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十五年_余秋雨-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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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也已形成了一个小区。满眼是无数赤着脚向我奔来的天真孩子，按阿拉伯人的生育惯例，逃难过来的已是他们祖父一代了。

　　　　加沙地区被以色列包围着，阿拉伯人进出很不容易；但在以色列看来，他们整个国家都被阿拉伯世界包围着。更让我惊奇的是，居然还有一群固执的犹太人在加沙地区住着，决不搬走，但他们只能用铁丝网把自己围住。

　　　　这就构成了一圈又一圈的包围网，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深入我，我深入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断，离不开，扯不清。

　　　　双方都有一笔冤屈账，互相都有几把杀手锏。就像两位搬不了家的邻居，把伤疤结在一起了。

　　　　败想去看看加沙境内的犹太人居住点，却有铁丝网、岗楼、探照灯包围着。我们想走近一点，阿拉伯朋友说，这已经是最近了，再近他们就会射击。其实，每一个定居点里只住了十几个犹太人，保卫的军警数量与他们差不多。他们在定居点里也没有象样的营生，艰难又危险，却坚持多年，来表示他们的领土观念。

　　　　我站在路边看着这一圈圈互相包围的网，觉得这是人类困境的缩影。

　　　　事情开始时可能各有是非，时间一长早已烟雾茫茫。如果请一些外来的调解者来裁判历史曲直，其实也有点冒险，因为这样会使双方建立起自己的诉说系统，倒把本该遗忘的恩怨重新整理强化了。

　　　　我在这里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方的朋友都作了深入的交谈，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他们都应该多一点遗忘，让往事如烟，然后搁置情绪，用现代政治智慧设计出最理性的方略。

　　　　记性太好，很是碍事。

　　　　历史有很多层次，有良知的历史学家要告诉人们的，是真正不该遗忘的那些内容。但在很多时候，历史也会被人利用，成为混淆主次、增添仇恨的工具，因此应该警惕。

　　　　几个文明古国的现代步履艰难，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历史负担太重，玩弄历史的人太多。

　　　　只有把该遗忘的遗忘了，历史纔会从细密的皱纹里摆脱出来，回复自己刚健的轮廓。

　　　　可惜直至今天，很多历史只喜欢做皱纹里的文章。

　　　　为了加深对这一个问题的思考，决定明天去参观城西的大屠杀纪念馆。那里，供奉着全人类共同确认的一些原则，因此可以让我们体验，历史的哪些部位纔不该遗忘。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以色列加沙地区，夜宿耶路撒冷Ｒｅｍａｉｓｓａｎｃｅ旅馆



　把伤痕当酒窝

　　　　在安曼串门访友，路名和门牌号都没有用，谁也不记，只记得哪个小区，什么样的房子。要寄信，就寄邮政信箱。这种随意状态，与阿拉伯人的性格有关。

　　　　但这样一来，我们要去访问蒯先生家，只能请他自己过来带路了。他家在安曼三圆环的使馆区，汽车上坡、下坡绕了很多弯，蒯先生说声〃到了〃，我和陈鲁豫刚下车，就看到一位红衣女子迎过来，她就是蒯太太，本名杜美如，谁也无法想象她已经七十一岁高龄。

　　　　他们住在二层楼的一套老式公寓里，确实非常朴素，就像任何地方依旧在外忙碌的中国老人的住所，但抬头一看，到处悬挂着的书画都是大家名作。会客室里已安排了好几盘糕点，而斟出来的却是阿拉伯茶。

　　　　杜美如女士热情健谈，陈鲁豫叫她一声阿姨，她一高兴，话匣子就关不住了。她在上海出生，到二十岁纔离开，我问她住在上海杜家哪一处房子里，她取出一张照片仔细指点，我一看，是现在上海锦江饭店贵宾楼第七层靠东边的那一套。正好陈鲁豫也出生在上海，于是三人交谈中就夹杂着大量上海话。我们感兴趣的，当然是早年她与父亲生活的一些情况；她感兴趣的，是五十年不讲的上海话今天可以死灰复燃，曼延半天。

