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击英雄_2-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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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庭所宣判的死刑，是用绞刑来执行，这是德国法律，尤其是德国军法上所绝对没有的成例。在过去，一个军人犯了死罪，就只有执行枪决。绞刑是一种来自奥地利的输入品，不幸得很，在今天却还继续保留着。
任何人真正企图发动政变的时候，他当然已经认清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原理，假使他失败了，他当然应该以叛国之罪接受死刑。不过由于“7月20日事变”的结果，却有许多人才真是冤枉地送掉了性命。有许多人根本就毫不知情，可是这种辩论对于希特勒而言，才真是毫无意义。许多悲惨的故事中，我可以举出齐尔贝尔格将军（Gen。Heisterman von Ziehlberg）的事件为例，他是我的老上司柴希维兹将军的女婿。当“7月20日事变”发生的时候，他正在东线基地充任师长的职务。他的作战科长库恩少校（Maj。Kuhn）本是在OKH组织处工作，他事先知道这个阴谋。齐尔贝尔格接到了一个电报，命令他立即拘捕库恩，并把他解送柏林，他却允许库恩先单独驾车往某处一行。他是想给他有一个自杀的机会，可是库恩却偏不自杀，反而逃到敌方去了。于是齐尔贝尔格被捕，并送交军法审判，他只受了一个轻微的判决。不久以后希特勒知道了这回事，他就下令再度加以侦讯。他的理由是说库恩过去曾在OKH组织处中工作，可能知道很多的军事机密，所以他的逃亡对于国家具有严重的影响，所以齐尔贝尔格就被改判死刑了。他在1945年2月间被执行枪决。我那不幸的老上司还有一位女婿也是被判处了死刑，虽然理由各有不同。那另一位被处死的女婿是一位十分勇敢的人，他的名字是哥德希将军（Gen。Gothsche），他是因为公开声明德军绝不会胜利，所以才会被枪决的。
被判死刑的人，命运固然很悲惨，而那些没有死的人，也真是活罪难受。我们对于他们的命运，真是感到爱莫能助。
所以无论从哪一点看来，这种暗杀的企图实在是一无是处，而且结果极可怕。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暗杀的。我们基督教的精神曾经明白地禁止这种事情。所以我对于这次事变是根本不赞成的。除了宗教的理由以外，国内外的政治情况也限制了这个政变成功的可能性。他们的准备既不够完善，而领导人才也不高明。最先的发起人是哥尔德内博士，这是一个热心有余的理想家，他甚至于相信不要流血就可以使政变成功。毫无疑问的，他们这一伙人自认为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才进行这种阴谋。哥尔德内博士并且主张在政变成功之后，应该实行民主政治，他曾经拟定了一个新政府的名单，所不幸的就是因为他个人的不小心，这个密件也给盖世太保弄到了手。拟定中的新元首是贝克上将，关于他的一切个性，我在本书中早已描写尽至。他在7月20日那一天的行动也就可以证明我的观察是一点都不错的。维茨埃本元帅（FieldMarshal von Witzleben）是一个病夫，他固然痛恨希特勒，可是在这个艰难的局面中，他却缺乏决心发动一次军事政变。霍普纳尔上将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不过他对于这次事变的根本问题并不见得了解。欧伯里希特将军是个第一流的好军官，可是他手里一个兵也没有，根本不能有所行动。到1944年7月20日为止，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早已讨论了一年之久。晓得这个计划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无怪乎盖世太保已经有了风声，于是就开始动手抓人，这才使他们感到迫不及待了。这种威胁遂促使施陶芬贝格伯爵不得不亲自动手，结果终于完全失败了。关于国内训练军总司令弗洛姆上将的情形到底怎样，现在还搞不清楚，虽然他最后也还是送了性命。法国驻军总司令斯徒普纳格尔将军（Gen。Heinrich von Stulpnagel）是一个人格高尚，和我私交颇深的好人，他也遭到了惨死。但是最悲惨的却还是隆美尔元帅的结局，我一直到进入俘虏营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算是把这一本悲剧完全看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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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定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那就是假使这次政变成功了，结果又会怎样？任何人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有一个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民还都是相信希特勒的，他们甚至认为若这些人把希特勒杀死了，将使德国丧失胜利的希望。他们也许更会痛恨德国的军人，因为他们会觉得军人们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突然背誓，杀害了政府的首脑，从而使国家成了无舵之舟，那实在是太不荣誉。同时，敌国对于我们的态度，似乎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良。
