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斋书灯录-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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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点，今后只需在“人文文化”方面予以重点发展，便有望成为下个世纪
的“亚洲文化中心”。对此论断，大概全球的有识之士都将拭目以待。
（1997 年5 月26 日）
今年随着香港回归祖国的“倒计时”步伐，我也从元旦以后开始为“两刊一报”（《书
与人》杂志、《深圳特区报·读书版》和《东方文化周刊》）撰写了一些我所了解的香港
书人书事，以表情达意。其中“读读香港”这组书话，从5 月份写起，到今日香港已经正
式“回归”止，逶迤写来，由“三读”而“六读”，尚未读尽。可见“开卷无止境”也。
（秋禾跋于香港正式回归日，1997 年7 月1 日上午11∶30，于鼓楼四条巷雁斋。）
雁斋书后
序引
我的雁斋藏书中，独多部头不大的单行之本。我是把它们作为一个又一
个的可爱的文化小生灵，从茫茫的书海中淘洗出来，随后接引到我的书斋中
呵护起来的。
假如说，一个娃娃是经过父精母血的交融、十月怀胎的孕育而成的自然
生命的话，那么，一部好书就是文人学者通过自己有限的精力，与无限的历
史和无情的现实，作深入交流后孕育出来的文化生命，当然这后者比“十月
怀胎”可能还要艰难得多。这样生产出来的一部好书，往往饱含着生命的活
力和时空的张力，往往凝结着著作者多年的知识积累、心智养殖、生命体验
和笔墨技能。我酷爱这样的好书，而且常常在掩卷之余，为其选题构思和写
作技巧之精妙而叫好。
赞叹之际，我不禁为民族的文库中，又增添了新的具有生命力的生灵而
欣喜无状。欣喜之余，便常常有了些许写作的冲动，想要用笔墨把它们介绍
出来，以壮其行色。本辑中的“书后”，就是这样的产品。
所谓“书后”，本是我国古代传统的文体之一，是写在他人作品之后的
一种说明或议论。或者也可以说，“书后”是“中国式的书品”，它更多的
是谈读了作品之后的体会和感受，却并不以批判评论为己任。现代学者浦江
清先生在读解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一文中，曾经说过：“凡作文题记于
书末，或称‘书后’，或称‘跋’，性质微有区别。。”可惜他并没有进一
步指明其“区别”为何。但姚华先生在《论文后编·目录》中却有过明确陈
述：“一文之后，有所题记，后人称曰‘书后’，亦或曰‘跋’，则‘后序’
之变。。‘跋’与‘书后’近似，然颇有别：大抵‘书后’者，意必抽于前
文，事必引于原著。”
题跋的变体甚多，而苏东坡最喜用“书。。后”的体式，来发表自己对
作品的读后感。据说，他所写的《书〈孟德传〉后》一文，正是苏氏“书后”
体的滥觞。诚然，在明末毛晋汲古阁所刊的《东坡题跋》（《津逮秘书》本）
6 卷中，这篇《书〈孟德传〉后》虽然短短不到300 字，却是被置于开卷之
作的地位的。苏轼的这篇“书后”，就是为了进一步发挥苏辙《孟德传》一
文中“（孟德）以不顾死，未尝为动”的观点而作的。苏轼在文章中所作的
婴儿、醉人等不怕虎的三项举证，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人非有以胜虎，而
气已盖之”之说，便将苏辙原文中所蕴含着的“君子须无所畏，则强者不敢
侵”的精义，发挥到了酣畅淋漓的地步。
苏轼之后，“书后”日渐定型为一种专门文体，明清以来步武者不乏其
人。徐渭的《书〈草玄堂稿〉后》、钟惺的《书〈鲁文恪诗选〉后》、袁中
道的《书东坡〈洋州诗〉后》、黄百家的《书〈后苇碧轩诗稿〉后》、朱彝
尊的《书〈花间集〉后》、卢文弨的《〈杨忠愍与郑端简牍〉书后》、龚自
珍的《书〈汤海秋诗集〉后》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至于近代西风
东渐以后的新式报刊，如《万国公报》、《时务报》和《知新报》等，所刊
登的新书评介文章中，也多有“书后”体的文字。
根据我的体会，“书后”一体，在“意必抽于前文，事必引于原著”之
