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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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１２月份告诉一个来访的日本人说，周恩来已经住院６个月了，现在只通知他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然而，周恩来决定按自己特有的方式再作最后一次拼搏。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定于１９７５年１月中旬开幕，这是周恩来为排除“四人帮”急不可待而又带有破坏性的干扰，进一步把中国引向下一发展阶段的新的政府机器的最后一次机会。为了做到这一点，周恩来不得不挣扎着进行他最后一次飞行，前往长沙去争取毛泽东的支持。一个机组人员回忆说：“总理显得十分消瘦，头发已经花白，步履也变得艰难，双手微微发颤，在登机时他得要人扶着。”当有人问到他的病情时，他回答说：“疾病嘛，就要和它作斗争。……一年没有坐飞机了，长期躺在医院里，现在好些了。”他的手颤抖得非常厉害，使他几乎不能剥开女服务员递给他的糖。但到了１２月２６日，他终于使得毛泽东明确表示同意他的宪法草案及一些新的人事安排。毛泽东同时也为自己保留了发布理论方面的“重要指示”的渠道，以保证激进思想不受国家事务的干扰而生存下去。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可以说是他的政治遗嘱。他把文革称为一场反资运动，他没有把经济提到政治之上，因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仍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产。”他接着提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计划，“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就是以后中国一直牵肠挂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新的宪法则保证农村生活的基本单位——公社将可以对更小的次级单位（生产队）实行最大限度的物质刺激，并保证自留地和副业生产的安全。这就保证了在中国的发展中采取一种混合经济的形式。
这是１０年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引用毛泽东在６０年代初的讲话来证明７０年代的新政策的合理性。这样，他使人们注意到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周恩来的胜利意味着大部分军队指挥员已经集合在他的政府机构的后面，来支持一个关于中国未来的、要求达到稳定和明显进步的蓝图，而不愿光看到意识形态方面热烈的景象。邓小平被提名为第一副总理，成为周恩来有力的副手，同时他还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毛泽东仍呆在远离北京的地方，也许他不愿意出席这次大会来使这些事情合法化，尽管他在大会进行期间身体很好，并接见了西德的一位政治领袖。
这可能是周恩来最大的遗憾，因为这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四人帮”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利用毛泽东的权威来破坏这些新计划。大多数人这时仍设想周恩来会比毛泽东活得长一些。毛泽东比周恩来大５岁，而且总的来讲，他的身体不如周恩来健康。然而，这时医生肯定已经告诉周恩来他的最后日子还有多长。他一定考虑过如果他先于毛泽东而离开人世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毛泽东不喜欢的邓小平的管理下，这座精心建设的大厦能否经得住衰老的毛泽东的妻子及“四人帮”的攻击。
周恩来这时在接受中国专家治疗的同时，也接受外国专家的治疗。１９７５年２月，他又动了一次手术。他后来对医生说，他们应该去中国南方的云南省对锡矿工人中的矽肺病发生率作更多的调查，尽管他已经病入膏肓。有报道说，是一个后来叛逃到美国的年轻医生发明的一个治疗尿毒症的中草药药方又延长了他几个月的生命。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不让他的理发师来为他理发刮脸，因为这会使他们彼此心里都不好受。
外国来访者仍不断来看他。病危的周恩来向泰国总理克立传达了一个激动人心的信息。他说：“你回国后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要告诉你的儿子和孙子，中国永远不去进攻泰国。”
克立很机智，他要求周恩来把这个承诺写下来给他。周恩来悲哀地承认，“我的手打颤，我病得太厉害，不能动笔。”然而，他还是在一份关于与泰国的外交关系的协定上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他最后一次官方签名。这件事发生在７月。
几周以后，周被告知，一个反对古典浪漫小说《水浒传》的新的政治运动已经在中国展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消息是一个专程从国外赶来为他治病的外国癌症专家告诉他的。毛泽东以前很欣赏《水浒传》这部书，但现在他把这部书看作“对投降主义的宣传”。实际上，周恩来虽然住在医院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经常去看望他，告诉他各种情况。他找来了《水浒传》的各种版本，在病床上翻阅。