　　　　以下是她的一些谈话片断，现在很多不了解杜月笙及其时代的读者很可能完全不懂，但我实在舍不得在地中海与两河流域之间的沙漠里，一个中国老妇人有关一个中国旧家庭的絮絮叨叨。

　　　　〃我母亲一九二八年与父亲结婚。在结婚前，华格镍路的杜公馆里，已经有前楼姆妈沈太太、二楼姆妈陈太太、三楼姆妈孙太太，但只有前楼姆妈是正式结婚的，她找到还未结婚的我母亲说，二楼、三楼的那两位一直欺侮她，为了出气，她要把正式的名分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母亲。我母亲那么年轻，又是名角，也讲究名分。一九三一年浦东高桥杜家祠堂建成，全市轰动，我母亲坚持一个原则，全家女眷拜祖宗时，由她领头。那年我两岁，我母亲生了四个，我最大，到台湾后，蒋家只承认杜家我们这一房。

　　　　〃父亲很严厉，我们小阿见他也要预约批准。见了面主要问读书，然后给五十块老法币。所以在我心目中他很抽象，不是父亲，父亲的教育职能由母亲在承担，而母亲的抚育职能则由阿姨在承担。后来到了中学，家里如果来了外国客人，父亲也会让我出来用英语致欢迎词。有时我在课堂上突然被叫走，是家里来了贵客，父亲要我去陪贵客的女儿。母亲一再对我说，千万不要倚仗父亲的名字，除了一个杜字，别的都没有太大关系，要不然以后怎么过日子？这话对我一辈子影响很大，我后来一再逃难、漂泊，即使做乞丐也挺得过去。

　　　　〃父亲越到后来越繁忙，每天要见很多很多客人。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纔急匆匆从上海坐船去香港，在船上已经可以看到解放军的行动。他还仔细地看了看黄浦江岸边的一家纺织厂，他母亲年轻时曾在那里做工。在香港他身体一直不好，因严重气喘需要输氧，但又不肯戴面罩，由我们举着氧气管朝他喷。母亲问他现在最希望的事是什么，他说希望阿冬过来说话，阿冬就是孟小冬，母亲就答应了。父亲还就这件事问过我，我说做女儿的是晚辈，管不着。后来他就与孟小冬结婚了。父亲去世后孟小冬只分到两万美元，孟小冬说，这怎么够……〃

　　　　陈鲁豫打断说，我们谈点愉快的吧，譬如，你们两人是怎么认识的？

　　　　这下两位老人都笑了，还是杜美如女士在说：〃那是一九五五年吧，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我们几个上海籍女孩子到南部嘉义玩，参加了一个舞会，见到了他。但我是近视眼，又不敢戴眼镜，看不清，只听一位女伴悄悄告诉我，那位白脸最好，她又帮我去拉，一把拉错了，拉来一位正在跟自己太太跳舞的男人……当然我最后还是认识这位白脸了，见了几次面，他壮着胆到我母亲那里准备提婚，正支支吾吾，没想到母亲先开口，说看中了就结婚，别谈恋爱了。原来她暗地里作了调查……〃

　　　　蒯先生终于插了一句话：〃我太太最大的优点，是能适应一切不好的处境，包括适应我。〃

　　　　〃是啊，〃杜女士笑道，〃我遭遇过一次重大车祸，骨头断了，多处流血，但最后发现，脸上受伤的地方成了一个大酒窝！〃我们一看，果然，这个〃酒窝〃不太自然地在她爽朗的笑声中抖动。

　　　　她五十多年没回上海了，目前也没有回去的计划，而不回去的原因却是用地道的上海话说出来的：〃住勒此地勿厌气。〃〃厌气〃二字，很难翻译。她说，心中只剩下了两件事，一是夫妻俩都已年逾古稀，中华餐馆交给谁？他们的儿女对此完全没有兴趣；二是只想为儿子找一个中国妻子，最好是上海的，却不知从何选择。她把第二件事，郑重地托付给我。

　　　　我看着这对突然严肃起来的老夫妻，心想，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烦心事，只不过长期奉行了一条原则：把一切伤痕都当作酒窝。

