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下台内幕-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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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免缴所得税。
其实，财团法人与各种公益事业免税范围甚广。如财团法人捐赠可以扣除缴税；捐赠财团法人土地可免征土地增值税；捐赠或遗赠财团法人的财产皆不列入遗赠财产总额，可以少缴遗赠税；财团法人办理慈善标售或义卖货物或举办义演，可免缴营业税；财团法人办理收费的娱乐活动可免缴娱乐税等等，所以财团法人常常成为企业与大财团逃税或掩护不正当支出的工具。
财团法人利益输送最普遍的做法就是所谓的“五鬼搬运”。一些公益事业或政府机关先捐资成立财团法人基金会，再由财团法人基金会转投资设立新公司，将财团法人的所得利益再转送给公司，公司还有可能转化为股票上市公司。另一种方式则相反，即由特权部门出资成立公司，经营特殊垄断行业，通过公司再设立财团法人，以达到节税与免税的目的。
财团法人为了争取更多的政府补助，政治人物常常出任基金会或其他财团法人机构的董事长或理事长。据资料显示，约有1/3以上的“立法委员”参与民间组织，在第四届“立法院”中有３０位“立法委员”担任基金会董事长一职，挂名理事长的人则更多。有了政治人物的保护伞，基金会就容易向政府部门申请补助经费。不完全统计，在１９９７年度“中央”政府各单位的财政决算中，补助给“立法委员”所属团体的经费超过２５亿元。如“立法委员”游淮银任副执行长、“考试院”院长许水德任执行长的“台湾棒球协会”，从“内政部”与“环保署”申请到的补助经费达５５０万元。“立法委员”潘维刚任董事长的现代妇女基金会，从“内政部”与“教育部”申请到补助４００多万元；“立法委员”余玲雅任董事长的“高苑工商专校”，从五个部委申请到３５０多万元经费。相反，民间人士担任负责人的基金会则不易获得政府的补助，资金严重不足，运作困难。
财团法人还成为政客官员的“酬庸乐园”。这些财团法人或基金会安插特殊人士或家族亲信担任财团法人董事、监事，或出任财团法人所属的营利事业的重要职位，既领取高薪，又充当“利益输送”中间人。就是一些官方主导的财团法人也不例外，有大批官员在其职权所管范围内在财团法人机构兼职。许多财团法人董事长多由退休的政府官员担任，每月平均薪资超过２０万元，比政务官还高，可以说这些财团法人机构变为一种“酬庸”性的行贿受贿组织。
台湾“公务员服务法”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得兼任其他公职或业务，但财团法人属不属于公职，没有专门法律规定，基本上由“铨叙部”解释，这就留下了法律上的漏洞，也为官员以公谋私留下了隐患。既然是“人为”解释，就可以变来变去。“铨叙部”曾认定财团法人为公职业务，后来又认定为非公职业务，不能不说是台湾政治的倒退，是李登辉执政以来政坛腐败的深化。
“铨叙部”对官员兼任财团法人董事或顾问，甚至义务兼任人民团体职务，曾认定均不合法。其在１９８２年的解释为：财团法人经费来源，不论是否出于政府机关捐助，如无其他明显法令依据，应受“公务员服务法”之限制。另外，台湾“人事行政局”早在２０多年前即特别作出解释：公务员不得兼任有监督关系之财团法人董事或其他职务。但长期以来，台湾各级政府官员经常兼职财团法人的董事（长）或监事，是明显的违法行为，却未受到任何处罚。
官商勾结牟利高招（2）
台湾高级官员在财团法人机构兼职情况相当严重，从“行政院长”到各部委部长及局处级干部皆有，完全违背了公职人员的利益回避问题。据台湾《财讯》杂志报道，90年代末，台湾“经济部”总计有２０名高官违法兼职所管属的５０个财团法人职务。其中，“经济部”捐助成立的２４个财团法人（１９９８年增至２９个），大多有“经济部”官员非法兼职。“经济部工业局”前局长尹启铭更是兼任１０个财团法人职务。时任“经济部长”的江丙坤兼任工业研究院与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董事，而“经济部”有权决定对这两个机构的财政预算，工业研究院每年约从“经济部”得到数亿元的补助委办经费，如果没有多位“经济部”官员在此兼职，能否获得如此多的委托办理经费令人怀疑。经济部及相关机构对所属财团法人的补助委办经费成倍增加，1992年、1993年、1994年分别达138亿元、155亿元、183亿元，这有无图利问题与公器私用，一直是外界关心与怀疑的问题。
尤其是许多基金会由政府捐款，而这些款项却有被少数人利用的嫌疑。台湾当局捐助大笔经费成立财团法人由来已久，据报道至少有４０多个财团法人靠当局捐助生存。由于政府部门设立名目繁多的基金会，政府补助也越来越大，《中国时报》报道每年有３００亿元流入这些黑洞。由政府各单位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再由相关单位每年编列预算补助，或是列为委办事项经费，已经变成“行政院”的经常性支出。这些财团法人执行的业务也五花八门，无所不包。这类预算能在“立法院”通过，背后显然存在着利益交换。不少“立法委员”与这种财团法人有关，有人将这些预算看做部分“立法委员”的广义“公关费”。