余，还是必须要有自己的“精神”的，那就是对原作品精义及其作者神采的
引申和发挥。或者可以这样来说，那就是“神必导于作者”。
“意必抽于前文”、“事必引于原著”和“神必导于作者”，这是我半
年来所认识到的“书后”体的作文要领。以此反观10 余年来我所作的品书文
字，是否同前贤的“书后”体暗合，并得其文章“三昧”，实在是心中无底。
今日面对箧中积稿，不禁额头汗虚，爰编集为《雁斋书后》一辑，期诸
书友们指戳嘴说。
（1997 年6 月15 日）
《元代文人心态》
在众多的史著中，么书仪的《元代文人心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
年版）一书必定乏人注意，这是因为该书寻常的装帧加上少得可怜的印量使
然。然而，实际上这是多年来学术书坛上出现的难得的一部好书。当然，这
部书假如不是开印数只有1500 册的话，在书市上它迟早是会引起人们的注目
的，其缘故是它竟然研究的是这样一个富有魅力的课题——“元代文人心
态”。
“元代文人”，不就是众所周知的“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
民九儒十丐”（赵翼《陔馀丛考》卷42）中，社会地位仅位于“丐”之前的
“儒”么？他们的“心态”，除了降服之后的屈辱、屈辱之余的无奈以外，
还能有什么？居然值得作为专题来写成洋洋20 余万字的专著？
然则么书仪通过自己的研究，不仅解答了上述问题，而且还告诉了我们
比这要多得多的东西。在一封致师长的函中，著作者陈述道：
古代文人总是处于种种矛盾的夹缝之中，一辈子在仕与隐、君与亲、忠与孝、名节
与生命、生前与身后等问题上痛苦地熬煎，这种痛苦和矛盾的文化性格，来自于中国传统
文化心理，也与复杂的社会环境有关。元代文人面对蒙古族君主和动乱年代，所需选择的
问题也更尖锐和复杂，内心的痛苦也更激烈，人格的分裂状况也更普遍。我希望能初步接
触这个问题，试图描述一下这百年间的文人所遭遇的环境和内心的痛苦。选择的人物有耶
律楚材、元好问、谢枋得、赵孟睢⒘跻颉⒋鞅碓⒐税㈢⒀钗搴臀Ｋ氐龋皇强悸�
他们较“知名”，也较“典型”，二是他们处于从元初到元末的各个时期，也照顾到出身、
经历的不同。
“人生忧患识字始”。对于忽必烈建立元朝到元代灭亡这100 余年间生
生不息的文人阶层来说，所经历的人生忧患，所体尝到的人生苦涩，似乎比
其前其后的文人还要来得“五味俱全”。所谓“九儒十丐”，恐怕还仅仅是
其表征之一而已。为此，著作者选择了耶律、元、谢、赵、刘、戴、顾、杨、
危等10 余位在元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一定影响的文人作为其解析的
典型。
于是，我们在书中看到了“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生存空间变得狭小”的
元代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出演的种种“常态与变态”的角色：“别有人间行
路难”的耶律楚材的劳瘁人生，“义高便觉生堪舍”的谢枋得的惨烈人生，
“平生为虚名所累”的许衡的遗憾人生，“穷必全一己之愚”的郝经的无谓
人生，“为尔寂寂人莫笑”的刘因的保守人生，“江水悠悠只自流”的赵孟
畹牟牙⑷松懊Ｎ蠢牒跞巳骸钡拇鞅碓囊萑松班挡淮豕胖�
人”的危素的失败人生，“变作江南散乐家”的杨维桢的佯欢人生。。
当我们随着著作者曲折委婉的文笔，沉浸在“艰难时世中的一代知识分
子的忧患、苦斗、挣扎、希望、沉落的一切生涯”之中的时候，千万不能忽
视了著作者在书中的若干振聋发聩之言：“长期坎坷、痛苦的经历和环境的
压抑，既可以转化为对人的生命悲剧的深刻认知，也可以使精神体验反而趋
于停滞与萎缩”，“。。讲求实际，不再自欺欺人，原不是什么错事。但如
果将屈原式的执著、陶渊明式的真诚，都认为是无谓的作态而视同敝帚，那
可真是这个时代的真正悲哀了”。
然而读罢《元代文人心态》一书，我们却不幸看到，作为一个整体和阶
层的“元代文人”的心态和精神，终于没有能够在“长期坎坷、痛苦的经历
和环境的压抑”下取得平衡和升华，终至于“将屈原式的执著、陶渊明式的
真诚”一并抛却。
换言之，《元代文人心态》一书向我们展现的，恰是一个真正令人悲哀
莫名的时代人文图卷。诚如该书的结句所说的——元代文人的存在，“体现
