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66-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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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遇见过的最可爱的人。他在许多地方都像孩子，不过这肯定不是幼稚。他的奇特之处只是在大脑的思维方式上。我对自己的大脑评价颇高；这辈子我只遇见过两个智力明显比我强的人。一个是爱因斯坦。另一个是数学家冯？诺伊曼，他也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维克托？韦斯科普夫，物理学家，《原子科学家学报》的创始人。在麻省理工学院庆祝他退休的仪式上，韦斯科普夫在贝多芬三重奏里演奏钢琴，指挥交响乐队演奏勃兰登堡协奏曲。他还和爱因斯坦一起登台演奏。
他的小提琴演奏比不上他的物理学。他是个真正的业余爱好者。我的钢琴比他的小提琴高明。
艾西多？拉比，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任何指责爱因斯坦浪费了他一生中后四十年的人，如果不是无知，便是对他有偏见。确实有这样的人。世界上到处都有。他在七十六岁去世，减去四十年，就把你带到1936年，这时他已经来到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院。我只能这样说，所有批评他的人对他的要求高得可怕。
我知道爱因斯坦，我相信我了解他的性格。他应该受到极大的尊重。
在一次关于新发现的介子的讨论会上，他对我说：“我们已经知道电子在电荷和质量上是可以量化的。这难道不能为一种物质理论提供足够的实验数据？”驱动他探索统一场论的正是这种宏大的目标。就像一个得到上帝启示的神秘主义者，爱因斯坦在他的理论探索中是永远不会感到满足的，除非他能找到一种能够涵盖所有的微观和宏观现象的理论。
爱因斯坦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他不为名誉和财富所动，也不受多数人看法的影响。他了解自己的才能，并小心地保护它不受外界的干扰。
他是物理学的伟人，他的丰功伟绩在这个领域里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为今后几代人的科学探索指出了方向。在所有伟大的科学家中，他无疑是本世纪的最伟大的。
亚伯拉罕？佩斯，爱因斯坦的同事和传记作者
他和我见过的其他真正的伟人不同。他仍旧保持着一颗跳动着的童心。他在行为上并不幼稚，但是却永久保留着小顽童的脾气。
他常常显示出对现实世界的敏锐洞察力，这使我感到惊奇。他或许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是他的眼睛却看得很清。他知道世界上的情况，不仅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情况，还有他对某些个人的评论。
如果他知道联邦调查局收集了大量有关他的档案，他肯定会放声大笑的。＇显然，他确实知道此事。＇
爱因斯坦是个不需要实验室、设备或工具的科学家。他只要坐在一间空房间里，只要有一支铅笔和一张纸，他的大脑就开始工作了。虽然他发明了关于能量和质量的伟大公式，但他也同意我的看法：能量后面一定还有其他的东西。
马丁？布伯，哲学家。爱因斯坦和布伯相识有四十年了。他告诉儿子汉斯？阿尔伯特，他和哲学家的每一次会面都给他带来极大的愉快。
有一次，我逼着爱因斯坦阐明他的宗教信仰，他答道：“我们物理学家努力要做的只是跟在上帝后面划出他确定下来的界线。”＇在我最近的一次拜访中＇我们高兴地发现，我们俩都喜欢读埃勒里？奎因的推理小说。
阿瑟？科马尔，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
我记得爱因斯坦来到帕尔默物理实验室，他的演讲包含了两条引人注目的评论。第一条：“物理学的法则应该简单明了。”听众中有人问，“可是，如果它们不那么简单呢？”爱因斯坦答道，“那么我就不会对它们感兴趣。”
然后有人问爱因斯坦，他为什么要拒绝接受量子力学，他说，他不能接受一种建立在先验的概率 （priori probability ）上的概念。这话又一次引起一位听众的反应，“可是就是您把先验的概率 引入A和B系数的。”
“不错，”他说，“我对此一直很后悔。不过，当一个人在搞物理学的时候，他不应该让他的左手知道他的右手在干什么。”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三部分朋友和同事眼中的爱因斯坦（11）
在演讲结束的时候，他坐下来，靠在椅背上叹了口气说，“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考试。”
约翰？惠勒，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邻居
爱因斯坦每天从研究院回家时都要经过我的房子，有时候，我孩子养的那只猫会跟着他回家。不久，我们就会接到从他家打来的电话，叫我们别担心，我家的猫就在他那儿。我的孩子们就会到他家去把猫领回来。
