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72-博弈-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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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河的两次会议里，天津泰达和其他投资人也走得并不是很近。这就注定了革命的最终结果。
其实，这样的结果是顺理成章的。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就说过，这次所谓的足球革命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一次足球上访，顶多是一次某地方政府前一段时间创造的一个新词——闹访。革命的厄运发生在香河。有人用五雷轰顶这个词来形容阎世铎在2004年底香河会议上对革命派的突然反击。在阎的自称为个人意见的讲话中，不仅否定了投资人关于中超章程修改的所有建议，而且对于承诺过着手实施的诸如“管办分离”、“明确经营权、所有权和管理权”等都一概不予承认。这次反击从没有引起革命派像样子反弹的意义上说，等于宣告了革命的彻底失败。对于足协反击的底气何来，人们不免有种种猜测，但实际上原因非常确定，这就是我以前说过的那个遥远的观众即国家体育总局的态度。在中国，最终的拍板权在行政，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而行政权力最硬的理由就是稳定压倒一些。毛泽东原来曾经说过，世界上有大道理和小道理，小道理是被大道理管着的。稳定就是这样的大道理。阎世铎在香河会议上搬的也是这样的大道理，他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不安分的投资人冷静下来。而社会常识告诉我们，一旦领导讲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这意味着最终的判决来临了。到了这个时候，纵使你有千般道理万般理由，都属于被管着的多说无益的小道理了。于是，革命就这样结束了，剩下的就是如何建立后革命时期的秩序。
然而，如果说革命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恐怕低估了革命家的智力。其实，失败的可能只是革命和足球，而不是革命家。有分析家指出，在“夺权”行动失败后，投资人已经不再对革命感兴趣，而是陷入了战略退却前的最后疯狂。一方面加快套现步伐，到处寻找接盘者；另一方面则抓紧冰河期前的最后机会，能怎么捞就怎么捞，能捞多少是多少。在入主健力宝集团严重受阻，未来存在很大变数的情况下，北京汇中居然还斥资数千万接手健力宝俱乐部，人们看到的结果是，制造了一大堆烂污的张海成功套现了。在青岛，注册资本仅一二个亿的中能集团，投了3000多万拿下了颐中俱乐部的控股权。对此，有人指出其中疑点多多。更有知情人士提醒说：“前一阵实德领头闹革命时，颐中俱乐部总经理孙能文积极站在徐明一边，你想想，颐中是国有企业，他们怎么会参与这样的事情？这说明双方当时可能就已经达成协议，毕竟如果颐中队降级，实德收购就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改革派力主足协暂停今年中超升降级。现在看来，徐明的目的达到了，他是真正的赢家啊！”
按照惯例，革命派与革命对象结束革命的最体面方式就是将革命转化为改革。这个时候，为了给革命中形象受到损害的革命对象以面子，革命对象将会用强硬口气宣布他主导的体制是有生命力的。但这更多的是表面文章。其实，精明的革命对象清楚地知道酿成革命的危机是什么。这样，在革命结束之后的某个时间里，他们会主动发起一系列改革，只是同时要强调，这本来就是他们要做的，而不是别人逼迫的。这样的改革有时会造就新的体制，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大多数的改革会不了了之。因为这时候革命的压力已经不复存在。可以说，后革命时期中国足球的路会怎么走，人们只能拭目以待。影响这种走向的因素既有继续掌握权力的革命对象对危机的认识，也有资本还在心也没死的昔日革命派是否会继续施加压力。但不管路怎么走，身处市场化程度比大陆还高的香港的香港足球队主教练黎新祥先生的提醒是有益的：“中国足球迟早都需要进行改革，但改革不可以让钱操控太多与比赛有关的事情。”谁有可能城市化？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谁有可能城市化？
谁有可能城市化？
2005年的一段时间，农民工或流动人口的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的问题开始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这个情况说明，以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来替代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已经开始走到尽头；如何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大量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定居下来，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有两个现象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第一，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相应的快速城市化过程没有出现，反倒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候鸟式的流动人口。根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字，在2000年进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121亿人。其中，省内流动的有7865万人，占65％，跨省流动4242万人，占35％。而到2003年，我国流动人口总数已达14亿，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第二，经过2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特别是第二和第三产业有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国际上的制造业不断向中国转移，中国已经开始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但支撑起这个制造业的，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甚至支撑今天第三产业（主要是其中下端部分）的，有相当一部分也不是市民，而是上述流动人口或流动劳动力。据最新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现在占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在建筑行业甚至占80％。
