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斋书灯录-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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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和残酷迫害），如丧心病狂（杨秀母子为家庭私怨和政治权益而对其夫其
父的揭发批判），如骄矜狂妄（燕载对出身“卑微”的小纯一贯的鄙视心理
和后来的报复情绪）等等，也作出了合乎时代环境、事物情理和人物性格的
描述和揭露，读来真实可信。
无论是在开篇“引子”中，还是在作品的“尾声”中，作家都竭力表示，
自己无意于“写什么运动和施教于人”。但不难看出，作家对小说的关键角
色，也是影响了三户两代人生活的故事的“肇事者”燕朋，是倾注了极大的
同情和爱心的。作家为这一角色的“始乱”行为，精心设计了一个历史的冤
仇因由和夫妻的恩怨背景，这无疑是想在主观上为燕朋荒唐的肉欲“冲动”，
作出情理上的辩解；而当多少年过去，他的“私生子”小纯因之品饮着由他
酿就的人生苦酒的时候，作家又借小纯的心理活动为燕朋作出了道德上的开
脱（第37 章）：
是的，他应当憎恶他，尽管朝英小姨和“奶奶”都一致夸赞他，说他是一个好人，
说他多么爱他的妈妈，他还是应当憎恨他，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是不够格的父亲，
是一个自私的为了保全地位面子而让他妈妈死亡、让他遭受不幸的有罪的男人。
。。他当然也不是一个简单化的好人或坏人！他对妈妈的爱很可能也像他对珍珍的
爱一样，是最炽烈最真诚最具男人气概的，要不妈妈为什么那么爱他，甘愿为他而牺牲自
己的生命？妈妈能够如此死心塌地，就说明他是一个最具有魅力的男人！至于他为什么没
有公开过他的秘密，他当然有他的不得已之处。他们的时代，也是艰难复杂的时代，他们
经历过战争，后来又有着远比战争更为复杂更为艰难的新处境，他们要隐瞒个人生活，当
然不仅是为了保全个人，个人生活可以毁了他本人，也可以毁了他的工作。根据小姨的说
法，他对老百姓就有着一种真正的共产党人式的赤诚的情感，所以，他应当理解这位父亲，
原谅他的过失。。
由于作家的人生阅历、文学修养和艺术功力之所在，鲁彦周要在《双凤
楼》这部长篇小说新作中，如此着力地塑造和粉饰燕朋这个人物，我们自然
只能是欲说无言。
但不能不说道一下的，倒是作家创作这部小说时所采用的艺术手法。作
家没有像以往若干取材于新中国前三四十年的作品那样，站在社会的高度上
来塑造人物和编讲故事，而是通过人物自身的“真切遭遇”来映照时代和社
会，以及那个特殊时代和怪异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其笔法又是那么的舒徐从
容，从而使作品曲折别致，达到了作家开笔前所预期的给人一些“回顾和联
想”、“美感和愉悦”（《引子》）的艺术境界，这恐怕也正是这部《双凤
楼》没有落入小说“俗套”的原因所在。这同时也就使人感到欣慰，因为当
这部近40 万字的作品在其合肥樱榴居家中定稿时，虽然恰逢鲁彦周整整68
岁的生日，然而作品证明着作家关注社会人生的妙笔并未随年龄而衰老。
记得数年前，就曾经读到过《新华文摘》转载过的鲁彦周写此类题材的
中篇小说《孽缘》，当时就为作者敢于真实面对社会生活中这一并不一定具
有典型意义的题材而倾倒，为其作品中熠熠四射的人道光辉而叫绝。“人事
多错迕，与君永相望”。（杜甫《新婚别》）然则恢弘乱世真情，揭示人性
真谛，在鲁彦周的众多传世作品中，还当以《双凤楼》为极致。
（1997年8月 17日）
《昌晋源票号》
日升昌，蔚泰厚，
凉帽壳壳窑窑铺！
道车过来蔚丰厚，
米家巷开的蔚长厚！
万川通，万川汇，
郝登五写的金牌匾！
协同庆，南街开，
