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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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淼谋硐帧Ｎ裁垂僭被岽侵澳兀渴且蛭翟诓缓靡馑迹谡飧鑫恢蒙显僖泊幌氯チ耍皇橇斓济钏侵八糯侵啊＊ぁ 』褂芯褪前彰猓壳白钪饕木褪且鹬卣庵址ǘò彰馊ɑ沟陌彰馊ā＊ぁ 」僭蔽试鹬平ソ歇ぁ �21世纪》：刚才甄老师讲到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的标准，从这些条款当中可以看出都是一些应对事故和责任的消极条款，如果一个官员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在他的任职期间，经济、社会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责任？目前的条令是否会客观上带来官员的不作为？ 李永忠：问责制从最显性的方面开始，比较好启动，也好推行。但是，要实现对工作的全面推动、深入推动、持续推动，却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种显性的层面。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领导的责任主要有两项，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用干部方面，关键是不拘一格、大胆选拔和使用优秀人才。分管干部的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必须要多一些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的态度和襟怀。出主意方面，领导不仅要会自己出主意，更要会调动大家出主意，会用别人的主意，这样你才会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治理好。而我们现在不少领导干部不会、不愿、不敢用优秀人才，自己出不了，也用不了别人的好主意，这种治理就很差。而问责制，首先就要问领导干部出主意、用干部之责。 现在，我们只是在执行层面上问责，原来是对领导干部直接犯的错误问责，后来是对大范围出现的问题问责。由于对乱作为和不作为这两方面的判断标准还不是很清楚，这方面的问责也就做得还很不够。问责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对决策、执行、监督这三个环节，都要实行问责，才能真正收到实效。 杨凤春：问责制实践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有效果？我个人认为，要到那些官员尤其是“一把手”，整天战战兢兢、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时候，问责制才算到位了。 甄小英：前苏维埃部长会议主席雷日可夫在总结苏共下台的教训时，讲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成为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实行官员问责制，特别是追究领导责任，就是从制度上使权力真正变成为人民服务的“负担”。各级领导干部都感到肩上的担子很沉重，都感到当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党的执政地位才会“稳如泰山”。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中国经济第五极猜想
《21世纪》：说到底，问责制毕竟还是一种控制手段，要真正实现执政效率的大幅度提高，还在于整体官员文化的彻底改变，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官员文化呢？ 李永忠：我觉得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个是必须要明确的。以前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是两块，一块是剩余价值理论，一块是唯物史观。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地位和任务转化本身，要求我们的指导思想也必须同时进步。 另一方面，科学合理的文化，还必须以科学合理的权力架构作为载体和支撑。因为只有科学合理的权力架构，才能产生良性的执政文化。 甄小英：“文化大革命”前，咱们官员文化主流还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平均主义压抑了个人利益，阻碍了个人价值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就表现为双重人格，公开会议上说为人民服务，私下谈个人利益，没有把个人利益和为人民服务统一起来。问责制应该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能够引导官员，真正对人民负责。 杨凤春：开始构建新的干部文化中，我觉得应该包括个人的内在要素。一个是羞耻感，人不当其位，事不尽责，就要辞职，这是一种基本的职业道德；第二个要素是同情心，为什么一些官员与公众关系比较僵呢？就是官员考虑问题的方法不一样，他可以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把人家的房子拆了，导致妻离子散，却仍然觉得很正常；第三个要素是道德—伦理意识，腐败的高发，与基本道德伦理意识崩溃有直接关系；第四个要素就是敬业，所谓忠于职守。 七年前，重庆因为确立西部惟一的直辖地位而为人瞩目。 直辖之初重庆就面临三座大山：100万的库区移民搬迁、300万贫困人口脱贫和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当时吴邦国视察重庆曾经形象地指出，重庆是“西部现象”和“东北现象”的叠加。 面对三座大山，重庆试图启动两大战略，在西部大开发的同时振兴老工业基地。