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33-大地的事-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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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硬要用微言大义去阐释周作人的散文，恐怕纯属多此一举。　　　　
　　　　有一种散文是只适合阅读、回味和享受的，它并不适合阐释。周作人的散文就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它好，但很难说清楚它好在哪里。不是有人说他的散文是闲适的吗？但周作人自己却说：“拙作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药味集•；序》）貌似闲适实为苦涩，这可能才是周作人散文的真谛。一九二八年，他在给俞平伯的散文集《燕知草》作跋时称赞俞平伯的散文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他把这种文学意味概括为“雅”：“我说雅，这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平伯的文章便多有这些雅致，这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知道，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燕知草•；跋》）周作人一再强调闲适里也有反抗这一点，并不是要为“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的情形开脱，而是不愿让自己以及自己的追随者（俞平伯、废名等人）的文字混同于“小摆设”、“供雅人摩挲”（《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的行列。——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这样理解周作人等人的散文的人可谓大有人在。　　　　
　　　　要在周作人这种“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的散文境界里读出涩味和反抗来，仅靠批评家的阐释是无济于事的，更重要的是，每一个读者要有心境去揣摩，回味，响应。没有合适的心境，那是不能读周作人的散文的；即使读了，也可能会读出另外一个模样。因此，我认为，有一种好的散文，是叫批评家束手无策的，它欢迎阅读，却拒绝阐释，这种散文，用王统照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在《晨报副刊•；文学旬刊》上发表的《纯散文》一文的话说是，“没有诗歌那样的神趣，没有短篇小说那样的风格与事实，又缺少戏剧的结构”，“使人阅之自生美感”。——“阅之自生美感”，阐释便显得多余，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作人式的散文，确实称得上是专供闲读的闲笔了。这样的散文会被忽视数十年之久，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和周作人自身的历史污点这些原因之外，实在是与他的散文气质有关的。——在漫长的狂飙突进的革命时代，谁会有闲情逸致去读这些闲笔文字呢？所以，只有等到革命的弦放松了，生活的自由和趣味慢慢得到尊重了，人们才会重新想起，现代汉语散文中，原来也还有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人这一脉文字的。　　　　
　　　　相比之下，读者和批评家的目光，在大多数时候是集中在那些可阐释的散文上。比如鲁迅的散文，无论是他的《野草》，还是杂文随笔，几乎每一章每一节，都给读者和批评家留下了巨大的回旋空间，你可以在思想上，存在意义上，作很多的发挥。他的一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枣树”（《秋夜》），我们就可从中读出无穷的孤独和意味来；他的一篇《女吊》，篇幅并不长，里面的灰暗和绝望却着实令人惊心动魄；前两年，甚至还有人在《记念刘和珍君》这样悲痛的文字中，读出鲁迅真正爱的其实并不是许广平，而是刘和珍。“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乍一看似乎还算美满，但仔细探究，却找不出任何生命激情的迹象。鲁迅最珍爱的女人，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的左翼学生刘和珍，她的被杀令鲁迅心如刀割。他的一篇《记念刘和珍君》，写得悲痛欲绝，犹如寒夜里的一声凄厉的狂哭。作为刘的同学，许广平扮演了一个刘的代用品的角色，她在鲁迅最伤痛的时刻出现，竭尽劝慰之能事，这多少补偿了鲁迅对于旧爱的无限迷恋，而刘则因此获得了一个恋父情结式的升华。”（见《书屋》杂志二○○一年五期朱大可文）——这当然是一种歪读，可一笑了之。我举这些例子的意思是，像鲁迅这种思想个性鲜明、语言充满隐喻的散文，确实是适合阐释的（包括错误的阐释）；或者说，他的许多散文，只有被充分阐释之后，才能为一般读者所理解。以致鲁迅的这种散文传统，在当代已被简化为意义型的写作，许多的散文家，动辄也用起“墙”、“夜”、“死火”之类的象喻，像鲁迅那样“彷徨于无地”，“彷徨于明暗之间”起来；还有的人，以鲁迅为样本，写杂文和短论，也名之为“匕首”和“投枪”，扮演着“战士”的角色，呐喊着，但惟独容不得别人批评鲁迅——他们以为鲁迅是害怕别人批评的，这简直是对鲁迅精神最大的亵渎，它令我想起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曾引用过的契诃夫的一句话：“被昏蛋所赞美，不如战死在他手里。”　　　　