第二个问题就是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认为是这样的：虽然有许多人曾经说到和写过反抗希特勒统治的问题。可是事实上，这些人现在却都活着，他们在当时又何曾敢于违反希特勒的意志？又有谁敢于在独裁者的面前，大声地说出“不”字，或是和他公开的辩论呢？由此就可以推断将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我曾经参加过无数次的汇报和会议，深知很少有几个人是敢于和他对立的，而这些人在今天仍能活着的也就更少了。有些人只敢在走廊上交头接耳的谈话，以表示他们的反对，或是鼓励旁人去送死，对于这些人，我们似乎不愿意称他们是“反抗的斗士”。假使有一个人敢于不同意希特勒的意见，那是他的责任感在内心里鼓动他这样做的。假使有人敢在战前向他表示异议，那么也许可以发生效力。假使有任何人早知道希特勒的政策会引起战争，或是使德国遭到惨败，那么他应该在开战之前，明白直率地把这个意见告诉希特勒和德国人民，假使国内环境不许可，那么他也可以到国外去发表这样的言论。当时那些应负责任的人们，事实上，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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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回到严重的军事情况。
在OKH的参谋本部恢复了工作秩序之后，我们的工作还是非常沉重而迟缓，因为希特勒还是坚持着一切的事情都必须要他批准，并且不让参谋总长有一点最有限的决定权。所以我就要求对于不具重要决定性的事情，我应该拥有给与东线各集团军直接命令的权限。同时我也要求专就整个参谋业务的范围而言，我应有权给与各军团的参谋人员直接的指示。这两个要求却都为希特勒所拒绝了，凯特尔和约德尔又都附和希特勒的意见。凯特尔亲笔签字表示他接受希特勒的主张，而约德尔却在我的签呈上，加注意见说：“参谋军官团本就应该予以撤销！”这些本身是参谋军官团出身的高级人员，都这样的忘本，所以前途才真是无法乐观。由于希特勒拒绝了我的要求，其结果就是不久即发生了许多次的违反纪律的事件。于是我就把凡是不听指挥的人员设法调回OKH服务，因为在那里我多少总还有些执行纪律的权力。在那里，我让那些过分自信的青年绅士们，有几个星期冷静头脑的时间，让他们自己对于自己的态度有一个反省的机会，我偶尔将我这种处理的方式告诉希特勒。他惊奇地凝视我，可是却一句话也没有说。
在我接受新命令的头几天，我就要求可否与希特勒个人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他问道：“你是想要讨论业务问题呢，还是人事问题？”那当然是业务问题，而且只有我们两个人密谈，并且保持着相当坦诚的态度，才可以获得一些结论。希特勒完全明白这一点。这也就是他拒绝我的要求的理由，以后凡我与希特勒讨论业务的时候，凯特尔元帅几乎总一定在座，另外还加上两个速记员，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很少有机会向最高统帅据理力争，因为只有在私人性的谈话中，才不至于损害他的尊严。为什么做出这样非常不利的规定，凯特尔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因为他害怕会有什么重要事情不让他知道，这样他慢慢地就会丧失了他的地位，所以我在行使职权时，其所受的限制正和我的前任是一样的。这种情形已经积重难返，很难设法改善了。
当我在1944年7月21日勉强接受了陆军参谋总长的任命时，东线的情形令人忧心。
我们最强大的兵力似乎要算是南乌克兰集团军，它所包括的有第七、第八两个军团，以及一部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部队。它的前线正面从黑海海岸上的第聂伯河口起，沿着该河到达克齐尼夫（Kichinev）以南、雅西（Jassy）以北和弗尔蒂切尼（Falticeni）以南，越过普鲁斯河和锡雷特河，最后向西南面延伸，以到达锡雷特地区为止。在3、4月间的春季会战中，这个集团军曾在雅西以北，击败了敌人的攻击，最后还能够把一部分的师团抽出前线，充作预备队。目前该集团军的总司令是夏纳尔将军，他是一个特别能获得希特勒信任的将领。
〖〗〖〗图33波罗的海诸国局势的发展（1944年7月23日至10月4日）在南乌克兰集团军以北，就是北乌克兰集团军。一直到1944年7月12日为止，这个集团军沿着上锡雷特河的勒德乌齐（Radautz）地区，向东经过布查（Buczacz）以达地拉登（Delatyn），再到科韦利（Kovel）地区以南的贝里斯特齐柯（Beresteczko）之线，实行防御作战也很成功。可是到了7月13日，苏军就发动了攻势，在该集团军的前线上突破了三点，到了7月21日就占领了利沃夫（Lvov）、托马舒夫（Tomaszov）、柯尔门和卢布林等地，其攻击的矛头已经到达大约从维斯瓦河上的普瓦维（Pulavy）到布格河上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线。