中央给重庆提出的目标是，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为了这个目标的尽快实现，中央大量干部被派往重庆——重庆的官员少有的富于创新精神，取消所有的公路关卡、首试官员问责制…… 七年后，重庆的城市布局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被400多亿夯实，汽车、摩托车、化工医药、食品、建筑建材等支柱产业持续发展，GDP年平均增长率迈上9％的台阶。但是，与下游相比，重庆的发展依然缓慢，它甚至正面临边缘化的危机。 当富于创新的重庆官员们提出要与“老大哥”同时振兴的口号时，却发现振兴政策中并没有自己的名字，尽管重庆属于全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尽管它的企业负债、就业和社保负担沉重。 区域经济的整合是振兴重庆可以利用的不多的方式之一，成渝一体化构想如能实现，西南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五极力量，条件是，对于龙头的争夺或者结束或者定格。重庆有希望成为西南的物流中心、管理控制中心、研发中心，成都并不甘败下风，无论是单头龙还是双头龙，二者首先需要整体架构，届时，重庆直辖优越性才能充分显现。 2004年6月9日，就重庆的发展与西南地区的城市竞合等问题，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王一鸣、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凯、中国区域经济协会副秘书长陈耀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13期，展开激烈交锋。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快”与“慢”（1）
《21世纪》：七年前，重庆直辖以后，一度为全国瞩目，但是它后来的发展速度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请诸位分析一下制约重庆发展的因素。 王一鸣：重庆直辖以后，我去过很多次，感觉这个城市发展很快。首先，重庆的城市建设格局基本成型，824万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市格局已经初步完成。 第二，它的中心城市和区县域中心城镇的功能明显增强。经济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交通中心、通信中心等六大中心的功能都已经显现。重庆港码头原来就是西南地区的商品集散地，黔贵北、川南地区的货物集散主要还是通过重庆港，现在随着铁路、高速公路、航空港的建设，与之相应的商贸和功能、物流中心功能进一步增强。 第三，从产业上来说，重庆原来是老工业基地，在国防、军工、机械制造、金属材料等方面有较好的基础。目前，重庆是全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基地，重庆汽车产量已是全国第四位。 陈 耀：重庆直辖以来，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但是与大家的期待相比，重庆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期望值。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还是人均GDP。2003年重庆的人均GDP达到8075元，也就是972美元，而同年我们全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重庆还是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尽管它在西部是最高的。 其次，重庆的就业结构也略微比全国滞后一些，515％的就业是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就业是173％，第三产业是312％。而全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平均在50％，可见，重庆的结构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另外，从工业内部结构看，它还是属于重型工业结构，去年重庆重工业的比重是646％，轻工业是354％，在新一轮重化工增长的时期，这是一个好的机遇，2003年它的重工业增长速度非常快，轻工业方面反倒没有怎么增长。 魏后凯：1999年重庆GDP增长速度是76％，2000年是85％，2001年是90％，2002年是103％，2003年是114％，是1999年以来最快的一年。从这些数据看，我觉得重庆设直辖市以后的增长速度在不断的加快，但是，这个增长速度还是不能令人满意。我觉得它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重庆成为直辖市以后，基本处于“小马拉大车”的状态，它的经济规模远远不如上海、北京；在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它的人均GDP排在34位，是倒数第二位。经济总量不够大，发展水平不够高。 第二，重庆和全国其他的地区相比，差距在不断的拉大，这种状况从1978年至2002年，尤其和沿海地区比，其发展速度不够快，这与重庆经济基础差有关。 第三，我觉得重庆是一个典型的内向型经济。2001年重庆的经济外向度指数在所评价的24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排在211位，其中，外资依存度是32％，外贸依存度只有48％，外资对出口的贡献度仅有72％。而且重庆民营经济增长虽然比较快，但是外资占全国比重却有下降的趋势。 陈 耀：2003年重庆实际利用外资是567亿美元，低于它吸收的境内的资金——57亿人民币，也就是说重庆实际上利用内资比外资多，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的资金，比如浙江的著名制鞋企业——奥康集团投资10亿元打造“西部鞋都”。 王一鸣：重庆面临的比较迫切的问题有三个：第一，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重庆这几年高增长的发展态势有可能受到影响，投资增幅会有所回落，因为它的民间投资、社会投资还远远没有达到沿海地区的水平。重庆市政府也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消费也不够活跃，增幅一直比较低。投资回落了，消费又没有跟进，那么GDP会不会受到影响？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快”与“慢”（2）