　　　　散文若只有关乎革命、意义一类的文字，就显然过于单调了。散文的魅力和价值，也许就在于它的文体的丰富（叶圣陶说，“除去小说、诗歌、戏剧之外，都是散文”）和内容的广阔（林语堂说，“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它的本质应该是最自由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规定它应具有怎样的话语品格。因此，我喜欢鲁迅的尖锐与沉重，但我也重视轻松、有趣的闲笔文字，我觉得从这里更能看出一个作家的心性。试想，如果《鲁迅全集》没有《朝花夕拾》里那些涉笔成趣的篇章，作为“战士”的鲁迅形象岂不是要比现在坚硬许多？


《大地的事》　第一部分谢有顺　：推荐序二（3）

　　　　但闲笔式的散文确实是拒绝阐释的，你很难找到一种理论能恰当地贴近它。所以，多数聪明的批评家都对这类文字避而不谈，他们更愿意去研究鲁迅、朱自清，或者余秋雨、王小波、张承志、韩少功、刘亮程等人的散文——这些人的散文，都是优秀的，更重要的是，它们都事关一些大的精神话题（余秋雨之于文化关怀，王小波之于自由主义，张承志之于精神信仰，韩少功之于怀疑主义，刘亮程之于乡村哲学，等等），这样，批评家在他们身上很容易就能找到用武之地，他们备受关注是必然的。可另外一种散文呢，比如周作人、梁实秋、废名，比如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散文，他们的文字多为大白话，在这样的文字里，你总结不出大的散文话题，但作者的心境、想法、对语言的讲究等秘密却蕴含在一字一句里了。汪曾祺说，散文具有“大事化小”的功能，这表明，有一类散文所深入的是个人情趣和个人琐事的世界之中，它不像那些革命性散文或思想性散文那样，一眼就能让批评家识别出作者在散文里的话语追求——许多的散文好像是没有多大追求的，它们仅仅是为了呈现个体的状态，个体那微不足道的情趣。汪曾祺自己的散文就是这样。事无论大小，情无论深浅，在他的散文里都慢慢道来，不动声色，文辞朴白，却韵味悠长，那种闲心和风度，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学得到的。　　　　
　　　　面对汪曾祺这样的散文，我常常想，批评家还有什么用？他还能找出怎样的理论语言来阐释这样的散文？没有。因为一切的阐释都是多余的，面对这样的散文，唯一需要的是阅读，再阅读，并用心来享受它。这种散文在当代显然已经越来越多。　　　　
　　　　因此，批评家们在研究散文的过程中，不仅要懂得阐释，有时也需要学会放弃——放下阐释的架子，重新做一个散文读者。此刻，你不是批评家，不是作家，甚至你也不是散文家，你就是一个读者。试问，我们多少时候有闲心去做一个纯粹的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散文界实在是“批评家”太多，“读者”太少了；“阐释”散文的人太多，“读”散文的人太少了。　　　　
　　　　许多的时候，散文理论的困境或许不是因为缺乏阐释，而是因为过度阐释，以致使人最终丧失了阅读散文的心境。我们一定要记得，有些散文是适合阐释的（它们总能给人提供话题），而有些散文是拒绝阐释的（它只适合用心闲读）。后一种散文往往为批评家所忽略，但这一点都不影响读者对它们的喜欢。　　　　
　　　　像陈冠学的《大地的事》，也属于拒绝阐释的这一类文字，若是没有闲心的读者，是很难进入他的文字世界的。中国文学走到今天，有一个明显的困境，就是作家的写作普遍都太紧张了，叙事没有耐心，文气毫无从容，作者没有了闲心，文中也就没了闲笔，以致很多人将散文也写得像小说一样紧张和急迫。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殊不知，即便是中国的传统小说，作者在紧张的叙事中，也还有闲庭信步的时候，比如，《水浒传》第二十五回，写潘金莲毒死武大郎，这么凶险、狠毒的场面，可作者仍然不忘来一句“看官听说”：“原来但凡世上妇人哭，有三样哭：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号。当下那妇人干号了半夜。”——这就是写“文章”时才有的闲笔，这就是一个作家的从容。所以，中国古典小说中常常穿插诗词歌赋，甚至故意将故事情节停下来，大写一个人的穿着或者一桌酒菜的丰盛，其实就是为了缓解小说本身的紧张，使小说因为具有了“文章”的味道，而变得从容、沉着——小说尚且如此，何况是散文？　　　　
　　　　《大地的事》是具有这份闲心和从容的，所以，里面的文字，深得散文的神韵；它的出现，恢复了散文作为一种潇洒自然、散漫真实的文体的独特风采。　　　　
　　　　三　　　　
　　　　余光中先生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说：“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伪装不得。”这话是不错的。散文作为受外来影响最小的文体，它的成就之所以一直很稳定，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因着它的亲切、平实和透明，技巧性的东西比较少，实验性的文学运动也多与它无关，这就大大减低了写作者的参与难度，凡有真情和学识的人，都有可能写出好的散文篇章来。因此，我很早就发现，许多的好散文，往往并不是专业意义上的散文家写的——这对于其他文体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你很难想象，一篇好小说，一首好诗，一部杰出的戏剧，会是出自于一个“业余”作者之手。但散文不同，它拥有最为广阔的写作人群，更重要的是，有许多的哲人、史家、科学工作者都在为散文的繁盛推波助澜，贡献智慧，因此，散文是永远不会衰落的。　　　　