　　　　酒有点苦，而且剩下的也已经不多。

　　　　祝他们长寿，也祝约旦的中华餐厅能多开几年。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安曼，夜宿Ａｒｗａｄ旅馆



　人生的最后智慧

　　　　回安曼的第一件事，是去瞻仰前国王侯赛因的陵墓。

　　　　本来，现代政治人物不是我这次寻访的对象，但到约旦之后，越来越觉得需要破破例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用最虔诚的语言在怀念他。我们队伍里有一位小姐，在一家礼品商店买了一枚他的像章别在胸前，只想作一个小小的纪念，没想到被一位保护我们的警察看见，这位高个子的年轻人感动得不知怎么纔好，立即从帽子上取下警徽送给小姐，一是感谢中国小姐尊重他们的伟人，二是要用自己的警徽来保卫国王的像章，他知道，国王的像章将要做跨国旅行。

　　　　他们说，当国王病危从美国飞回祖国时，医院门口有几万普通群众在迎接，天正下雨，没有一个人打伞。

　　　　他出殡那天，很多国家的领袖纷纷赶来，美国的现任总统和几任退休总统都来了，病重的叶利钦也勉力赶来，天又下雨，没有一个外国元首用伞。

　　　　出殡之后，整整四十天举国哀悼，电视台取消一切节目，全部诵读《可兰经》，为他祈祷。

　　　　人们尊敬他是有道理的。约旦区区小国，在复杂多变的中东地面，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谁的脸色都要看，谁的嗓音都要听，要硬没有资本，要软何以立身，真是千难万难。

　　　　大国有大国的难处，但与那种举手之劳可以被扼住绊管、一夜之间可以被人吞并的小国比，毕竟没有太多的旦夕之懮。侯赛因国王明白这一点，多年来运用柔性的政治手腕，不固执、不偏窄、不极端、不抱团、不胶粘，反应灵敏，处世圆熟，把四周的关系调理得十分匀当。可以说他〃长袖善舞〃，但他甩动的长袖后面还是有主体、有心灵的，人们渐渐看清，他多彩多姿的动作真诚地指向和平的进程和人民的安康，因此已成为这个地区的一种理性平衡器。

　　　　这种角色可以做小也可以做大，他凭着自己的教育背景和交际能力，使这种角色一次次走到国际舞台中央。结果，世界各国对这一地区深深皱眉，他与约旦，反而成了一条渡桥。这使他由弱小而变得重要，因重要而获得援助，因重要而变得安全。

　　　　我曾两次登上安曼市中心的古城堡四下鸟矙，也曾北行到杰拉西（Ｊｅｒａｓｈ）去瞻仰声势夺人的罗马广场，知道这个国家在立国之前，一直是外部势力潮来潮去的通道。山谷间小小的君主，必须练就一身技巧纔能勉强地保境安民。我对本地历史知之甚少，但从山势遗迹已可找到这种技巧的印痕，而侯赛因国王，则是方士智慧的集大成者。如果要评选二十世纪以来小国家的大政治家，他一定可以名列前茅。

　　　　很早以前我们还不知道约旦在哪里，却已经在国际新闻广播中听熟了〃约旦国王侯赛因〃。这个专用名词几乎成为一个现代国际关系的术语，含义远超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人。这，正是我非要去拜谒陵墓不可的原因。

　　　　陵墓在王宫，王宫不是古迹而是真实的元首办公地，因而要通过层层警卫。终于到了一堵院墙前，进门见一所白屋，不大，又朴素，觉得不应该是侯赛因陵墓，也许是一个门楼或警卫处？一问，是侯赛因祖父老国王的陵寝。屋内一具白石棺，覆盖着绣有《可兰经》字句的布幔，屋角木架上有两本《可兰经》，其它什么也没有了。蹑手蹑脚地走出，询问侯赛因自己的陵墓在哪里，我是作好了以最虔诚的步履攀援百级台阶、以最恭敬的目光面对肃穆仪仗的准备的，但不敢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他祖父陵寝的门外空地上，有一方仅仅两平方米的沙土，围了一小圈白石，上支一个布篷，也没有任何人看管，领路人说，这就是侯赛因国王的陵寝。

