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72-博弈-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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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实构成了挑战。在过去的改革和转型理论中，论证的总是效率如何成为可能，关注的离不开体制和精英。于是逻辑就越来越收紧为：要么是回到旧的体制中去，要么就是由一部分人（通常是社会中的弱势者）做出牺牲来形成新体制。这样就使改革成为一条越走越窄的小胡同，要么前行要么回头。但问题是，这样的胡同往往会越走越窄。且不说在一部分人做出牺牲的同时能否真的建立起好的新体制（如同“小舅”所在的工厂那样），即使是真地建立起好的新体制了，这也不构成由一部分人做出痛苦牺牲的充分理由，因为利益是具体的。难道在前行与回头之间，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吗（比如拓宽要走的胡同或道路）？　　　　　
　　　　事实上，地位的沉降是一个有着极为繁杂内涵的过程。在杜师傅这样的下岗者身上，这个过程直接而简单。“杜师傅是那样一种人，每天早晨六七点就推着一辆小车，上头装着几个暖瓶，几袋面包蛋糕，穿白大褂戴大口罩满大街吆喝：珍珠奶茶，热的！而到了夜里却换上一身时装，浓妆艳抹，十分青春地去霓虹灯下做哨兵”。这样的现实与偶尔回忆起的过去形成鲜明的对照。原来作为“小舅”徒弟的17岁的杜月梅，也经常在厂里唱着“年轻的朋友们，大家来相会，天也美，地也美，春风惹人醉……咱们二十年后再相会！”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一种不同的沉降过程也发生在“小舅”身上。从现实的身份来说，“小舅”无疑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即使许多人下了岗，“小舅”的饭碗是铁的，每个月仍拿着不菲的工资。但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小舅”生活得并不快乐。这种不快乐也许是来自价值的衰落。小舅是个天才的技工，车钳锻铆焊没一样不精通，年年是厂里的技术能手。他十来岁就学会给刀口淬火，能做出像样的锻工活。下乡插队时，他打的镰刀锄头在那一个县都很有名气。19岁回城，进厂的第二年小舅就出了大名。因为“小舅”能“人猫着腰，还得使那么大的榔头抡圆了砸”，并由此解决了维修一条外国客轮时遇到的难题。然而今天“小舅”的价值仅仅是一个无下岗之忧的工会主席。　　　　
　　　　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国内物品匮乏，一位著名作家在出国的时候给太太买了一双很好的皮鞋。久而久之，皮鞋坏了，就找到一个手艺很好的修鞋师傅那儿去修。以后，凡是鞋坏了，都习惯性地找这个师傅。但有一次，路边师傅的修鞋摊不在了。问周围的人，说老头已经有段日子没来了。按照邻居的指引，他找到老师傅的家，说你怎么不做了？老师傅说，年龄大了，眼睛花了，现在做的活儿已经不是活儿了。老师傅说的话很普通，但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尽管在很多人的眼里，修鞋是一种很卑微的工作，但在老人那里，一种高超的手艺，是具有相当神圣的价值的，以至于做不好宁可不做。其实，像在解放前那些天桥“绝活儿”的练成，无不有这种神圣的价值在里面。“小舅”的郁郁寡欢与这种价值的失落无疑是有关的。当然，“小舅”最后的死，价值的衰落，力量悬殊的绝望感，众叛亲离的过程，以及内心的孤独，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原来那一切价值的衰落所造成的耻辱感是造成“小舅”悲剧性结局的砝码之一。这意味着，伴随着结构上地位沉降的，还有一种价值失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变得日益单一化，即以金钱来衡量的成功。相反，一切不能带来金钱的价值，都会受到无情的羞辱。而这个过程与结构结合在一起，地位的沉降之上又加了一种价值的失落。在现实中，这种羞辱常常体现为上层与下层之间。这也是断裂社会更深层的内涵。　　　　
　　　　2003年春天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寻找多数人的家园》，意思是一个社会如何在结构和价值上为多数人提供一种可以心安理得生活的家园。可以说，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紧迫地提到了我们的面前，而改革的结果无疑是应当拓展而不是缩小这个空间。生活在不确定性之中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生活在不确定性之中

　　　　生活在不确定性之中　　　　
　　　　罗伯特·鲁宾，克林顿时期美国的财政部长，现任的美国花旗集团董事长，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与我共过事的人都知道，我不相信事情的确定性。可以作为注脚的是他那本回忆录的写作过程。“在政府任职的6年半时间内，我曾认为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离开政界后，不会写书回顾我的公职生涯。我隐约地感到不安，觉得这种想法有些自私。不过，到1999年夏我离开华盛顿和克林顿政府时，我的想法开始改变了”。于是这才有了那本题为《在不确定的世界》（In　an　Uncertain　World）的回忆录。　　　　
　　　　不确定性这个概念，道出了现代社会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而这一点，作为世界第一强国和事实上的世界警察的美国的财政部长，感受就尤为强烈和深刻。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冷战结束，国际秩序重构，使整个世界处在一个变幻莫测的不确定性之中。这种不确定性不仅是现实的制度与秩序意义上的，同时也是观念和思想框架意义上的。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宣称历史已经结束者有之，预测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将为文明的冲突所取代者有之。简言之，人们需要一张关于这个世界的新地图，一张头脑中的地图。　　　　
　　　　但我想，鲁宾，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财政部长，Uncertainty这个词长期萦绕在心头，与他在任内受到的亚洲金融风暴的刺激是有直接关系的。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从索罗斯沽空泰国货币开始的。在最初的时候，泰国政府进行了反抗，但是很快就失去了反抗能力。于是危机开始向亚洲其他地区蔓延，日本、韩国等国的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当时韩国国民纷纷捐献金银首饰以为国家筹集外汇的情景，到现在还很难让人忘怀。其他的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和南亚国家，纷纷在这场危机中中招。实际上，这场金融危机远远不是地区性的，事实上它波及到整个世界，整个世界经济在危机中受到重创。而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就已经开始显露危机的征兆。鲁宾在他的回忆录中讲道：1995年1月10日晚，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宣誓就任美国的财长。宣誓仪式一结束，就有一个紧急会议在等着他——处理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当时墨西哥政府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国家金融的控制，而且墨西哥的危机已经在西半球产生了恐慌。“在汇报完我们的看法后，房间气氛凝重，大家都感到墨西哥危机已经演变成一个大问题”。为了解决墨西哥的危机，财政部官员提出的救援基金总额达250亿美元。这个庞大的数字甚至让总统的一个高级顾问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你说的是不是2500万美元？正如鲁宾所说的，这个数字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连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难以承担。　　　　