他感叹道：“恐怕我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但是，他又必须忍受另一种“商量”，尽管它令人讨厌。党中央设立了一个由“四人帮”中的王洪文为头头的监督委员会来负责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一个医生后来回忆说：“周总理是被逼死的。……他们不让他休息。……甚至在我们给周总理输血时，江青也会挂电话来命令在她与总理说话时停止输血，而她尽扯些无聊的事，她却把这称为‘国家大事’。”传说有个医生还声称，中国最优秀的癌症专家提出的治疗方案没被采纳。
第三部 开国总理第8章 握手言和（5）
他这个老人并没有屈服。据说１９７５年１１月的一天，他令人难以置信地出现在首都市中心的北京饭店①，他在那里吃了一顿饭。但他是在休息吗？噢，不是！他还有一些刚从公文包里拿出来的文件要看！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３１日，他仍在医院。那天的报纸上发表了毛主席在文革前写的两首诗，周恩来在弥留之际还花了不少时间来听人朗诵这两首诗。一首是《重上井冈山》，２０年代毛泽东在那里建立了他的游击根据地。这首诗是以这样两句结尾的：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第二首诗是关于中苏关系的形象化比喻，挖苦了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它的结尾是“试看天地翻覆。”据说周恩来在弥留之际，由于病痛而不能入睡，他突然挣扎着说出“诗词”两个字来。病床边的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指毛主席的那两首诗。因此，他们轮流读这两首诗给他听。听到第二首诗的最后一句时，周恩来大声地笑了起来——这是他这段时间以来第一次能笑出声来。
这个故事可能是他的追随者杜撰出来的，以反击“四人帮”关于周恩来仇视毛泽东的宣传。或者是（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话）周恩来本人想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即周恩来无疑是对毛泽东心血来潮的理想主义产生出一种强烈的亲切感，这种理想主义毕竟在它的光辉时刻曾激励过周恩来本人。
但是，另一种说法则不太可信。听说，有一份据推测是周恩来在病床上口授给邓小平的遗嘱在周恩来去世前的最后几个小时不见了。这似乎是苏联或国民党的宣传机构编造出来的。据传，周恩来在这份遗嘱里说“一个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不应再重犯了”，还说他把中苏关系正常化当作“最大的外交目标”。从他的一贯谨慎来看，这种说法实在是站不住脚。
下面这个同样难以证实的故事也令人感到有点不知如何是好。这个故事说，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几天，毛泽东来医院陪他度过了几个小时。有一个故事说，毛泽东在周恩来去世前半小时还与他呆在一起。另一个故事的说法正相反。据说毛泽东像他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那样把他的老战友冷落在了一旁，但周恩来这次要更痛苦一些，因为毛泽东根本就不来医院看他。
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说周恩来在最后的时刻，忍着病痛，与坐在床边的妻子低声地唱起《国际歌》来。
上面说的这些情况只是可能发生过。但是，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上午９点５７分，这个在２０世纪的中国最受人热爱、最有才能、最成功及最激动人心的政治领导人终于离开了人世，享年７８岁，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他去世的消息第二天才公布。然而，不论是他的诗词、歌曲还是他的遗嘱，都没有被采纳发表过。这些东西只可能向中国的别的政治家和普通老百姓表明，这个生命过于重要，以至于不能被留下来扼杀某些人的利益。
结束语 后记（1）
周恩来经常被描绘为一个杰出的中产阶级学生，由于偶然的机会而加入了马克思主义阵营，后来又花费他毕生的精力执行他的无产阶级同志们所制定的政策，但他又从未向他们的最高权力提出挑战，因为他的心理障碍使他不愿意亲自去领导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
周恩来由于他那精细而又西方都市化的作风，自然而然地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显得与众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他从不勉强自己对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至少在公开的场合如此，尽管在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他可能不那么谨慎小心。
但纵观周恩来的一生，我们就会发现情况要复杂得多。答案必须从他的童年开始去寻找。周恩来童年那独特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他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那别具一格的表现。正如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麦克唐纳有一次在评论一些已出版的介绍周恩来的书时，曾富于洞察力地指出的那样：周恩来的外交才能不能仅仅归因于他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必须找到一些别的解释，这些解释可能存在于他早年的生活之中。一旦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就会找到周恩来的自我克制能力的根源，……这样，我们也能搞清楚他选择共产主义道路的原因”。
