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文集之文学评论_周作人-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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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二百余年受的是中国影响,处处可以看出痕迹,明治维新以后,与中国近来的新文学相同,受了西洋的影响比较起来步骤几乎一致,不过日本这回成为先进,中国老是追着,有时还有意无意地模拟贩卖,这都给予我们很好的对照与反省。以上这些说明当然说得不很得要领,我只表明我的一种私见与奢望,觉得这些方面值得注意,希望中国学术界慢慢地来着手,这自然是大学研究院的职务,现在在北大言北大,我就不能不把这希望放在北大--国立北京大学及研究院--的身上了。
我重复地说,北大该走他自己的路,去做人家所不做的而不做人家所做的事。北大的学风宁可迂阔一点,不要太漂亮,太聪明。过去一二年来北平教育界的事情真是多得很,多得很,我有点不好列举,总之是政客式的反覆的打倒拥护之类,侥幸北大还没有做,将来自然也希望没有,不过这只是消极的一面,此外还有积极的工作,要奋勇前去开辟荒地,着手于独特的研究,这个以前北大做了一点点了,以后仍须继续努力。我并不怀抱着什么北大优越主义,我只觉得北大有他自己的精神应该保持,不当去模仿别人,学别的大学的样子罢了。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那么救国也是一半的事情吧。这两个一半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是主,或者革命是重要一点亦未可知?我姑且假定,救国,革命是北大的干路吧,读书就算作支路也未始不可以,所以便加上题目叫作《北大的支路》云。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于北平。
(1930年12月作,选自《苦竹杂记》)
日本的人情美
外国人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总首先举出忠君来,我觉得不很的当。日本现在的尊君教育确是隆盛,在对外战争上也表示过不少成绩,但这似乎只是外来的一种影响,未必能代表日本的真精神。阅内藤虎次郎著《日本文化史研究》在《什么是日本文化》一章中见到这一节话:
“如忠孝一语,在日本民族未曾采用支那语以前系用什么话表示,此事殆难发见。孝字用为人名时训作yoshi,或taka,其义只云善云高,并非对于父母的特别语,忠字训根tada,也只是正的意义,又训为mameyaka意云亲切,也不是对于君的特别语。如古代在一般的善行正义之外既没有表示家庭关系及君臣关系的特别语忠孝二字,则此思想之有无也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内藤是研究东洋史的,又特别推重中国文化,这里便说明就是忠孝之德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我国的国粹党听了且请不要鼻子太高。)现在我借了他的这一节话并不想我田引水,不过借以证明日本的忠君原系中国货色,近来加上一层德国油漆,到底不是他们自己的永久不会变的国民性。我看日本文化里边尽有比中国好几借的东西,忠君却不是其中之一。照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似乎也有非讲国家主义不可之势,但这件铁甲即便穿上也是出于迫不得已,不能就作为大褂子穿,而且得到机会还要随即脱下,叠起,收好。我们在家里坐路上走总只是穿着便服:便服装束才是我们的真相。我们要规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两柄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虽然军装时是一副野相。辜鸿铭老先生应大东文化协会之招,大颂日本的武化,或者是怪不得的,有些文人如小泉八云(iafcadio hearn)保罗路易古修(paui louis couchoud)之流也多未能兔俗,仿佛说忠义是日本之精华,大约是千虑之一失罢。
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据我看来是在反对的方向,即是富于人情。和过哲郎在《古代日本文化》中论《〈古事记〉之艺术的价值》,结论云:
“《古事记》中的深度的缺乏,即以此有情的人生观作为补偿。《古事记》全体上牧歌的美,便是这涧泽的心情的流露。缺乏深度即使是弱点,总还没有缺乏这个润泽的心情那样重大。支那集录古神话传说的史书在大与深的荫点上或者比《古事记》为优,但当作艺术论恐不能及《古事记》罢。为什么呢?因为它感情不足,特别如上边所说的润泽的心情显然不足。《古事记》虽说是小孩似的书,但在它的美上未必劣于大人的书也。”