　　　　鲁宾这里所提及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形象地表征了今天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或风险性特征。　　　　
　　　　鲁宾后来在谈到墨西哥的这场危机时说：“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墨西哥的问题会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说明，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它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上升。”可以说，鲁宾这里所讲的全球化，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人类诞生之后，我们分别经历了孤立时代、多中心时代，到今天开始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全球化意味着整个世界的连带性在不断强化。这种连带性虽然为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方便，但也增加了社会生活的风险。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问题和危机很快影响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这样就使得一些本来在局部和地方构不成严重问题的问题可能演变为一场难以控制的灾难。2003年发生的非典和2004年一些地方发生的禽流感，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过去的时代，类似非典这样的瘟疫，虽然局部性的后果可能很严重，但只要采取像在非典期间我国一些农村地区所采取的封村这样的做法，瘟疫就很容易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但正如我们在非典时期所看到的，发达的交通，全球化的背景，很快使得这场瘟疫具有一种全球性。然而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尽管今天我们所遭遇的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但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框架却是地方性的。正如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所指出的，民族国家整个容器，已经越来越难以盛装全球化的内容。于是就有了最近举世关注的联合国改革，有了美国总统布什在面对巨大反对声浪的背景下将美国著名鹰派人物博尔顿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事情。在联合国改革中，虽然浮出水面的是人们对全球安全问题的关切以及不同国家在联合国中的地位与发言权，但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实际上这意味着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新的全球治理框架的探寻。　　　　
　　　　造就今天世界不确定性的另一个现实因素就是金融资本或虚拟资本的扩张。到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160万亿美元，其中股票市值和债券余额约为65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工具柜台交易额约为95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约30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的规模已相当于实体经济的5倍。换言之，世界上每有6个美元，就有5个是在虚拟资本中。在中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比例也达到了1∶1。虽然在一个特定企业中很难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意味着什么，在从总体上看，5倍于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也是要有利润的，这个利润从哪里来？只能从实体经济创造的财富中来。狭义的虚拟经济本身是不创造财富的，只是实现财富的转移，包括利润的转移。于是人们看到，虚拟资本有时就像一股飓风一样，所过之处，面目全非。在前些年的金融风暴中，我们可以看到原来一些殷实的香港中产阶级是如何成为负资产阶级的。有形的东西一切都没有变，人们也仿佛只是睡了一觉，但周围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都变了。　　　　
　　　　若干年前，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这个概念。贝克认为，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与传统的现代化社会完全不同的“风险社会”之中。对于这个风险社会，贝克强调的主要是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越来越失去控制技术的能力。由此就导致了一系列的风险，如环境和自然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等等。但正如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所表明的，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社会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因素可能不仅仅是技术。就今天而言，我们所处的社会转型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因为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制度的不确定性。在制度处于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任何稳定的预期和判断都难以形成。于是，一系列独特的社会现象随之而出现：人们用短期行为来防范未来不确定性的风险，人们用畸形的高储蓄来防范不确定的制度的风险，等等。由此导致的是社会生活的紊乱。　　　　
　　　　正如贝克所指出的，风险社会对传统风险治理体制提出了挑战。在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社会中，对于风险及危机的反应能力，制度的确定性，社会生活的规范化，都是新的治理模式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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