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72-博弈-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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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是多么之小），但他们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却很难得到补偿。相反，在有的企业改制过程中，对一部分贡献者的补偿是与对另一部分贡献者的剥夺同时进行的，即在管理层低价收购股权的同时，一部分职工沦为失业下岗者。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不公平的问题以一种最鲜明的方式凸现出来了。现在这场争论社会反响如此之大，很大程度上与这样一个背景或情境有关。
二是效率命题：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效率并不低，甚至更高。这个命题可能不如前一个命题那样切中要害，但引起的争论却更多。因为这个结论与此前人们的常识和有关研究结论大相径庭。国有企业的效率在总体上低于民营企业的效率，在当今的世界上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在中国是恰好相反的话，要么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更高，要么是由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效率更低。但问题是，没有可靠的根据证明这两条中的任何一条。其实这个命题的问题很清楚，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郎教授是用香港股市中的国企表现优于民企来证明国企好于民企。但他选取的样本太小而取样的时间太短，因此，根本不可能如此简单地得出国企比民企还好这么一个“大”的结论。但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郎教授不恰当地将一个有问题（至少受到普遍质疑）的命题用来支持他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讨论。于是，问题就复杂化了，并且枝节横生。
《博弈》 第二部分郎咸平的三个命题（2）
三是改革命题：目前这种国有企业改革应当停止。在所有这三个命题中，这个命题郎教授表达得最含糊，也是最容易引起歧义，甚至是最令人担心的。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郎教授给人的印象是对国有企业大加肯定，我倒愿意理解为，这种肯定其实是很有限的。他在不同的场合也多次谈到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说到国有企业效率更高的时候，也强调是一点点而已。因此，也许将郎教授关于国企改革的命题分为几个层次来理解，要更合适一些。第一个层次，他说的是MBO这种方式的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停止。这主要是与公平命题有关。第二个层次是说，以改变产权为主导的国有体制改革应当停止。为了回应效率的问题，他提出了国企管理者的“信托责任”的问题。第三个层次，是整体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这表现在他对民营化的质疑以及所提出的“大型企业国有化，中小企业民营化”的模式。到了第三个层次，可以说，已经是与中国当前主流的改革模式针锋相对了，甚至可以说涉及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
上面的概括在具体内容上也许还可以斟酌，但我觉得这无关宏旨。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三个命题的具体内容，而在于这三个命题之间的关系。其实，稍微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三个命题之间并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更不是一个缺一不可的整体。从理论上来说，不存在从一个命题就可以推断出另一个命题的逻辑关系；从现实上来说，这三个命题所涉及的问题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问题恰恰就是发生在这里。无论是郎咸平本人或他的支持者还是他的批评者或反对者，似乎都是将这三个命题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由此形成了两套思路、两大阵营。在郎咸平及其支持者那里，公平命题成了改革命题的基础，即为了公正必须停止MBO这种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甚至必须要改变民营化的国企改革方向；而效率命题又成为对改革命题可行性的论证，即放弃民营化的改革同样可以保证效率，甚至效率更高。而在郎咸平的批评者那里，似乎也是同样的逻辑，为了坚持民营化改革的方向，必须说明国有企业的效率一定是低的，而且，必须对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的流失乃至社会不公平持宽容或容忍的态度；一提制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或社会公平，似乎就会偏离民营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为了做到这一点，一些学者（个别作为利益中人的所谓学者我们这里略过不谈）不惜编造出种种蹩脚的论证逻辑。这样一来，改革与公平就成了两种水火不容的取向和逻辑。争论中的混乱也就是这样发生的。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将争论的问题概括为三个简单命题的意义了——我们据此可以得到一个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基础的结论，就是郎咸平教授的三个命题，都是独立存在的。这样，争论中导致混乱的那些因素或逻辑，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如果将这三个命题当作互相独立的命题，我们就大体可以断定：反对在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与反对国有企业改革（包括产权改革）是两回事，坚持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与容忍国有资产流失也是两回事，甚至反对以MBO方式进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与反对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是两回事。这样的道理看似简单，但争论中真正导致混乱的症结恰恰是没有澄清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分歧是如何形成的？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二部分分歧是如何形成的？