上述两个因素的结合，构成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由此导致的消极后果则在日益凸现出来。其中最突出表现在，第一，大部分工业及相当部分第三产业中的从业人员长期处于流动状态，不利于提高这些人员的素质，从而也阻碍了这些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第二，形成了城市中或工业中的两个劳动力市场。由流动劳动力构成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劳动报酬过低，而且普遍缺乏社会保障。由此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人均收入的增长长期低于整个经济的增长，国内市场由于购买力低而处于萎缩状态，经济增长不得不严重依赖出口。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城市中逐步沉淀下一批收入低下而又缺乏社会保障的人员，再加上城市本身由失业等原因形成的贫困现象，一个规模可观的城市贫困群体开始出现，各种社会矛盾也由此而引发。第四，每年春节期间的春运成为中国的一大难题。大量流动人口在春节期间返乡过节，使得春节期间的运输严重超负荷。对于流动人员来说，大幅度上浮的旅行费用成为他们沉重的经济负担，而流动人口严重依赖的铁路部门则抱怨说，他们在春运中是赔钱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提出如何使流动人口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的问题，也就是使流动人口能够在城市中逐步定居下来，从而解决上述种种问题。应当说，从长远来看，使流动人口定居下来，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对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协调利益关系和缓解社会矛盾，甚至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都是一个根本性的措施。现在的问题是，流动人口的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如何才会成为可能。如果我们对其中的具体情况做一个具体分析，就会发现流动人口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
这里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相对于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来说，流动人口是一个过于笼统的概念。实际上，总数达一亿多人的流动人口是由不同的成分构成的。大体来说，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如下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工业中的从业人员。有数据表明，农民工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其比例高达827％。其中制造业、建筑业和采矿业分别占到662％、130％和35％。第二种是城市中低端第三产业中的个体从业人员，如餐馆中的服务员、保姆等。第三种是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人员，包括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主，也包括自由市场中的小商小贩等。第四种是失地失业的农民，按照一般的说法大约有4000万人，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获得了城市户口。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四部分流动人口与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而得出的结论甚至会使我们看到，产业工人化与市民化也不是可以一致起来的概念，这两个目标很可能是错位的。
在这四部分流动人口中，与市民化最接近的可能是从事经商等活动的流动人口。其中生意成功者已经在城市中拥有自己的住房，子女通过交纳各种不同名目的赞助费用在城市的公立学校中就学，甚至在其中的重点学校就学。他们的生活往往高于一般的市民，而且在城市中有他们的社交圈子，他们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市民。但即便如此，他们并没有完全融入所在的城市，他们没有城市的户口；在得到城市服务的时候，需要交纳更高的费用；不能享有该城市的种种福利和社会保障；在一些城市甚至不能向该城市的市民那样购买汽车。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所在城市的认同并不高，甚至具有一定的被歧视感。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是要解决他们市民身份的名实相符问题，而这实际上并不难做到。
从事一般性经营活动的流动人口，如市场中的小商小贩，情况则不同。他们一般收入并不高，无力购买城市中的住房，子女也无法进入公立学校读书，其他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也与他们无缘。但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在城市中落脚多年，对所从事的经营活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甚至也有了较多的人际关系的积累。因此，尽管他们在城市中居无定所，但他们在城市中维持生存的能力很强，其中部分人的收入可以维持全家人在城市中较低水平的生活。因此可以认为，这部分流动人口，是市民化可能性比较大的人群。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制度性歧视（特别是在子女就业等问题上），使之能够在城市中逐步定居下来。当然，这需要户籍制度以及相应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
在流动人口中占比例最大的是在工业中从业的农民工和在低端服务业中就业的人员。所谓流动人口的产业工人化，主要是就在工业中从业的农民工而言的。但如果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部分农民工市民化的条件却最差，可能性也最小。而事实上，如果不能实现市民化，其产业工人化的程度也就会大打折扣。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建筑业的农民工。他们目前虽然是在城市中做工，但即使是在城市中做工的经历，也无法使得他们向城市更加靠近一步。最近的一个调查表明，这些在工业中从业的农民工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农民而不是城市人，他们只是临时出来挣点钱的农民而已。问题是，流动人口产业工人化的问题涉及的主要就是这部分人，这部分人的问题不解决，在工业中从业之农民工的产业工人化的问题就基本没有解决。正如我们在以前曾经讨论过的，对于这部分人来说，需要解决的还不仅仅是户籍的问题，甚至首先不是户籍的问题，更现实的是如何使他们的收入能够维持自己及全家在城市中低水平的生活费用，如何在社会保障等制度上将他们真正纳入其中。然后户籍的问题才有可能提上日程。