这种不当兼职情况不断招来社会的批评与反对。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台湾“监察院”对行政官员违法兼职现象于１９９５年提出纠正，要求行政院提出改进计划。可是主管公务员任用资格、考核的“铨叙部”却在１９９６年２月表示：政府所成立的财团法人之设立系经“行政院”或主管机关核准，且其由政府机关捐助之资财，系经依法定程序拨付者，为确保财团法人之运作与设立之政策目的不致偏离，其董监事由政府指派公务员兼任，而不兼薪及兼领公费者，与公务员服务法规定之法旨尚不相违（台中法四字第１０９８８５５号函释）。
此一解释不仅与以前的解释不一致，而且有明显的为公职人员非法兼职财团法人董监事进行辩“十信金融弊案”是台湾政商勾结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大案护、并使之合法化的嫌疑。于是台湾“行政院”用此函回复“监察院”，转眼间，那些非法兼职者成为合法，什么事也没有。不论怎样来解释，官员兼任主管范围内的财团法人董监事，是违背“行政中立”原则的，造成严重的官商勾结与腐败问题。因此，财团法人的不正当利益交换与存在的不法问题，成为在野党打击国民党的又一目标。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民进党籍省议员张温鹰等人指称，“蒋经国基金会”存在不正当操作，有提供“政治献金”的嫌疑。民进党人士更将目标对准国民党副主席连战，指称连战家族设立的“连震东先生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则为身兼多项要职的前“行政院长”连战，实为不当。并指出该基金宗旨为“奖励学术研究，提高教育文化水准”，却以巨款购买桃园大溪鸿禧别墅，作为连战的私人别墅，显然与宗旨不符。这一事件曝光后，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也有媒体报道指出，连战是财团法人“青年发展基金会”的董事长，却在１９９７年传出“行政院青辅会”向该基金会捐助１亿元，引起社会各界强烈质疑。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陈定南表示，“青辅会”的做法是十足的违法利益输送，连战应将钱退回，而且因连战曾担任“青辅会”主任，已涉及贪污治罪条例中的直接或间接贿赂。新党“立法院”党团召集人林郁芳指“青辅会”一年预算才６亿元，竟然捐出１亿元给连战设立的基金会，这种做法难以令人接受。他同时指出，“青辅会”主任黄德福一手要预算，一手捐钱，不仅是进行利益输送，也是欺骗“立法院”，“胆大妄为”，新党还要求“监察院”弹劾黄德福。也有人要求黄德福辞职，向人民谢罪。民间公益团体更是感叹不平，他们为公益事业筹款并不容易，而政府却如此大方捐助，让他们无法理解。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柴松林教授表示，台湾的基金会实在是太杂了，指责有人借基金会这类非营利组织的名义，为个人或企业牟利。这一连串事件，对国民党与连战的形象伤害甚大，进一步增强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
高官兼职赚钱有方（1）
国民党政权腐败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政府官员、议会议员不仅在政府设立的财团法人机构任职，而且在企业兼职，甚至其家属亲友也被安插在关系良好的企业或财团法人机构，造成政商不分、官商一体的高度政商结盟。
在现代民主社会，为了避免官员利用职权牟取私利，均定有回避制度，即政府官员不得在企业单位兼职，可台湾各级行政官员在企业兼职却十分流行，几乎没有官员不兼职的。
台湾的法律为官员兼职留有漏洞。依“公务员服务法”第１３条规定，“公务员非依法不得兼任公营事业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监察人”。但法律却没有明定公营事业董事、监事可由公务员兼任。不过行政部门却依“公司法”第２７条“政府或法人为股东时，得被推荐为执行业务股东或当选为董事或监察人，但需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职务。”
对于官员兼职一事，台湾“监察院”也早就提出纠正方案。据报载，１９５１年与１９５６年，台湾“监察院”两度对行政官员滥行兼职进行调查，查出当时在公营事业兼职的官员达８０多人，但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清理。结果４０年后，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官员兼职情况更加普遍，特别是行政官员兼任下属主管公营事业董事、监事十分普遍。如“经济部”前工业局长尹启铭、“国贸局长”林义夫兼任“中船公司”董事；矿业司长曾四安、“能源会”执行秘书易洪庭兼任“中油公司”董事，商检局局长许鹏翔兼任台糖公司监察人；主管“国营事业”的“国营事业委员会”执行长郑温清，是下属企业台糖公司的董事；“中央银行”前总裁许远东兼任“中央存款保管公司”的监察人、业务局长林维义兼任台湾银行常务董事及台电公司的董事；“财政部”政务次长王政一兼任“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常务次长戴立宁兼任“中央再保险公司”常务董事；直接主管金融业务的金融局前局长陈大在兼任台湾银行监察人、副局长张秀莲兼任“中国输出入银行”常驻监事、主任秘书张国缙兼任交通银行董事等。前任省主席赵守博是“财政部”指定的交通银行董事，“劳委会”主任詹火生与“行政院”政务委员杨世缄均是中华电信公司的董事。