普天同庆贴脑门！
这是曾经广泛流传于山西平遥城里的一首童谣，单道当年票号业中的几
家名头响亮的老字号的兴旺气象。当《昌晋源票号》中的主人公沮源潢，循
例在正月十一日赶往平遥城里参加票号新年开张典仪的途中听到这首童谣
时，自他回乡以来，一直落寞不悦的心神不禁获得了些许慰藉，因为“他的
票号毕竟在这里也唱出来了”。
沮源潢的“昌晋源票号”在平遥城里设有两个“寄顿银子”的钱铺，他
此行就是为此而来。所谓“票号”，又称“票庄”或“汇兑庄”，是我国传
统的一种金融机构。因为它起源于山西，并主要由山西人经营，所以又以“山
西票号”著称。该行业主要经营汇兑业务，在全国各地设有分号，后来存款
放款业务日益发达，到清代咸丰至光绪年间，因为同清廷官员建立了联系，
营业曾极一时之盛。直到近代商业银行兴起以后，“票号”才逐渐倒闭，日
趋消亡。而祁县“昌晋源票号”的主人沮源潢，则是当日首倡“汇兑”这一
重要金融技术的山西票号业主中的佼佼者。
然而，就是这位雄心勃勃的票号财东，其家庭却正发生着重大的危机。
这不，参加“票号”新年开张仪式这样的传统大典，他却一个娃儿都没有携
带出来，而只能由他在北京捐来的京官任上从窑子里赎来的“新姑娘”（其
妾）作陪参加。这能不令他沮丧！
尽管《昌晋源票号》（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 年12 月版，360 页，定价
14。80 元）这部小说是从“新姑娘”进入祁县沮家大院写起的，但是家庭危
机的生成却并非自此日始。因为沮源潢的妻子来自当地一个稀见的举人之
家。几乎从她出嫁之日起，她就“觉得婆家‘俗’，没有什么好谈的，一开
口就是‘银子’”，她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能够“像爹那样成为读书人，而
不是像她丈夫那样，只知道银子，盘算着把银子增多起来”（第六回）。自
从沮源潢娶妾进门，她怒而出走回到娘家以后，长子增儿就全盘接受了他外
公关于“科考”的启蒙和“入仕”的诱惑，从而立下了在毛笔书卷中求人生
前程的志向。沮氏这个富甲一方的“票号”之家，就此异化出了一个“视票
号为草芥”的科举志士。
小说《昌晋源票号》的题材，据说来自于作者渠川的“家史”。相传作
者的先辈家世中，身为“票号财东”的曾祖父同“好学向文”的祖父之间冲
突极其激烈，以致于他的“爷爷”被“太爷爷”逐出家门。而小说作者通过
祁县“昌晋源票号”主人沮源潢与其长子“增儿”（他后来参加省级科举考
试曾得到第一名，成为人知人羡的“解元”，随后又成功考取进士，历官至
二品“京堂”）之间的故事，所反映出来的“从商”与“求学”之间的人生
选择，实质上正是揭示了商务追求与仕宦取向在山西民间的严重对立。正如
小说第17 回中所描写的，沮源潢希望“增儿”所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从
家到‘昌晋源’，再从‘昌晋源’到家——从北到南，又从南至北——这一
辈子永远在这条路上走来走去，而且还让他再向北，走到太谷去”！而“增
儿”在心里最盼望的则是：“想念书，应考！他想走的是向西——到西大街
县衙门去——那里是县考的考棚。然后再向北，到太原去过‘道考’。他不
想向南，而是向西，再向北！”
然而，“经商发财”与“读书入仕”这两种人生取向之间的冲突，在作
者笔下并没有作简单化的处理，而是各有各的社会道理。作品第14 回中的父
亲沮源潢和第7 回中的外公，各自对“增儿”说过的一段话最具有代表性了：
山西人，就知道做买卖，不知道读书！有了钱就娶小老婆，抽大烟，闹戏班子！没
有一个念书的！每年考秀才的人都不够！这样一个省，怎么能文风发达！怎么能振作！
你以为中了举就可以做官？人家那是讲派的！满人是一派，汉人又是一派！汉人又
分什么南派北派，武的分什么湘军派、淮军派，你闹得清楚？做官要有后台，你靠什
么？。。还是做买卖人好！不担惊受怕，也不受人气，你没听祁县人说：“做官的入了阁，
