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读城记-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照我看来，这位读者真是“痴心妄想”。当街坊邻居？当熟人朋友？没门儿！　
　　为什么没门儿？因为她是“官”呀！而且是“检查官”。要想“官儿”同你当街坊邻居熟人朋友，除非你也是官。或许有人会说，那个女人其实也不算什么官。是不算什么官，可她有权是不是？有权就行　她既然有权决定你通过还是通不过，走过去还是停下来，那她就有资格在你面前耍态度抖威风。没听说过“不怕官，就怕管”　管，有时候比“官”还厉害。所以，即便是真的官（比如地方官）来了，她也会这样。除非官大得可以坐专机，或者可以走特别通道，否则，就算你有个县团级、司局级的职务官衔，也得听她喝斥：“你！就是你！你给我过来！”只有对“台湾同胞”她没办法。因为她这个“官”，暂时还管不到“台湾同胞”的头上。那女人倒霉就倒霉在她“不幸”碰到了一位“台湾同胞”，不但立马威风不起来，而且那同胞还有权把自己的遭遇公之于众。这一回，她可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或许还会有人问：好吧，就算她是官、她有权吧，也用不着那么凶呀？这你就不懂　像她那样的“弼马温”，不凶，怎么显出是个人物来？要不，怎么叫“拿着鸡毛当令箭”　
　　那么，北京的售货员、服务员　也是官么？当然不是。可他们是“北京的”售货员、服务员。不但是“官商”，而且那“官”还是“京官”。有句话说：“广东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下级，都是小地方人。”这就叫“长安的和尚潼关的将”。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都是官，而且“见官高三级”。（图十五）　
　　　　

　　官气流落到市井，就变成了痞气。　
　　什么是官气？说到底，官气就是骄虎之气。骄，因为是官，高人一等；虚，则多因底气不足。为什么底气不足　因为官们自己也知道，官也好，民也好，都是人，都要吃饭穿衣拉屎放屁。如果不是头上这顶乌纱帽，他和平民百姓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为了表示自己高人一等，就必须摆谱。比方说，出门时鸣锣开道，打出“严肃回避”的牌子等等。　
　　痞气亦然，也是骄虚之气，只不过骄不足而虚有余。因为痞子比官员更没有资格骄人。但为面子故，又不能不骄。结果，摆谱就变成了耍赖。　
　　事实上，正如座山雕的时代“兵匪一家”，王朝时代的北京城也“官痞不分”。朝廷里固然有“韦小宝”，市井中也不乏“高行内”。“高衙内”仗势欺人，靠的是官威，摆的是官谱；“韦小宝”官运亨通，则无非因为油嘴滑舌外加死皮赖脸。封建社会的官场作为最肮脏龌龊的地方，从来就不乏病气，只不过多有遮掩而已。一旦沦为平民，不必遮掩，那痞气便暴露无遗　
　　所以，北京“官商”中态度恶劣者“霸”，“私商”中态度恶劣者“痞”。比如龙应台在“官商”地盘里（首都机场）体验到的便是霸气，在“私商”地面上（日坛市场）体验到的则是痞气。不过表现虽不同，性质却一样，即都是蛮横无理。而且，这种蛮横无理心理内容也是一样的，即都是因处于权力中心而产生的对他人（尤其是外地人）的蔑视：你算老几？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你又能怎么着？如果你不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直接表现为霸道；如果你还真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会转化为赖皮。不要以为耍赖就是服输。它的深层心理仍是不把你放在眼里：我连自己都不放在眼里了，你又算什么东西？　
　　这其实又是封建社会的官场病毒。封建社会的官场斗争，从来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赖”的。表面上的认输服软，是为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报仇雪恨。而长期的“奴化教育”，则养成了不以作践自己（比如自称奴才自打耳光）为耻的变态心理。因此，北京城内不但有着精忠报国的凛然正气，慷慨赴难的燕赵侠骨，忧国忧民的志士情怀，雍容华贵的大家风范，平和恬谈的贵族气度，温柔敦厚的京都民风，也有骄虚的官气和鄙俗的痞气。事实上，只有那些远离城市的地方才会有纯朴的道德，但却又不会有雍容气度和开阔眼界。　
　　当然，痞气更多的是一种市井气。因为市井小民无权无势，没什么本钱与人抗争，也没有多少能力保护自己。为了求得老小平安，也为了找个心理平衡，他们不能不学会世故和圆滑，甚至学会损人和耍赖。北京的平民比谁都清楚“硬抗不如软磨”的道理，也深知嬉皮笑脸有时比义正词严更管用。久而久之，无奈就变成了无赖，圆滑就变成了油滑。同时，粗犷和粗糙也变成了粗鲁和粗俗。再加上北京人的能说会道，就构成了痞气。　
　　痞气本是一种病态：一牌之积名曰痞气。一旦在北京，它又是一种生存之道。所以北京人甚至不忌讳痞。北京的孩子在自家阳台上看见街上自行车带人，会高声唱道：“自己车，自己骑，不许公驴带母驴。”遇到这种情况，上海的家长会把孩子叫回来，训道：“关侬啥事体！”北京的家长则会不无欣赏地笑骂一句：“丫挺的！”　