　　　　只是，许多人并不知道“散文易学而难工”（王国维：《人间词话》）。因着散文是亲切、平实和透明的文体，话语的姿态放得很低，结果，那些轻飘的感悟、流水账般的记述、枯燥的公文写作、陈旧的风物描写、堆砌的历史资料，都被算作是散文了。慢慢的，散文就丧失了文字上的神圣感，就连平常的说话，记下来恐怕也得算一篇口语散文。莫里哀的喜剧《暴发户》中，就有一个商人叫儒尔丹的，他听说自己的一句话“尼哥，给我把拖鞋和睡帽拿来”就是散文时，不禁得意地喊道：“天哪，我说散文说了四十年，自己还一直都不知道！”——所以，只要和文学沾边的人，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是不会写散文的，但承认自己不会写诗的人则不在少数。在多数人眼中，散文实在是太容易写了。　　　　
　　　　这种“太容易”所造成的散文数量的庞大，究竟是散文的幸还是不幸？我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但我想，因着散文的门槛实在是太低了，这就带来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现在的散文是越写越轻了。——许多的散文，你读完之后，不会有任何的遐想，也不会让你静默感念，它更像是一次性消费的话语垃圾。　　　　
　　　　散文当然可以有轻逸的笔触，但我一直认为，散文在骨子里应该是重的。它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情与思，越重，就越能打动读者，越能呈现经验和事实的力量。著名作家毛姆说过：“要把散文写好，有赖于好的教养。散文和诗不同，原是一种文雅的艺术。有人说过，好的散文应该像斯文人的谈吐。”——我想，“教养”、“文雅”和“斯文人的谈吐”，决不会是轻的，它一定暗含着对生活和存在的独特发现，同时，它也一定是一种艺术创造，否则就不会是“文雅的艺术”了。


《大地的事》　第一部分谢有顺　：推荐序二（4）

　　　　说到散文之重，我们也许首先会想到的是鲁迅的《野草》、朱自清的《背影》、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贾平凹的《祭父》，等等，这些，的确是杰出的篇章，里面所蕴含的深邃的情感，以及对存在本身的逼视，无不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精神自尊。有一个大学教授对我说，自一九九一年以来，他每年都花十二至十七节课的时间给中文系学生讲《我与地坛》。一篇散文，何以值得在课堂上花这么多时间来讲述和研究？如果这篇散文里没有一些重的东西，没有一些与更广阔的存在相联的精神秘密，那是难以想象的。而《野草》，更是因着它阴郁、决绝的存在主义意味，即便被批评家反复地阐释，也仍旧被视为最为多义而难解的文本。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只有显露出像鲁迅的《野草》那样沉痛的表情，才是达到散文之重唯一的道路。其实，即便是像汪曾祺那样淡定的文字，里面又何尝没有重而坚实的情思？散文依据的毕竟多为一种常识（诗歌则多为想象），它不能用故作深沉的姿态来达到一种所谓的深刻，许多的时候，散文的深来自于体验之深，思想之深。真正的散文家必须在最为习焉不察的地方，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事实形态和意义形态。这或许正是散文的独特之处：一些看似平常的文字，其实蕴含着深邃的精神秘密；相反，一些看起来高深莫测的文字（比如一些所谓的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后面其实是空无一物。　　　　
　　　　我理解中的好散文，就是那些在平常的外表下蕴含着不平常的精神空间的篇章。《大地的事》正是如此。它看起来只是关乎田园琐事，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事或许是轻的，但生命却有着异乎寻常的重量。《大地的事》所着力的，何尝不是生命的描述和发挥？　　　　
　　　　据说，陈冠学曾受教于牟宗三先生门下，而按照他的老师牟宗三先生的研究，中国文化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这就不同于希腊哲学，希腊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这一观点，也可在中国小说中得到印证。像《红楼梦》，写的就是一种优美的人情，它对生命的喟叹是藏在“悲喜之情，聚散之迹”（鲁迅语）中的；而像张爱玲的小说，写尽了人世的沧桑，同样是把重心落在个人生命的沉浮上。但这几十年来，中国作家越来越受西方语言哲学和形式主义美学的影响，写作的技术日益成熟，但“生命的学问”却被严重忽略；或者把生命首先变成心理学，再由心理学变成生理学，由生理学再变成物理学，最后就把生命、把人变成了一堆器官和物质，生命的内涵和尊严丧失殆尽。　　　　　
　　　　陈冠学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