分歧是如何形成的？
如果确实如同我们在《郎咸平的三个命题》中所说的，可以将郎咸平的观点和主张概括为三个简单而互相独立的命题的话，我们就很惊异于目前这样一种围绕郎咸平形成的仿佛两套截然不同主张的对垒。
是什么原因在本来清晰的地方造成了混乱？是什么因素使本来可能的共识呈现为分歧？也许将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中才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凸现出来，这两个主题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这与80年代的情形有很大不同。在80年代，市场经济因素在再分配体制的空隙中出现，并为当时在再分配体制中处于边缘或劣势地位的人们带来了机会。这时市场与公平的关系大体是和谐的。但到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此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朝向市场经济的一些努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成为社会公平的对立物。可以说，在今天，许多社会事件都往往与这种张力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围绕着这样的一种张力，社会群体结构产生深深的裂痕，知识界发生尖锐对立，政府宏观政策进退失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尽管“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有着复杂的内涵，但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这种内涵，只能将这种对立用最简单的方式列举如下。
在社会结构上：自由主义更多地站在社会中的强势群体一边，在这次讨论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经济精英之间的联盟关系；新左派则更多地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当然，一些可以称之为左派自由主义的学者例外。
在经济社会政策上：自由主义更加强调的是效率优先于公平，新左派更多地强调公平优先于效率。
在有关公平的价值取向上，似乎没有任何人和派别否认这种价值，连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反驳郎咸平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指责时，也说这是为了避免更大的不公平。而非经济学的自由主义者更是很早就提出了社会公平的问题。新左派对社会公平的主张更是自不待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现实中的不公平。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上，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大量国有资源通过种种不合法的途径被个人瓜分，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失业和下岗以及原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的低水平甚至缺失。正是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公平问题上，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与非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分歧才开始呈现出来。
在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上，自由主义倾向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想以此来解决效率和公平的问题；部分新左派则力图通过强化国家权力和中央集权来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而在这种差异背后的，则是对不公平现象归因的不同。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公平归因于政府和权力，而新左派则更多地将不公平归因于资本与市场。
而在今天有关郎咸平命题的争论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对立的身影。这么说至少有三个根据。第一，在郎咸平看来，在国企改革中出现的严重国有资产流失现象，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设计的产权改革思路难辞其咎。“我们的产权改革，经过一些新自由主义的学者的鼓吹，我看是走样了。这导致一种倾向：国有资产被瓜分”。第二，主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几乎都站在了反郎一边。但强调的理由又不尽相同，如郎没有善待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郎的观点会导致对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否定，郎的观点会贸然引爆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仇恨情绪等。第三，新左派成了“挺郎派”。在2005年8月28日“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上，被称为新左派的若干学者，则集体表明了对郎咸平的支持，尽管其中的一些学者并不接受新左派的称号。当然，不是说郎咸平以及所有讨论的参与者要么是属于自由主义要么是属于新左派，而是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给人们提供了两套基本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思路。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对立的语境中，问题的讨论变得复杂而艰难起来。就是连郎咸平先生也不得不一面反对自由主义主导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一面声明自己不是新左派或非主流经济学；而吴敬琏先生更是非常小心地一方面要与郎先生倡导的国有企业发展方向划清界限，另一方面继续表示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忧虑。为什么要这样谨慎小心地划清这些界限？是因为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语境中，很容易将有关国企改制中国有资产的流失这样一个具体问题与改革的“大方向”联系起来。即使连声明者本身也未能完全避免这种联系。