在我的记忆中，爱因斯坦和波尔的辩论是思想史中最重要的辩论。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比这两位伟人之间所进行的辩论更持久、更深刻、对人类认识自然的影响更为深远的辩论。
I？伯纳德？科恩，哈佛大学科学史学者，研究牛顿的专家：我对爱因斯坦的最后一次采访。
那是1955年4月3日，一个寒冷的春天的早晨。我在10点钟准时到达爱因斯坦的家门口。他的秘书杜卡斯小姐把我带到二楼。“客人来了，”她叫道。爱因斯坦从书房里走出来，他的眼睛发亮，好像刚刚笑过或哭过。他穿着蓝色的衬衫、灰色的法兰绒裤子和皮拖鞋。他微笑着和我打过招呼后就去找他的烟斗，然后就请我到他的书房去。一进门就看到一扇特别大的窗子，窗外是一片赏心悦目的翠绿景色。墙上挂着电磁理论的创始人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肖像。爱因斯坦在一张小桌前坐下，用一块毯子盖住自己的脚，点头请我拿张椅子坐在他对面。
他有一张非常漂亮的、不同寻常的脸。那是一张沉思的、悲剧性的、饱经风霜的脸，上面刻满了深深的皱纹，但是他的眼睛却闪闪发光，使他的脸焕发出一种生气勃勃的气质。
我的脑子里装满了一大堆问题，可是我却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会儿，还是爱因斯坦帮了我的忙，他像回答问题那样开口说道：“在物理学里有那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的理论是远远不能胜任的。”我提到一些有关光子理论的问题，爱因斯坦笑道，“那不是理论。”他对什么是理论有着非常明确的看法，光子理论之所以算不上理论，是因为它没有对光学现象作出完整的解释。
他说，即使没有他的存在，我们也会有狭义相对论。他认为最有可能完成这件事的是保罗？郎之万。不过，言下之意，只有爱因斯坦才能完成广义相对论。
他强调说，他认为，对于任何重要的发现，发现者本人是最不适合于描述发现过程的人。许多人问过他怎么会想到这个或想到那个，但是他总觉得很难说清楚自己的某个想法是怎样形成的。对于科学家的思维过程，历史学家也许能看得比科学家本人更清楚些。
他提到，当人们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国际委员会来调查对微分学的优先拥有权时，牛顿在幕后指挥这个委员会的活动。关于那次辩论，爱因斯坦作过一个著名的比较：如果没有牛顿或莱布尼兹，我们仍旧会有微分学。可是，如果没有贝多芬，我们就不会有英雄交响曲。
爱因斯坦还愉快地回忆起他对马赫的拜访。他说马赫、牛顿、洛伦兹、普兰克和麦克斯韦是他最敬佩的科学家。事实上，只有这几位才被爱因斯坦看成自己真正的前辈。
他说话声音很小，但很清晰。他的英语讲得非常好，虽然带有明显的德国口音。和他的说话声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洪亮的笑声。他喜欢说笑话，每当说到得意之处，他就会爆发出一阵大笑，整个房子里都回荡着他的笑声。我在采访之前就仔细看过他的照片，以便了解他的外貌、他的穿着，我还听人描写过他的书房，可是我绝对没有料到这如雷灌耳、同时又令人倍感亲切的敞怀大笑。
我试图对爱因斯坦解释牛顿是如何对宗教发生兴趣的：牛顿相信世上曾经有过一种原始的基督教，这一原始信仰后来遭到了歪曲和篡改。有人发现，在遭到歪曲和篡改的圣经文本后面隐藏着一些原始教义，于是牛顿就选择了某些重要词汇，试图找出它们在不同用途中的不同涵义。我想爱因斯坦一定想知道一个有科学头脑的人会如何看待这类问题。没想到爱因斯坦认为这是牛顿的一个弱点。在他看来，如果牛顿发现他的想法和正统观念有冲突，他就应该弃绝正统观念。例如，如果牛顿不同意对圣经的公认的解释，那他为什么还相信圣经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呢？我试图解释，一个人的思想受到文化传统和环境的影响和限制，但我并没有继续谈下去，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一点上纠缠不休。
＇当科恩告诉爱因斯坦牛顿不愿发表他的数量庞大的神学著作时，爱因斯坦对此表示钦佩。他说，这表明牛顿意识到他的神学结论有缺陷，而他是不愿发表任何不符合他的严格标准的东西的。＇
爱因斯坦激动地说，如果牛顿不愿发表自己的著作，他希望别人也不要把它们公之于众。显然，他想到的是隐私权问题，因为他自己一直受到记者和其他人的追踪，他们希望把他个人生活中的所有细节都搞到手。不过，他觉得可以发表重要人物的通信，理由是，如果你写了一封信又把它发了出去，你的目的就是要让别人来读它。但是即便如此，他告诫，有些个人信件应该受到保护。
他还谈到某些科学家对待维利考夫斯基的不公正行为。我想他误解了他们的态度，以为他们企图封杀他的书。爱因斯坦强烈反对查禁任何人的书，不论书里的内容有道理还是没道理。沙普利和其他人并不想查禁维利考夫斯基的书；他们只是不想让它以严谨可靠的教科书的假象和公众见面，他们反对让麦克米兰公司出版这本书，因为该公司是首屈一指的自然科学教科书出版商。
爱因斯坦有次对维利考夫斯基说：“你为什么不能用幽默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批评？为什么要这样激动？”
为了不让爱因斯坦过度疲劳，我几次站起来准备告辞，可是他请求我再呆会儿，“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呢，”他说。