不如在茶票庄当个客！”又说：“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它七品空堂皇！”我们不羡慕它
那个！票庄子最好，谁不求我们！
作品中，沮源潢对同业徽商胡光塘（字雪岩，安徽绩溪人，1823—1885）
的态度也是微妙的。沮氏虽然对胡氏有着本能的排斥和警惕：“对胡雪岩不
能马虎！别人不要紧，就是这胡雪岩，真要留神！”（第8 回）然而，当“做
曾国荃的胡雪岩”（第23 回）这样的诱惑出现在他自己跟前时，他便大改其
初衷了：“原来他从京城回来，决心再也不离开家，可是现在又要离开了。”
（第24 回）直到他终于在朝廷政治的漩涡里再次呛上了一口辣水以后，才彻
底明白，想跟胡雪岩一样，“穿上黄马褂，换上红顶子”，于他而言，不过
是一枕黄粱。他决心从此抽身而退，而且再也不愿“跟这些大官来往”了（第
26 回）。这既反映了“晋商”出身的沮源潢在经营商务时的不能超越时代，
又恰当地映射出了沮氏竭力反对“增儿”读书做官的深层心理根源。
我以为，“山西票号”最终的衰落，虽然有着清廷没落、世界时势发生
根本变化的外在原因，但也不能排除“票号财东”知识程度不高，官宦势力
薄弱，主观上缺乏审时度势、弄潮顺流的文化眼光和信息来源的缘故。曾几
何时，票号商人们只是一味沉溺于世袭的业务和因循的技术，于是蹈常袭故，
不思进取，直至坐视遍布中国大中城市的“山西票号”的一败涂地。关于“山
西票号”的学术专著，本世纪以来先后有陈其田先生所著的《山西票庄考略》
和卫聚贤先生所著的《山西票号史》，以及《山西票号研究集》和《山西票
号史料》问世。其他关于晋商研究的著作，如严慎修的《晋商兴衰记》、寺
田隆信的《山西商人研究》和张正明的《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
年版）等，也以极一时之盛的“山西票号”为学术研究的重点。
至于以“票号之家”为题材的小说，则以渠川的作品为仅见。据报道，
渠川关于该题材的首部作品题为《金魔》，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先期出版，我
久访弗获。后来，作者在上海《文学报》第723 期上，发表了一篇创作谈：
《〈金魔〉——从“家史”到“小说”》，较为详尽地自述了创作的经历。
1995 年10 月2 日，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首播了据该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
连续剧《昌晋源票号》，而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小说，大概正是以此
连续剧为蓝本的。据说，作者如今正在努力写作《金魔》的续篇，重点在于
描写“增儿”在中了进士以后，在京做官后的那段人生经历。笔者衷心希望，
这部新的在大的方面仍以“家史”为背景，而细节内容则为“小说”的作品，
在艺术上能够更趋于成熟周全。
实际上，今日回头看去，《金魔》亦罢，《昌晋源票号》亦罢，沮氏两
代人关于做“买卖人”还是做“读书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本质上来说，
实在是封建体制下一个两难的人生抉择。而这一点，即使在当代中国的今天，
仍不失其重要的现实解析意义。
也许正因为如此，作品所依据的130 多年前的典型环境原址，即当年三
位晋商兄弟占地4620 平方米、拥有18 个四合院和187 间房屋的五进穿堂式
的联体住宅，在去年被山西省祁县政府斥资修葺一新，目前已经开放陈列为
“晋商文化博物馆”，以供人流连寄思。
（1997年8月 12日）
《南方有嘉木》
《南方有嘉木》一书之“妙”，是在于作家王旭烽特别选择了具有中国
民族文化象征意义的“江南嘉木”——“郁绿的，温和的，平静的，优雅而