这里不是说对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看法与改革方向的选择没有关系，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这种联系都不是必然的。有什么理由说只要进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就必须用这种极端不公平的瓜分国有资产的方式进行？又有什么理由说为了避免国有资产被不公平地瓜分就应该放弃改革回到旧的体制中去？反倒是一些不戴意识形态眼镜的网民倒处于这种误区之外，即将讨论的注意力放在如何用一种更为公平的方式来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上。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僵硬对立之中，问题的要害往往被掩盖起来。就以权力与市场的关系来说，目前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恰恰既非完全是资本和市场所导致的也非完全由权力所导致，而是权力与市场结合在一起造成的。更进一步说，作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所争论的核心问题的社会不公正，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也是权力与市场共同造成的。更确切地说，这一切是由权力与市场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种怪异力量造成的。
我在《不平等的根源》一文中曾经理出这样一种思路：目前学术界关于不平等的解释大体有三种，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平等理论，即将不平等看作是根植于市场机制之中；二是自由主义的不平等理论，将有权力介入的再分配看作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三是近些年来刚刚形成的关于不平等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是不平等的主要源泉，而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干预具有抵消这种不平等的作用，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再分配制造不平等，市场则起一种抵消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权力和市场两种经济整合机制，但其作用的方向是相反的，占支配地位的机制造就不平等而第二位的机制缓和不平等。而我们想提出的是一种新的解释：市场和再分配对不平等的影响可能是同一方向的。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发生的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形：市场与再分配对于不平等起的作用是同一方向的。换句话来说，正是权力与市场的双重作用，导致了目前中国贫富严重分化这一现象的出现。
回到一开始提出的从20世纪90年代我们开始面临的建立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张力上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自由主义（主要指经济学中的）和新左派实际上是对这种张力的两种不同解读。两种不同的解读，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立场，也给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认识问题的思路。但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意识形态本身是有价值的，包括认识的价值，但当它将要面对的问题泛意识形态化之后，局限和误区也就出现了。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讨论，我们正在面临这样的危险。分歧还是共识？（上）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二部分分歧还是共识？
分歧还是共识？（上）
关于郎咸平话题的争论给人一种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印象，有学者甚至出言不逊乃至人身攻击。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意识形态的画地为牢，利益牵扯的扭曲变形，造就了这种虚假的表象。对于真正关心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关心13亿人口生活福祉的人们来说，他们要的也许不是争论本身的输赢胜负，而是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基于这样一种出发点，我们就可以发现许多分歧的背后恰恰是一些更重要的共识。当然，这不是否认争论中分歧的存在，而是说我们可以从中发现的共识远比表面的分歧更为重要，而且这些共识也是我们理性地来对待和解决分歧的基础。
共同的面对
从某种意义上说，2005年发生的这场争论，是改革20多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所积累的社会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这种矛盾牵涉到各主要阶层的实际利益，牵涉到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走向，也牵涉到不同的学术流派和意识形态阵营对这种矛盾的解读。争论中的分歧实际上是这种不同解读的具体展现。
然而，所面对的问题却是一个。
让我们从一个貌似荒谬的论证逻辑说起。赵晓先生是最早回应郎咸平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学家之一。最值得注意的是赵晓在反驳郎咸平的时候使用了这样一种论证逻辑：第一，国有资产流失在个案上成立，在总量上不成立。国有企业资产不是流失了，恰恰相反，这么多年来增长得太快，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也有人用另一种方式将问题表述为：国有资产对私有资产的侵吞要比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更为严重。第二，国有资产流失固然存在公平性问题，但国有资产改革的滞后同样导致市场的不公平，而且国有资产是用另一种方式流失了。赵晓的这种论证遭到许多人的批驳。这个论证逻辑表面的荒谬性是不言而喻的。首先，不能用国有资产总量的增加否认国有资产的流失，这两者没有必然的关系，因为国有资产现有的存量等于原来的存量减去减少的加上增加的。其次，不能用国有资产流失的其他方式来证明国企改制中瓜分国有资产的正当性。就如同不能用一种偷的可能性来论证另一种偷的合法性一样。再次，反对国有资产的被瓜分与反对国有资产对私人资产的侵吞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