到2月份已经进入满负荷工作阶段了，而且2月份还比上年多了一天。所以按照经验，每年1月或者2月单月的比较不太容易说明问题，一般都是看累计，或者说看每天平均量。 《21世纪》：现在人们关心的是，这种趋势可能持续全年吗？今年会出现贸易逆差吗？ 海 闻：2004年2月份这么大的贸易逆差不可能以同样的趋势来影响全年，这一点大家都是比较清楚的。今年的贸易顺差至少是缩小的，甚至有一点点小的逆差，都有可能。 赵晋平：贸易顺差肯定是大幅度地缩小，但是我个人认为，出现逆差的可能性比较小。这就需要从出口、进口的增长速度来讲，出口保持10％~15％的增长速度还是有可能的，进口大概可以在15％~25％，增长速度仍然比出口要高。这样计算，贸易顺差应该是缩小到100亿美元之内。 张燕生：有没有可能出现逆差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前两个月投资的快速增长出乎所有政府决策部门的预料，这么多的投资有相当一部分拉动中间投入和设备的进口，在过热经济状况被压下来之前，进口超乎预料地增长是正常的。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建立中美间自由贸易区解决顺差压力
《21世纪》：贸易顺差形势的改变对于宏观环境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它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对经济过热将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左大培：顺差的减少，起码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它却无助于减小经济过热的压力。 赵晋平：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贸易顺差太多产生的市场因素，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压力。我个人认为，贸易顺差的减少对于减轻市场压力作用肯定是很大的，但是对于减少政治压力未必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效果。因为我们现在的贸易顺差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 拿2003年全年和2004年1月的情况来看，我们会发现，我国传统的贸易顺差来源的顺差额在增加，传统的贸易逆差来源的逆差规模也在扩大。从结构上来说，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减少，反而是扩大了。从2003年开始，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为什么美国给我们的压力大？并不在于我们总的顺差对它构成压力，而是中美之间的顺差占它逆差的比例太大。这种结构性问题，对于政治压力的减少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左大培：我们最主要的逆差对象是东亚国家，顺差主要是美国，这个问题确实容易引起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 张燕生：全球化的环境中间，一国对一国要追求贸易的平衡，这是一个旧的理念，从行业内的全球分工来讲，不可能是中国存在1200亿的逆差，和美国就要1200亿顺差。 结构性的问题，要求中国政府对适应全球化的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我们可以从接受加工贸易慢慢变成主动对外发展加工贸易，从吸引国际产业转移逐步发展对外产业转移，将转移进来的贸易顺差转移出去，这就需要中国对一些战略、体制和政策进行战略性的调整，首先调整的应当是观念，也就是要建立面对全球化，积极融入世界的新发展观。 海 闻：我倒不太同意政府去干预经济结构，因为经济结构的存在有它的道理。政府有意调整这个结构，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问题。为了减轻压力，政府可以通过调整政策或采取一些临时措施。 对于中美贸易，比较大胆的想法是，我们可以跟美国谈中美自由贸易区的问题。有人说这是异想天开，我觉得这是一种战略性考虑。结构性的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调过来的，也不是政府能调过来的。我们既然已经加入WTO，有了大幅度的开放，并且已经在考虑跟日本、韩国搞自由贸易区，为什么不能直接跟美国搞自由贸易区？这个过程是早晚的事，为了减轻目前的压力，我们可以先提出来，至少在姿态上占了主动。 赵晋平：我非常同意政府不能直接通过行政的手段去影响市场作用的观点，按照我国政府的传统管理模式，对2004年进口的增长过快，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如何通过行政命令去限制进口，这是最要不得的。这可能带来市场资源配置关系的扭曲，不利于提高效率和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中美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也许有助于解决贸易不平衡这一结构性问题，但是可能带来新的更大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也是东亚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非常高，而且越来越高，中国的GDP对美出口的依赖程度可能有10％左右，如果建立自由贸易区，由于贸易创造效应的作用，依赖程度肯定会进一步上升，这又是一个很大的结构性的问题。 如果东亚的市场长期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很高，就有很大的风险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与这种过度依赖于某一市场的经济结构有直接关系。 张燕生：对于自由贸易区的问题，我觉得关键还在于如何处理好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从经济来看，美国作为一个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最开放的市场，中国与它搞自由贸易，中国经济的损益要认真计量；其次，美国不像德国、日本那样是一般性的发达国家，它是一个超级大国。在“一霸多极”的国际体系中搞自由贸易，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是政治关系问题，两国的谈判实力和能力严重不对称，有可能在谈判中处处陷入美国人的陷阱。 贸易顺差得失 《21世纪》：十年来的贸易顺差，对我国经济而言是得失兼备，我们如何评价呢？ 张燕生：在1980年代，我们在绝大多数年份是贸易逆差，外汇短缺始终困扰着我们，扩大出口抑制进口一直是贸易政策的主要方面；在1990年代，尤其是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以后，由于有较大幅度的人民币汇率贬值，我国的贸易差额不但出现顺差，而且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都增长得很快，在增加出口的同时，也带来通胀的代价。在外汇储备达到4000亿美元的今天，我们应当考虑从贸易顺差向贸易平衡转变的政策调整。 赵晋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的贸易顺差或者说经常收支的顺差是不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它意味着一种资本要素的流出，也就是国内稀缺的资源的流出。 我们判断每一年度顺差还是逆差好，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存在一个固定的结论，而应该是相机抉择的问题。在19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形势下国内出现通货紧缩，当时的出口扩张对缓解内需疲软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压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