　　　　我和陈鲁豫都呆住了，长时间地盯着领路人的眼睛，等待他说刚纔是开玩笑。当确知不是玩笑后，又问是不是临时的，回答又是否定，我们只得轻步向前。

　　　　沙土仅是沙土，一根草也没有，面积只是一人躺下的尺寸。代替警卫的，是几根细木条上拉着的一条细绳。最惊人的是没有墓碑和墓志铭，整个陵墓不着一字，如同不着一色，不设一阶，不筑一亭，不守一兵。

　　　　我想这件事不能用〃艰苦朴素〃来解释。侯赛因国王生前并不拒绝豪华，却让生命的终点归于素净和清真。我一直认为，如何处理自己的墓葬，体现一代雄主的最后智慧。侯赛因国王没有放弃这种智慧，用一种清晰而幽默、无虞又无声的方式，对自己的信仰作了一个总结。

　　　　这次陪我们去的，有一位在约旦大学攻读伊斯兰教的中国学生马学海先生，他说，我们立正，向他祈祷吧。我们就站在那方沙土跟前，两手在胸口向上端着，听小马用阿拉伯文诵读了《可兰经》的开端篇。我在心里默诵：国王，没想到你以这样一种方式在休息，请接受一个万里而来的中国人的敬意。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回安曼，仍宿Ａｒｗａｄ旅馆



　我一定复活

　　　　早晨起来，在阳台上坐坐，想读几份昨天在巴特农神殿门口得到的英文数据。不想刚坐下又站起身来，原来发现巴特农神殿就在我的左前方山顶。

　　　　我重新坐下，久久地抬头仰望着它。

　　　　希腊文明是在它的脚下一步步走出来的，但是，当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过去之后，它还在。这是一切遗迹的大幸还是大不幸？伴随过自己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自己只能带着悲怆的记忆耸立于衰草残阳。

　　　　它太气派、太美丽，后世的权势者们一个也放不过它，不会让它安静自处。

　　　　罗马帝国时代，它成了基督教堂；土耳其占领时期，它又成了回教堂；在十七世纪威尼斯军和土耳其军的战争中，它又成了土耳其军的火药库，火药库曾经爆炸，而威尼斯军又把它作为一个敌方据点进行猛烈炮轰。在一片真正的废墟中，十九世纪初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又把遗留的巴特农神殿精华部分的雕刻作品运到英国，至今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摧残来自野蛮，也来自其它试图强加别人的文明。因此巴特农，既是文明延续的象征，也是文明受辱的象征。

　　　　受尽屈辱的老祖母更受后辈尊敬。本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那几天，德国法西斯还在统治着希腊，有两个希腊青年，徒手攀登巴特农神殿东端的垂直峭壁，升起了一面希腊国旗。这事很为巴特农神殿争光，那两个青年当即被捕，几天后德国投降，他们成了英雄。今天，这面希腊国旗还在那里飘着，一面儿孙们献给老祖母的旗。

　　　　记得昨天傍晚我们离开巴特农神殿很晚，已经到了关门的时分，工作人员轮番用希腊语、英语和日语催我们离开，我们假装听不懂，依然如饥似渴地到处瞻望着，这倒是把这些工作人员感动了。他们突然想起，眼前可能就是当地报纸上反复报道过的那几个中国人？于是反倒是他们停下来看我们了。

　　　　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是年轻姑娘，标准的希腊美女，千年神殿由她们在卫护，苍老的柱石衬托着她们轻盈的身影。她们在山坡上施然而行，除了衣服，一切都像两千年前的女祭司。

　　　　当我们终于不得不离开时，门口有人在发资料。当时拿了未及细看，现在翻出来一读，眼睛就离不开了。原来，一个组织、几位教授，在向全世界的游客呼吁，把巴特农神殿的精华雕刻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请回来。

　　　　理由写得很强硬：

　　　　一、这些文物有自己的共同姓名，叫巴特农，而巴特农在雅典，不在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