若认定这一方面的情形已经很恶劣，那么中央集团军方面的情况，自从7月22日以来就更悲观了，实际上已经不堪收拾。苏军在别列津纳与普里佩特大沼泽地之间的攻击已经获得成功，从6月22日到7月3日之间，它已经在罗加乔夫、乔瑟、奥尔沙以北和维捷布斯克的两侧等地区，突破了德军的阵线，在整整歼灭了德军25个师之后，他们并且压迫着德军不得不逐步后退。在最后数天之内，苏军对于战果的扩张，更是获得了惊人的胜利。不仅是德军中央集团军已经站不住脚跟，就是北方集团军也被拖着陷于全部崩溃的局面。到了7月21日，苏军以十分强大的兵力，向维斯瓦河之线，发动了全面攻势。其中威胁最严重的一路是由波尼维希（Ponievisch）以达孝仑（Schaulen）和米陶（Mitau）。在米陶以北，他们已攻抵了里加湾，于是就把北方集团军和德军其余部分的联络完全切断了。
北方集团军，其右翼在波洛茨克以北，前线全部正面由该处经佩普西湖，以达芬兰湾为止。由于中央集团军已经遭到了惨败，所以到了7月21日，北方集团军的右翼就只好撤到米陶—都拉堡—普斯科夫之线。但是局面仍不能稳定住。
我的前任移交给我的，不仅是一群完全丧失了组织力的幕僚，而且也是一个完全瓦解了的前线。现在我手里惟一可以动用的兵力就是在南乌克兰集团军后方的罗马尼亚部队。可是只要从铁路运输图上略为一看，就可以明白必须要有相当的时间，才能够把该部队运往北面。国内训练军团所能产生的有限兵力，早已向前方赶运，用来补充惨败后的中央集团军。
我现在最主要的作战助手温克将军，本来就是南乌克兰集团军的参谋长，他对于罗马尼亚的情形十分熟悉，所以在我们征得了南乌克兰集团军总司令同意之后，我就向希特勒建议，把凡是在罗马尼亚境内可以抽出的兵力，都悉数北调，以填补中央集团军和北方集团军之间的空隙。希特勒马上同意了。同时希特勒又命令南乌克兰集团军总司令夏纳尔，和北方集团军总司令佛瑞斯纳（Friessner）互相对调，并且破例给予该总司令相当大的指挥权限。由于此项紧急的指示，才使苏军的北面攻势暂告停顿。我原有的意图是不仅想重建这两个集团军间的联系，而且还想趁机撤出波罗的海国家，藉以大幅缩短战线。要想使北方集团军不至于在目前这种危险局势中全部被歼灭，这种撤退似乎是绝对必要的。夏纳尔将军就奉命拟定撤退计划。他提出报告说大约要三四个星期的时间，才可以完成这个撤退，这实在是太慢了。我们必须采取更迅速的行动，因为我们已经预料着敌军即将向东普鲁士发动大攻势，所以希望将这一部分兵力赶紧撤出，以供防守之用。因此我就命令在七天之内，应完全撤出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于是在里加只占领一个桥头阵地，而把所有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都马上集中在孝仑以西的地区中。我判断苏军一定会在那里发动下次的攻击。若是要想使中、北两集团军再重建联络，那么首先就要击败敌人这一次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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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从9月16日到9月26日发动反攻，才使两个集团军重新恢复了联络。这一次胜利的主因是斯塔希维兹上校（Col。Graf Strachwitz）的英勇作战，而他所使用的部队就是一个临时拼凑而成的装甲师。在这次小胜之后，似乎是趁机撤兵的最好机会，可是北方集团军却居然抗不从命。夏纳尔相信苏军不会再向孝仑以西地区进攻，而将向米陶进攻。所以他就不遵照希特勒所签署的命令，而把他的装甲兵力保留在米陶地区。我不知道夏纳尔是否在暗中已经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因为他和希特勒是能直接联系的。不过无论如何，在孝仑以西的德军战线由于他这一个行动，遂在10月间又重被苏军突破。苏军在梅默尔与利包（Libau）之间攻抵了波罗的海的海岸。德军为了想重建两个集团军之间的联络，就沿着海岸进攻，结果又失败了。于是与北方集团军的联系终于被切断了，现在一切补给物资就只有经由海路来运输了。
我和希特勒发生了冗长而激烈的争论，为了保卫德国本土，我极力主张把这一部分宝贵的兵力撤出。而这个争论的结果只不过是使双方更感到不愉快。
〖〗〖〗图34切断北方集团军（1944年10月5日至10月25日）正当东线左翼方面发生了这样严重危机和激烈战斗的时候，中央集团军在穆德尔元帅个人的英勇领导之下，逐渐重建了华沙东面的战线。可是此时波兰人却在华沙城内发动了叛乱。这一次的起事，由波尔—柯莫罗维斯基将军（Gen。BorKomorowski）指挥，发生的地点就恰好在我方前线的正后方，所以成为前线上德军的一个极大威胁，和第九军团司令弗尔曼将军（Gen。von Vormann）的联络也因此中断了。起事的波兰人和苏军的会合，也是一个很可能的威胁，不可加以漠视。我就要求把华沙城归并在军事作战地区之内，以便做统一的处置。可是波兰总督法兰克（GovernorGeneral Frank）和党卫军总司令希姆莱的私人野心，却说服了希特勒，使他拒绝了我的建议。于是虽然华沙城事实上已经成为前线中的一部分，可是却与军事指挥系统完全脱节，一切还是由他们自己处理。希姆莱奉令负责平息这一次的叛乱，他就动用了大批的党卫军和警察部队。这个战斗一直延续了几个星期之久，情形是十分的野蛮。许多党卫军都是临时抽调来的，成分复杂，其中有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