第二，从总体格局上看，其产业竞争力不强。制造业中最突出的就是运输设备制造业，除了汽车、摩托车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外，很难找到其他特别有竞争优势的产品。 第三，就是国际化问题。近年来，重庆市提出打造国际化城市的目标，也积极参与了一些国际性活动，如举办亚洲议员大会，甚至包括世行的年会曾经一度也策划在重庆举办。一些国外银行、商社也在重庆设立了分支机构，但总体上开放度不高，2003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仅26亿美元。实际上，第一个问题是要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要解决传统产业的振兴，第三个问题是要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融入到全球化的分工体系当中去。 陈 耀：重庆直辖以后，可以说是面临“三座大山”：100万的库区移民搬迁、300万的贫困人口脱贫和国有企业的改造。现在移民解决了80多万，贫困县的帽子虽然基本上脱了，但这种脱贫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重庆西南和贵州接壤的地方，灾害频仍，而且几乎没有工业基础。另外，国有老企业的问题特别突出，主城区工业“退二进三”的改造还很不彻底。 老工业基地需要政策大力扶持？ 《21世纪》：在重庆直辖初期，吴邦国到重庆考察时曾经指出，重庆是“西部现象”和“东北现象”的叠加。2003年8月启动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之时，重庆一度提出要与东北“老大哥”共同振兴，但后来国务院下发的文件中，还是将老工业基地界定在了东北三省，重庆国有企业负债、下岗职工的就业和社保由此成为问题。 魏后凯：重庆现有的工业基础还是不错的，问题主要在于机制和体制。要改变这个状况，需要从两个方面考虑：首先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现在西部地区包括重庆的国有企业比重大，主要是因为外商投资和民营企业发展太慢。 其次，就是要分类、分批搞好国有企业改革，该破产的就破产，该拍卖的就拍卖，该转制的就转制。国有企业的退出需要付出成本，可能需要中央给予一定的支持。 王一鸣：1985年国家确定上海、武汉、重庆、沈阳、天津、哈尔滨为六大老工业基地。对于老工业的改造和调整，从军转民这个角度来看，重庆是最成功的。 当然，重庆要完成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还有许多事要做：首先，要实现产业振兴，现有的工业就要按照供应链的关系进行整合，优先培育和发展利润状况比较好的核心企业，外围其他企业的产业要围绕核心企业进行整合，也就是所谓产业集群的概念。还要让这些企业和产业充分参与国际分工，成为国际化供应链当中的一个环节。 第二，要解决体制转化问题，进一步调整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2001年重庆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还是61％，相比沿海地区，这个比重还是相当大的，而重庆的国有企业又是以大型企业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必要搞产权多元化，实现混合所有制。 第三，要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就业压力来自何方呢？一是老工业基地的调整过程中，退出市场的企业遗留下的工人，另一个就是库区移民的安置带来的就业压力，再一个是库区800多家企业就地关闭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当然需要靠重庆经济的良性循环，但是也需要国家的支持。 陈 耀：解决老工业基地问题，主要靠自力更生。现在来看，重庆在中心城区的规划做得相当不错，主要有三大块：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经济生态区，按照这三大经济区，统筹经济发展，打造城乡共同繁荣的格局。这是重庆应当努力的方向，而不是主要依靠国家进一步的支持，成立直辖市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了。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成渝联合打造中国经济第五极
《21世纪》：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重庆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如何利用这个政策契机更好的达成区域经济整合呢？ 王一鸣：西部大开发重点在“两带一区”——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重庆是属于长江上游经济带的中心城市。在西部大开发的西北、西南两大板块中，重庆在西南处于门户地位，应该强化重庆作为西南地区窗口的功能。三峡大坝建成后，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重庆的物流中心地位将得到强化，使成都、川西成为重庆港口的腹地范围会有进一步拓展，还可以吸引四川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向重庆转移，五粮液酒厂就准备在重庆搞一个大型配送中心。 第二个走向，就是重庆和成都的整合。成都的城市发展是向东、向南，基本走向就是沿着原来老的成渝高速公路，实际上是往重庆方面靠。重庆是向北发展，包括向江北、渝北发展。最近重庆正在修建到成都遂（宁）渝铁路和高速公路，这样会使两地形成第二条通道，重庆的物流量将迅速增加，使得两个城市整合的基础设施更加扎实。 魏后凯：实际上对重庆和成都的整合问题仍有很大争议，其一是“谁为中心”的问题，这与经济实力有关。其二，从门户地位来看，在过去重庆是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