这种心情正是日本最大优点,使我们对于它的文化感到亲近的地方,而无限制的忠孝的提倡不但将使他们个人中间发生许多悲剧,也即是为世人所憎恶的重要原因。在现代日本这两种分子似乎平均存在,所以我们觉得在许多不愉快的事物中间时时发见一点光辉与美。 十四年一月
(1925年1月作,选自《雨天的书》)
谈日本文化书
实秋先生:
前日在景山后面马路上遇见王君,转达尊意,叫我写点关于日本的文章。这个我很愿意尽力,这是说在原则上,若在事实上却是很不大容易。去年五月我给《国闻周报》写了一篇小文,题曰《日本管窥》,末节有说明云:
“我从旧历新年就想到写这篇小文,可是一直没有工夫写,一方面又觉得不大好写,这就是说不知怎么写好。我不喜欢做时式文章,意思又总是那么中庸,所以生怕写出来时不大合适,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了。”这个意思到现在还是一样,虽然并不为的是怕挨骂或吃官司。国事我是不谈的,原因是对于政治外交以及军事都不懂。譬如想说抗日,归根是要预备战才行,可是我没有一点战事的专门知识,不能赞一辞,若是“虽败犹荣”云云乃是策论文章的滥调,可以摇笔即来,人人能做,也不必来多抄他一遍了。我所想谈的平常也还只是文化的一方面,而这就不容易谈得好。在十二三年前我曾这样说过:
“中国在他独特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与可能,但事实上却并不然,人家都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于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艺术与生活方面最为显著,虽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这几句老话在当时未必有人相信,现在更是不合时宜,但是在我这意见还是没有变,岂非顽固之至乎。日本从中国学去了汉字,才有他的文学与文字,可是在奈良时代(西历八世纪)用汉字所写的两部书就有他特殊的价值,《万叶集》或者可以比中国的《诗经》,《古事记》则是《史记》,而其上卷的优美的神话太史公便没有写,以浅陋的知识来妄说这只有希腊的故事是同类吧。平安时代的小说又是一例,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五十二卷成于十世纪时,中国正是宋太宗的时候,、去长篇小说的发达还要差五百年,而此大作已经出世,不可不说是一奇迹。近年英国瓦菜(a·waley)的译本六册刊行,中国读者也有见到的了,这实在可以说是一部唐朝红楼梦,仿佛觉得以唐朝文化之丰富本应该产生这么的一种大作,不知怎的这光荣却被藤原女士抢了过去了。江户时代的平民文学正与明清的俗文学相当,似乎我们可以不必灭自己的威风了,但是我读日本“滑稽本”还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滑稽,--日本音读作kokkei,显然是从太史公的《滑稽列传》来的,中国近来却多喜欢读若泥滑滑的滑了!据说这是东方民族所缺乏的东西,日本人自己也常常慨叹,惭愧不及英国人。这所说或者不错,因为听说英国人富于“幽默”,其文学亦多含“幽默”趣味,而此幽默一语在日本常译为滑稽,虽然在中国另造了这两个译音而含别义的字,很招了人家的不喜欢,有人主张改译“酉*(左革右未)”,亦仍无济干事。且说这“滑稽”本起于文化文政(一八0四至二丸)年间,全没有受着西洋的影响,中国又并无这种东西,所以那无妨说是日本人自己创作的玩意儿,我们不能说比英国小说家的幽默何如,但这总可证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国人为多了。我将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中膝栗毛》(膝栗毛者以脚当马,即徒步旅行也。)式亭三马的《浮世风吕》与《浮世床》(风吕者澡堂,床者今言理发处。此种汉字和用,虽似可笑,世间却多有,如希腊语帐篷今用作剧场的背景,跳舞场今用作乐队也。)放在旁边,再一回国忆我所读过的中国小说,去找类似的作品,或者一半因为孤陋寡闻的缘故,一时竟想不起来。借了两个旅人写他们路上的遭遇,或写澡堂理发铺里往来的客人的言动,本是“气质物”的流派,亚理士多德门下的退阿佛拉斯多斯(theoplirastos)就曾经写有一册书,可算是最早,从结构上说不能变成近代的好小说,但平凡的述说里藏着会心的微笑,特别是三马的书差不多全是对话,更觉得有意思。中国滑稽小说我想不出有什么,自《西游记》,《儒林外史》以至《何典》,《常言道》,都不很像,讲到描写气质或者还是《儒林外史》里有几处,如高翰林那种神气便很不坏,只可惜不多。总之在滑稽这点上日本小说自有造就,此外在诗文方面有“俳谐”与俳文的发展,也是同一趋势,可以值得注意的。关于美术我全是外行,不敢妄言,但是我看浮世绘(ukiyo-e,意思是说描写现世事物的画,西洋称作日本彩色木板画者是也,真的只在公家陈列处见过几张,自己所有都只是复刻影印。)