一些卸职的高官或民意代表也继续担任政府投资事业的董事与监事，造成严重的官商勾结。１９９９年底，爆发公营事业台肥公司炒股案，炒出了不少政治人物出任政府投资企业董事监事的种种问题。国民党掌控的公营事业与党营事业往往成为政府上层官员退职后的最佳去处，作为安排其后路的“政治酬庸”，而非专业需要。于是这些不在位的昔日高官可继续领高薪、用专车、配司机，却不顾公营企业人浮于事、经营绩效持续下滑的困境。尽管公营企业民营化推动多年，但官股比例仍高，对公司董事监事人选仍有相当大的决定权，于是不少政治人物特别是各种选举中败选的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或在政治风暴中失意或出了问题的高官，大多到公营企业任职。如前“立法委员”许福曜卸任后代表“经济部”担任台肥公司监察人，刘政鸿在“立法委员”选举失败后代表“经济部”任台肥公司董事及担任东台化学公司（台肥公司投资企业）董事长；前“立法院”副院长沈世雄以党营事业景德投资公司代表的身份成为农民银行的监察人；前“国有财产局局长”刘金标退休后代表“财政部”担任台开公司董事长。甚至前“国防部长”蒋仲苓以财团法人代表名义，成为农民银行的董事。近９０岁高龄的“总统府”资政赵自齐以雍兴实业公司代表人的身份出任“中国商业银行”的常驻监察人。特别是一些涉嫌犯罪或犯案的国民党高官也多进入公营企业。
政府官员或亲属在私营大企业兼职成为建立政商关系的另一管道。台湾当官者为何均很富有？除少数家人经商或是大家族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以顾问或正式名义在私营企业兼职，从商人那里获得相当大的职业外收入。
企业通过聘用官员或其亲属，可建立政商关系，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开绿灯，提供诸多方便。而官员或其亲属则通过这种任职或兼职，不仅可获得较高的职位，还能获得丰厚的薪资，可谓官商两利，何乐而不为。大企业建立政商关系的手法多种多样，重要手法之一是建立自己的招待所与联谊组织。前国泰集团（即现今霖园集团与富邦集团的前身）的蔡辰洲在家族企业来来香格里拉大饭店１７楼建立了一个俱乐部，结合了一大批政商界名流。华隆集团的前掌门人翁大铭也建立了太平洋联谊社与阳明山联谊社。就是自称不介入政治活动的王永庆也在台塑大楼１３楼建立了自己的招待所，不少政界人物与重大事情的协商也在此举行。重要手法之二就是邀在职、退职官员或亲属到集团企业任职。
台湾各级民意代表尤其是“立法委员”在企业任职最为普遍。议会或民意机构完全失去了监督功能，而成为为商人辩护的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退休军政界官员颇受私营企业欢迎。大批退休的党政军高级干部进入私营大企业与财团，不是当顾问就是被委以重任，不是因为这些人有什么经营才干，财团所看重的是这些人的政商关系。这些退休的党政军中上层干部均在长期的工作中建立各种关系，可为企业争取利益提供方便。华隆集团，长荣集团等均是吸收退休高级官员的典型。由联勤总司令部财务署中将身份退役、曾任“中央银行”发行局长与农民银行董事长的林运祥，退休后进入华隆集团，担任嘉畜公司国华人寿保险公司的监察人、华隆微电子公司董事长、农林公司董事等职。凭他在军界与金融界的关系，为公司经营带来某些方便不在话下。前“中央银行”外汇局副局长曹耀墀退休后，任华隆集团农林公司董事长，“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何柏楠退休后任华隆公司常务监察人、义新公司常务董事与国华人寿公司董事。而三年后，“中央银行”将持有的华隆公司特别股票出售给翁大铭控制的国华人寿公司，其间是否有三位退休官员的“功劳”尚不得知，但却值得怀疑。不过，“中央银行”还是公开澄清外界的质疑，认为“中央银行”出售股票与三位退休官员没有关系，而退休人员去何处发展是个人的自由。翁大铭却因这些股票而取得华隆公司的经营权。
高官兼职赚钱有方（2）
台湾最大的航运企业长荣集团从事航运业，聘用了大批曾在交通部门主管航运业务的官员。长荣航空公司副经理楼维华是前民航局副局长，长荣海运公司董事长林省三早年也是航政局的官员，前“航警局”局长裴震及前“高速公路局”秘书室主任唐耘秀均是长荣集团的顾问。正是因为有这么多曾主管交通部门的官员在经营航运业的集团任要职，长荣集团才能获得许多特批项目与工程，事业发展十分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