　　因此，北京人的痞气甚至能“上升”为艺术，比如红极一时的“痞子文学一就是。这种文学的产生，除这里不能细说的时代原因外，与北京城的城市特征也不无关系。即：一，北京本来就是一个大雅大俗的城市，再俗的东西，在这里也有容身之地；二，北京的大气和厚重，使任何东西都能在这里得到升华；三，北京人本来就多少有点欣赏痞气，如果痞得有味道还有内涵，那就更能大行其道。杨宪益先生诗云：“痞儿走运称王朔，浪子回头笑范曾。”不管我们对这两个人作何评价（本书无意褒贬），都可以肯定他们只会出在北京。　

　　如果说，官气在朝痞气在野，那么，又有官气又有痞气的，就在朝野之间。　
　　这个介乎朝野之间的所在，就是学术界。　
　　北京的学术界无疑是全中国最优秀的。北京有国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有全国最好的高等学府，那里精英辈出，泰斗云集；有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那里馆藏丰富，积累深厚；有国家出版社、国家电视台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能为学术成果的发表提供最好的园地；何况北京位居中央，居高临下，四通八达，消息灵通，发言权威，总能得风气之先，居全国之首。北京的学术界，不能不优秀。事实上，中国最权威的学术成果出在北京，中国最杰出的学术人才出在北京，“五四”以来一直被全国视为楷模的学术传统也出在北京。　
　　然而，北京的学术界并不是世外桃源。它同样未能免俗地有着官气和痞气。　
　　鲁迅先生说过：“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京派”与“海派”》）所以，北京学术界历来就有“近官”甚至“进官”的传统，而于今尤甚。如果说，过去北京学术界尚有“高士”，那么，时下则颇多一官迷”。表现之一，便是特别热衷于操作各类学会协会。为学术交流故，成立学会，展开讨论，从来就是必要的。可惜，不少人的心思，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做法，也“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沛公”者何？学会协会中会长理事之类“一官半职”是也。先师吴林伯教授曾总结概括各类学术讨论会的四项任务，曰“封官、办刊、会餐、爬山”，于是它便往往变成一种为少数人蟾宫折桂提供舞台，为多数人公费旅游提供机会的活动。所以，每到学会换届之时，你便总能听到一些喊喊喳喳的声音，看见一些上窜下跳的影子，而这些声音和影子，又多有京味。当然，说有此念头的只是北京学人，是冤枉的；说北京学人只有这种念头，也是冤枉的。他们的标的，可能并非区区理事，而是“学界的领袖地位或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凌宇（从“京派”与“海派”之争说起））。　
　　我十分赞成学者科学家参政议政，甚至并不反对“学而优则仕”。官总要有人做。做官并不丢人，就像做工、种田、教书、做买卖并不丢人一样。但，“在商言商。在官言官”，在学就该言学，不能吃着碗里想着锅里，更不能做着学者却想着摆官谱过官瘾。然而北京学术界却真有这样的人，我就曾亲眼目睹。1997年，我在北京海淀区某民营书店里偶遇一场民间举办的作品讨论会。民间活动，又在民营书店举行，应该颇多“民气”吧？然而不，官气十足。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竟安排了主席、列席、与会、旁听四个区位。主席台上，依官方会议例，摆了写着姓名的牌子，几个文坛领袖、学界泰斗、社会名流仿佛登坛作法似的，严格按照左昭右穆的序列对号入座，一个秘书长之类的人物则煞有介事地宣读官腔十足的贺信贺词。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觉。也许，会议组织者的本意是好的，是为了表示讨论会的郑重其事和对那几位头面人物的尊重，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吓！他们竟然下作到跑到民营书店过官瘾来了，这同在街头捡烟屁股过烟瘾有什么两　
　　当然还有更下作的。比如卖论求官、落井下石、拉帮结派、自吹自擂等等。总之是登龙有术，治学无心，因此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东食西宿，朝秦暮楚。“前数日尚在追赶时髦，鼓吹西方当代文学思潮，数日后即摇身一变，大张批判旗帜，俨乎东方真理之斗士”（凌宇《从“京派”与“海派”之争说起》）；或者东拼西凑抄抄剪剪炮制“巨著”，被人发现硬伤又厚着脸皮死不认账，还要倒打一耙。这就不是官气，而是痞气　这些毛病，自然并非北京学术界的“专利”，但，似以北京为尤甚。　

　　北京学术界的这种毛病，说到底，就是浮躁之气。　
　　许多人都发现，现在的北京人，已经少了许多儒雅，多了几分粗俗；少了许多平和，多了几分浮躁。就拿和龙应台“吵架”的那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来说，人家不过是用带上海腔的普通话叫了一声“同志”，就大为光火，挑衅地问：“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犯得着　