乐生的”茶以及茶人、茶业乃至茶道，作为作品背景的依托和渲染人物性格
的道具，从而使得整部作品具有了广泛的民族雅文化挽歌的意味。
小说描写了“小叶种灌木茶林生长的最舒适温床”的所在地的末代茶人
杭天醉，如何在时代的裹携下，与世沉浮的。杭天醉本来同其先人一样，“有
着自己的生存方式，对朝廷和国家都缺乏必要的热情。官府也罢，长毛也罢，
首先不要影响他们发财致富，其次不要影响他们婚丧嫁娶”（第1 章），这
是中等人家的生活理念。然而，他们所生活着的，已经不是其先人们所在的
“闭关自守，惟我独尊”的时代，时代的风风雨雨无时无刻不在吹打着他的
生活，使他除了在“娶妻生子”以外，再难“重复上一代的日子”（第16
章）。于是，罢市也好，起义也好，遁入佛门也好，杭天醉总是难以融入这
个时代，而时代也就只得“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杭家新生代”（第26 章）的代
表二少爷杭嘉平身上。
《南方有嘉木》（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 年12 月版，549 页，定价22 元）
中的主人公杭嘉平，与他那“落寞时多，激烈时少”的哥哥嘉和不同，他是
“一个温文尔雅的江南儒商之家的叛子逆孙”，在他身上，“散发的不再是
茶的典雅和冲淡的清香”，他的信仰就是时代的信仰，他的追求已是时代的
追求。然而，书写到这里，作家却有一段飞来之笔，为这个时代剪了影：
1911 年的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究竟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早期高涨，是一个充
满活力的政治实验的时代，还是一个军阀主义时代的开始呢？
杭嘉和比他的父辈们对这段眼花缭乱的历史更为清晰，他要在每一朵历史浪花中寻
找他弟弟的身影。统观这一个历史阶段，1916 年到1928 年的这段时间，不过十二个年头，
在北京的政府却变幻无穷，七个人当过总统或国家首脑，其中有一人当了两次，所以实际
上等于八个首脑。又有四个短命的摄政内阁，还有一次昙花一现的皇帝复辟。共计二十四
个内阁、五届议会、四部宪法，把整个中国搞得手足无措。中华大地上的子民，笼罩在深
刻而普遍的破灭感中。
即便是偏安江南的浙江，也不得安静。那八个首脑中就有浙人五位，其中杭人三位。
而吴山越水锦绣田园，在一片军阀混战之中，亦不能免于燹火。
正如作品第3 章中所说的：“从唐代太湖边江贼繁衍而来的杭氏家族，
到杭九斋杭天醉这一代，恰好经历的是一个顶峰和低谷。”因此，素负雅人
深致而不理家业的忘忧茶庄传人杭天醉，作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最后一位茶
人，终于跟不上时代的风云迭变而只得无奈地告别这个“完全出人意料之外
的世界”。尽管“奇异的新生儿”（尾声）也随之来到人间，但实际上他将
同他的先人一样，自诞生之日起，也就无以“忘忧”的了。
于是这部在扉页上写有“献给全世界的茶人”这一行献辞的作品，也就
只能在这种悲凉而壮烈的氛围中作结。
（1997年5月 27日）
《青铜梦》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书《青铜梦》上市以后，并没有因为它那未曾
脱俗的小说题名和封面设计而影响其销路。以一部藉中国器物文化中年资甚
深的“青铜器”作为题材来铺叙的文化小说，能够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其
中大有深意。
《青铜梦》（1996 年11 月版，411 页，定价15。80 元）之“妙”实际上
有些难与君说。原因在于该书作者薛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