当我终于走下楼梯的时候，我吃惊地注意到，我们的谈话已经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当我转过身向爱因斯坦表示感谢的时候，不小心踩空了一节楼梯，差点儿摔倒在地上。
爱因斯坦咯咯笑了起来，他说，“你在这里一定要特别小心。这里的几何构造可复杂了。你瞧，走楼梯实际上不是个物理学问题，而是个应用几何学问题。”
我刚要走出门，突然听到爱因斯坦在书房里喊，“等等。你一定要看看我的生日礼物。”
他走出来，向我展示了一根窗帘杆子样的东西，顶端有个杯子，上面还用细绳拴着一个球。这是他的邻居，物理学教师埃里克？罗杰斯，送的礼物。爱因斯坦曾帮助他的几个孩子做作业。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三部分朋友和同事眼中的爱因斯坦（12）
爱因斯坦开始用这个奇特的玩艺儿演示等价原理，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火花。他把那根杆子使劲往天花板上一顶，接着又让它落到地板上，这时那个球就自动跳进了杯子。
尽管他年事已高，满头白发，看上去颇显衰老，尽管他在和我谈话的时候眼睛里经常流水，我仍旧觉得他是个生气勃勃、充满了旺盛生命力的人。
菲利普？霍尔斯曼，摄影师
1940年，由于爱因斯坦的帮助，我得以来到这个国家，这很可能挽救了我的性命。我和我妻子常常到普林斯顿去看他。他是个极富同情心、待人非常热情的人，他自始至终反对一切不公正的行为，并尽其所能帮助弱者和受害者。他表现出罕见的无私和感人的谦虚。
我记得他在最后几个月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坚忍。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坚强的毅力强迫自己忘记剧烈的疼痛。我也记得他的幽默，他那发自内心的笑声仍旧在我的耳边回响。有一次他告诉我们，他在乘公共汽车的时候，一位老太太不断地盯着他看。最后她终于问道，“我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您的照片。您能不能告诉我您是谁？”说到这里，爱因斯坦教授咯咯笑了起来，“我对她说，我是给摄影师当模特儿的。”
阿巴？埃班，以色列政治家
1955年4月的某一天，我们在纽约领事馆的情报官员鲁文？达夫尼打电话告诉我，爱因斯坦写信表示他非常担心以色列面临的困难处境。于是我和达夫尼一起前往普林斯顿的默瑟街。爱因斯坦亲自为我们开门。他穿着松松垮垮的米色毛衣和裤子，既没有系领带，也没有穿袜子。他直截了当地进入主题。他说广播电视网一直在试图采访他，但是他们的请求都被他拒绝了。现在他觉得，既然他能吸引起一些“公众兴趣”，那就不妨利用一下。他问我，媒体是否会同意录一段他对美国和全世界人民的讲话？我和达夫尼相互看了一眼：这将是新闻界梦寐以求的事。
爱因斯坦拿起一支笔，在一个老式的墨水瓶里蘸了一下，开始在一叠纸上写了起来。后来我们觉得他需要更多的时间，于是就决定再安排一次会面，由达夫尼和我来帮助他准备这篇演讲稿。爱因斯坦客气地问我们想不想喝杯咖啡。我们以为他会让管家或女佣来煮咖啡，就礼貌地答应了。
没想到爱因斯坦自己快步向厨房走去。我们不久就听到那里响起杯子和罐子的碰撞声，还有餐具掉在地上的声音，好像我们的主人正在纪念他的伟大前辈牛顿发明的万有引力论。
那天夜里，我给妻子打了个电话，我故意用若无其事的口气说，“噢，对了，我忘记告诉你了。今天爱因斯坦煮咖啡给我喝呢。”这是我结婚以来夫妻对话中最精彩的一刻。
当达夫尼和我再次准备去见爱因斯坦时，我们得知教授因主动脉病变已被送进了医院。几天后，他就去世了。在他的文件中有几页手写的稿子，那是他为演讲准备的开场白。
他的讲话稿是这样开始的：“我想做的只是为真理和正义贡献我有限的力量。你们也许认为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冲突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你们也许会说，‘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关注。’事实并非如此。当事情关系到真理和正义的时候，不论是小问题还是大问题都同样重要。任何不愿在小事上维护真理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能信赖的。”
伯特兰？罗素，哲学家，社会活动家
四十年代初，当我们都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和他成了熟人。他每周在他的房子里安排一次小小的聚会，每次邀请的客人中都会包括一到两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我。我们常常辩论物理哲学中一些有争议的观点，希望通过辩论达到基本的共识。我们对国际政治谈的不多，主要是因为在这种事情上，我们的想法都差不多。不过有一次却是个例外。我在一次聚会上说，德国被打败后，胜利的一方将借钱给向德国政府，并忘记德国人犯下的罪行。爱因斯坦愤怒地驳斥了这个建议。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他是错的。爱因斯坦不仅是个科学家，他是个伟人。在一个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