　　如果说粗俗多见于市井，那么，浮躁便多见于学界。早就有人指出：浮躁，或者说，表面化、轻浮、躁动，是八九十年代京师文化的特征。浮躁之风改变了北京学术界风气。一些人急于成名，大部头的一专著一频频问世，但只要轻轻一拧，那水分就会像打开了自来水龙头一样哗哗往外流。一些人热衷于当“主编”，实际上不过是邀集些”枪手”，或招集些学生，“编辑”（实为拼凑）有“卖点”的“丛书”。另一些人则被各种飞扬浮躁的东西冲昏了头脑，“项目、资金、论著量、引用量等形式化指标满天飞，取代了对真正学术目标的追求，真正关心人类命运、宇宙本质和学术真理的头脑为浮躁的学风压倒”（郑刚《岭南文化的风格》）。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信守“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准则，只知道北京的学术舞台上隔三差五就有闹剧开场，隔三差五就有新星升起。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被频繁地制造出来，然后迅速推向全国，而外省那些做梦也想“跑步进京”的风派学人们，则趋之惟恐不及。但如果我们对这些年北京学术界张扬的种种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一一推敲一遍，便不难发现其中固然有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同时也不乏哗众取宠标新立异。一些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其实不提也罢，并不妨碍学术研究的深入进行。甚至可以说，某些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根本就没有多少新内容，只不过把赵丽蓉变成了“麻辣鸡丝”，或者像北京某学人那样把孟子（Mencius）译成了“门修斯”。相反，倒是一些老名词、老概念、老口号、老主张、老提法，很需要有人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因为它们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弄清过。但没有人来做这种工作。因为做这种工作出不了风头出不了名，与“学界的领袖地位或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也没什么关系。　
　　看来，北京学术界由平和而浮躁，并非完全因为这座城市变化太多太大太快所致，而是这座城市原本就有的官气和痞气在作祟。就拿前面提到的由一追赶时髦，鼓吹西方当代文学思潮”一变而为“大张批判旗帜，俨乎东方真理之斗士”来说，就决非胆小怕事或见风使舵，
易中天《读城记》——上海滩　1
xiea　发表于　2006…4…19　16：51：00　　
上海是滩。　
　　上海滩很开阔。　
　　开阔的上海滩有着非凡的气派。　
　　的确，上海不但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好最气派的城市之一，或者说，是中国最“像”城市的城市。和北京一样，上海也是全国人民最向往的地方。在全国许多地方，差不多都有所谓“小上海”。这种称号无疑是一种“桂冠”，只能加冕于那些比较富庶、新潮、文明的城镇、街道和社区头上，就像当年把上海称为“小苏州”一样。不过，“小苏州”好像只有上海一家，“小上海”却遍布全国，到处都是。今日之上海，毕竟比当年的苏州，要风光得多。　
　　然而，“小上海”毕竟不是“大上海”。领略了“小上海”种种好处的外地人，便都向往着能够亲自到上海去看一看。很多年来，能够被领导派到上海去办一点公事，差不多一直被视为一次“美差”。在物质匿乏、供应极差的那些年代，就更是如此。即便是现在，对于从未去过上海的人来说，上海无论如何也仍是值得一去的地方，尽管当真去了以后，也许有的人会失望。　
　　但，失望归失望，向往归向往。没去过上海的人，还是想去一去，尤其是那些比较“老派”的人。在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上海总是代表着优秀和先进，代表着最正宗的现代工业文明，代表着这个文明“雅致的时代”。这是他们从“上海货”那里最直观地获得的感受和结论，比什么书面的说教都更靠得住。的确，在那个物质匾乏的年代，我们生活中差不多每一点小小的改善都是上海和上海货赋予的。那时，能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或一架蝴蝶牌缝纫机，是很能让人羡慕不已的；请别人吃一块上海奶油蛋糕或大白兔奶糖，也比现在请吃生猛海鲜还有面子。这不仅因为东西稀罕，还因为东西好；也不仅是质量好，经久耐用，还因为它们都很精致，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和情调，一种让人怦然心动的雅致。更何况上海又是多么大　在他们看来，真正所谓“现代国际大都市”，首屈一指的还是上海，尽管这几年深圳的风头颇健。不过，新型的深圳怎么比得上老到的上海？上海的商品也许比不上广州或深圳新潮，但质量，却让人放心得多，因为上海的基础要厚重得多。　
　　上海，在全中国毕竟是深得人心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正如美国不能没有纽约，中国也不能没有上海。上海是长江流域的龙头，而长江流域则是中国经济的脊梁。更何况中国的现代化正是从上海起步的。1953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他的一本关于上海的著作中，把上海称之为“现代中国的钥匙”，认为现代中国正是诞生于上海。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则用他们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