觉得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民众画,不但近时的“大厨美女”就是乾隆时的所谓“姑苏板”也难以相比,他总是那么现世的,专写市井风俗,男女姿态,不取吉祥颂祷的寓意。中国后来文人画占了势力,没法子写仕女了,近代任渭长的画算有点特色,实在也是承了陈老莲的大头短身子的怪相的遗传,只能讲气韵而没有艳美,普通绣像的画工之作又都是呆板的,比文人画只有差,因为他连气韵也没了。日本浮世绘师本来是画工,他们却至少能抓得住艳美,只须随便翻开铃木春信,喜多川歌麻吕(末二字原系拼作一字写)或矾田湖龙斋的画来看,便可知道,至于刻工印工的精致那又是别一事情。古时或者难说,现今北平纸店的信笺无论怎样有人恭维,总不能说可以赶得上他们。我真觉得奇怪,线画与木刻本来都是中国的东西,何以自己弄不好,《十竹斋笺谱》里的蠡湖洙泗等画原也很好,但与一立斋广重的木板风景画相比较,便不免有后来居上之感。我是绘画的门外汉,所说不能有完全的自信,但是,日本画源出中国而自有成就,浮世绘更有独自的特色,如不是胜过也总是异于中国同类的作品,可以说是特殊的日本美术之一,这是我相信不妨确说的了。上边拉杂的说了一通,意思无非是说日本有他的文化值得研究,至于因为与中国古代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种研究也很足为我国国学家之参考,这是又一问题,这里不想说及。这里想顺便一提的,便是谈这些文化有什么用处。老实说,这没有用处。好的方面未必能救国,坏的方面也不至卖国。近时有些时髦的呼声,如文化侵略或文化汉好等,不过据我看来,文化在这种关系上也是有点无能为力的。去年年终写《日本管窥之三》时,在最末一节说:
“但是要了解一国文化,这件事固然很艰难,而且实在又是很寂寞的。平常只注意于往昔的文化,不禁神驰,但在现实上往往不但不相同,或者还简直相反,这时候要使人感到矛盾失望。其实这是不足怪的。古今时异,一也。多寡数异,又其二也。天下可贵的事物本不是常有的,山阴道士不能写《黄庭》,曲阜童生也不见得能讲《论语》,研究文化的人想遍地看去都是文化,此不可得之事也。日本文化亦是如此,故非耐寂寞者不能着手,如或太热心,必欲使心中文化与目前事实合一,则结果非矛盾失望而中止不可,不佞尝为学生讲《日本文学与其背景》,常苦干此种质问之不能解答,终亦只能承认有好些高级的文化是过去的少数的,对于现今的多数是没有什么势力,此种结论虽颇暗淡少生意,却是从自己的经验得来,故确是诚实无假者也。”这里说得不很明白,大意是说,文化是民族的最高努力的表现,往往是一时而非永在,是少数而非全体的,故文化的高明与现实的粗恶常不一致。研究文化的人对于这种事情或者只能认为无可如何,总不会反觉得愉快,誓如能鉴赏《源氏物语》或浮世绘者见了柳条沟,满洲国,藏本失踪,华北自治与走私等等,一定只觉得丑恶愚劣,不,即日本有教养的艺术家也都当如此,盖此等事既非真善亦并无美也。古今专制政治利在愚民,或用铜闭,或用宣传,务期人民心眼俱昏才为有利,今若任人领略高等文化之美,即将使其对于丑恶愚劣的设施感到嫌恶,故加以真的文化传播作专制或侵略的先锋,恰是南辕而北其辙,对于外国之“文化事业”所以实是可为而不可为,此种事业往往有名无实亦正非无故耳。乱七八糟的写了好些,终于不得要领,只好打住了。我这里只说日本文化之可以谈,但是谈的本文何时起头则尚有年无月,因为这只是在原则上要谈,事实上还须再待理会也。妄谈,多费清时,请勿罪。匆匆,顺颂撰安。
廿五年七月五日,知堂白。
(1936年7月作,选自《瓜豆集》)
谈日本文化书(其二)
亢德先生:
得知《宇宙风》要出一个日本与日本人特刊,不佞很代为忧虑,因为相信这是要失败的。不过这特刊如得有各位寄稿者的协力帮助,又有先生的努力支持,那么也可以办得很好,我很希望“幸而吾言不中”。
目下中国对于日本只有怨恨,这是极当然的。二十年来在中国面前现出的日本全是一副吃人相,不但隋唐时代的那种文化的交谊完全绝灭,就是甲午年的一刀一枪的厮杀也还痛快大方,觉得己不可得了。现在所有的几乎全是卑鄙龌龊的方法,与其说是武土道还不如说近于上海流氓的拆梢,固然该怨恨却尤值得我们的轻蔑。其实就是日本人自己也未尝不明白。前年夏天我在东京会见一位陆军将官,虽是初见彼此不客气的谈天,讲到中日关系我便说日本有时做的太拙,损人不利己,大可不必,例如藏本事件,那中将接着说,说起来非常惭愧,我们也很不赞成那样做。去年冬天河北闹什么自治运动,有日本友人对了来游历的参谋本部的军官谈及,说这种做法太拙太腌瓒了,军官也大不赞成,问你们参谋本部不与闻的么,他笑而不答。这都可见大家承认日本近来对中国的手段不但凶狠而且还卑鄙可丑,假如要来老实地表示我们怨恨与轻蔑的意思,恐怕就是用了极粗恶的话写上一大册也是不会过度的。但是《宇宙风》之出特辑未必是这样用意罢?而且实力没有,别无办法,只想在口头笔头讨点便宜,这是我国人的坏根性,要来助长它也是没有意思的事。那么,我们自然希望来比较公平地谈谈他们国土与人民,——但是,这是可能的么?这总恐怕很不容易,虽然未必是不可能。本来据我想,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此二者原来都是人生活动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