而实现市民化最迫切的无疑是失地农民。到目前为止，完全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亩的，已经达到4000多万人。据估测，在今后20多年中，还会有大约4000万人加入这个队伍。虽然他们获得了数量不等的补偿款，其中的一部分人还转成了市民身份，但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失地失业没有社会保障的状态。在补偿款用完后，有些人会处于生活没有来源的状态。因此，如何使这部分人获得新的谋生手段，甚至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成为真正的市民，无疑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渐行渐近还是渐行渐远？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渐行渐近还是渐行渐远？（1）
渐行渐近还是渐行渐远？
2004年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乔治·吉尔博伊（George JGilboy）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委员埃里克·赫金伯瑟姆（Eric Heginbotham）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拉美化？》。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农村的危机是否正在向城市转移。而这个转移的过程是与近年来发生的大规模圈地运动、快速的城市化和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直接相关的。他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原来在小块土地上劳作的贫困的农民开始变成在城市中从事危险工作的贫困移民，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拥有城市人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网络给他们提供保护。
2005年1月11日的《新周刊》则以《为什么乡村开始仇恨城市？》的醒目标题报道了一些专家对类似现象的担忧。按照长期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陆学艺先生的说法：“中国城市化就是要了你的土地，要了你的树、你的粮食却不要你的人，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很粗暴地把农民排除在外面。”而齐建国研究员的分析则是：“现在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像是两个体制的东西，完全不能沟通，社会学上把它叫做二元经济。以前农民还可以守着土地，居民守着城市相安无事，现在的问题是，当城市化把农民的土地剥夺了，却不要农民，农民就成了游离的人，对城市的怨恨开始产生，这就很容易造成社会问题。”
这两则信息启示我们需要对近年来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以及由此体现的城市化过程进行认真的反思。
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和城乡关系的学者中，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这就是：中国农村问题只有放到城乡关系特别是城市化的背景中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没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去，从而大幅度地减少农民的数量，中国的农村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这无疑是对的。从世界各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来看，大体也是这样的规律。而只有农村的人口减少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才能得到实质性的提高。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过程的具体制度和结构背景是什么以及这些具体的制度结构背景产生的实际结果是什么？
这个背景中最重要的无疑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之后，过去由种种行政性制度安排造成的二元结构（我称之为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开始出现松动，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农村劳动力以打工者的身份进入城市。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三元结构，即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到城市打工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城市的居民、农村的居民和流动到城市中的农民工构成的三元结构。这个概念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二元结构的变动，说明我们的社会结构中出现了新的因素。但这个概念也容易让人产生一些误解，仿佛这些来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正走在从农村到城市的半路途中，换句话来说，就是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一种“过渡形态”。
然而，这样的一种理解是有问题的。在2004年，我国许多地方发生了民工荒，据有人很粗略的估计，大约有几百万的打工者离开打工的场所回到了农村。这次民工荒现象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弄明白这些流动的打工者在社会结构中究竟处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