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周恩来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大。在这个大家庭里，他的父母和他只构成一个更小的单位，这样就能提供足够的保障来使大家庭里每一个人都能感到一种最低限度的集体安全。不管碰到什么困难，都会有人来帮忙。尽管在大家庭里存在着这样一种公社式的保护制度，然而周恩来却令人伤心地遭到遗弃和排斥，这使他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先是被他的生身父亲过继给别人，当时他生下来才几个月；然后，在他懂事之前，他的养父又撒手归天；后来，在他１０岁的时候，他的生母和养母又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去世。由于中国家庭单位独有的特点，所以用一种过分自信的弗洛伊德式的解释来说明这一切是不明智的。尽管如此，我们似乎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出周恩来在小时候一定非常想得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父辈人物。我们还可以合情合理地继续猜想，周恩来可能对过去怀有某种怨恨，尤其是对他的生父，他的生父不幸碰巧是他这两对父母中最没有能耐、最不关心他的人，然而这个人又是惟一活下来的并在他成年后干事业时来纠缠他的人。他后来的一些习惯，如过分的爱整洁、节俭、敏感、令人难以置信地热爱工作等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
这样，年轻时的周恩来就以一个善于组织别人而达到自己目的的激进的爱国者的面目出现。他曾说过，交朋友是为了孤立敌人。为了革命，应该准备牺牲生命。尽管他作为一个讲信誉的人在中外享有盛誉，但他仍和别的政治家一样，为国家利益而使用策略。例如，他在５０年代声称中国击落的美国飞机驾驶员是间谍。然而，与他的一些同志们比起来，他仍例外地算得上是一个最值得尊敬的人。
这位激进的、充满爱国心的周恩来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以后，就把它作为改造社会的最现代、最时髦的信条而从心底里喜欢上它。周恩来一直对外部世界怀有强烈的好奇心，这一点与毛泽东或他那些共产党同僚们比起来显得更为突出。卢西恩·派伊教授曾经评论说：“他在国外呆的时间比他那些政治局同僚们在国外呆的时间的总和还要多”。
周恩来在中学的时候又接触了西方的政治科学。后来，他有意识地选择那些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学或大学就读。他自然而然地为西方的最新思潮——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相信对于极度落后的中国来说，只有最好的药方才会起作用。
纵观周恩来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地与西方发生联系。他曾就读于张伯苓博士的南开中学，而这所中学是在西方人的帮助下开办的；后来，他又在日本、法国、比利时、德国、苏联生活过。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利用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租界来逃避敌人的追捕。这类行动最早开始于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期间，他曾躲在天津法租界的一所房子里召开学生会议。８年以后，他又使用一个同样亲法的女士在上海法租界的屋子来开展革命密谋活动。同年晚些时候，他还使用鲁茨主教在武汉的住宅作为避难所。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也曾短暂地求助于飘扬在香港的英国旗帜的保护。如果没有这些帝国主义领地的保护，周恩来的一生也许就没什么可写的了。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周恩来对俄国人的依赖。例如，俄国人曾通过共产国际指示他发动南昌起义①。南昌起义是周恩来革命生涯的一个高潮。他以非凡的决断给这次起义打上了他独特的印记。尽管起义很快就失败了，但它树立了一个新的模式，为后来最终取得胜利的共产党起义开了一个先例。它也是周恩来长期革命生涯中惟一的一次以最高领导人的面目出现，而且他这次的最高领导地位得到了承认。
甚至在南昌起义之前，周恩来那人所周知的拒绝担任中共最高领导的行为就已经开始。在第五次党的代表大会②上，他听从陈独秀的领导，而不是站在陈独秀的反对者一边，这令他的朋友们非常吃惊。一年以后，他支持李立三上台。又过了一年，也就是１９３０年，他又支持诗人瞿秋白上台，但他拒绝和别人一起谴责李立三。接下来是王明的崛起。１９３１年，共产国际代表支持王上台，周则在幕后对党的事务进行事实上的领导。实际上，正如他在３０年代拒绝抑制李立三的过激行动而使他的部下失望一样，在６０年代，同样的事又再次发生，只不过是李立三换成了毛泽东。在后一件事上，他可以用缺乏足够的力量为理由来解释，但前一件事只能解释为他这样对待他的前上级会使他在心理上受不了。
周恩来认定自己只适合当一个行政领导，而不是象征着全民的最高代表。他曾不止一次地看到后者的地位都是短命的（在１９２７—１９３１年期间，这样的人在中共党内有４个）。此外，他还是一个辛勤耕耘的人物，他宁愿把时间花费在建设性的劳动上，并从中得到满足，而不愿搞作为最高领导人所必须用全部身心投入的政治斗争。
１９３５年，周恩来在遵义戏剧性地由毛泽东的上级和批评者一变而成为毛泽东的下级和支持者。这种引人注目的关系决定了人民中国的整个轮廓和进程，而这一关系的线索可以追溯到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在１９３０年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