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剧性格和无法改变的悲剧命运”。
（1995 年）
《风雪定陵》
明万历庚申年（1620）弃世的万历皇帝朱翊钧（1563—1620）能够在大
明17 位皇帝中脱颖而出，享名后世，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那众多享有盛名
的“天子”，或则革故鼎新，奠立新朝，或则中兴旧政，功丰绩伟，或则戎
马倥偬，拓土辟疆，或则生不逢时，偏安一隅，而是在于他在位期间的“世
无前例”：这位年仅9 岁就登上宝座的童皇帝，居然在他当政的48 年间（1537—1620，万历皇帝朱翊钧是明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成为明朝历史上
怠政最久的皇帝，他竟然从1588 年开始直至去世，30 多年没有走出过紫禁
城一步，而且就连只有不足千米的紫禁城“太和殿”，也懒得去上朝升座应
付故事，而只是在深宫中与太监们时以“掷银为戏”。以致于解剖万历朝的
历史，已经成为后世史学家们探求大明王朝中落之谜的一把锁钥。
然而仅仅如此，朱翊钧的知名度还只能局限于那积尘的故纸堆中，不能
达到如今几乎家喻户晓的境地。实际上，朱氏的暴得巨名远在他告别人间的
338 年以后，这是因为他那历时6 年营造的陵寝，被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打
开了。这个陵寝就是世所共知的“定陵”，如今的人们习称它为“地下宫殿”。
对此，1958 年9 月5 日，中外媒介曾先后给予这个考古事件以崇高的评价，
万历皇帝朱翊钧也由此而在一夜之间名扬海内外。
如今，当游人步入公开展示的定陵保护区，或者手捧陵区介绍图册（如
文物出版社1990 年版的《定陵》或《定陵掇英》等）观览时，心中一定存有
太多的疑问：“当年出土的那三口用金丝楠木精制而成的巨大红漆棺椁原物
安在？那三具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的尸体存放何处？那金光闪闪，囊括
了整个中华民族丝织技术和人类纺织技术高峰的几百匹织锦珍品又在哪
里？”
还有来自传闻的消息，当日以郭沫若、茅盾、吴晗等为首的五位专家学
者联名打给政务院的计划报告上，明明白白写的是发掘“长陵”——即明代
永乐皇帝朱棣（1360—1424）的陵墓，怎么打开的却是“定陵”？发掘工作
队成员是如何世无前例地第一次有计划地发掘我国历史上首座帝陵的？为什
么30 年过去了，东西方人士望眼欲穿，然而，我国却“没有一篇有关定陵发
掘的学术性报告问世”？
由杨仕、岳南合作完成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
开之谜》（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12 月第1 版，正文300 页，大32 开，定价
5。00 元）的公开出版，给我们解开这一系列久久笼罩在心头的迷雾提供了最
好的读本。据该书的“内容提要”的介绍说：
这是一部全景式、多侧面反映新中国以考古手段发掘的第一座帝王墓葬——明定陵
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披露了地下玄宫洞开的经过、帝后棺椁殉葬珍宝的真实情况；再现
了当年的倡导者、发掘者们的音容笑貌、壮志豪情及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坎坷曲折的
人生经历；同时追述了这座浩大皇陵鲜为人知的筑造始末和由此展开的朝野上下、君臣后
妃之间的无情争斗，揭示了大明帝国日暮途穷以至最后沉沦的必然趋势。
作品史料翔实，笔触冷峻，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富有浓郁的思辨色
彩，读来兴味盎然，发人警醒。
《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共15 章，近25 万字，完成于定陵
落成（1590 年）400 周年的时候。该书的写作除了作者对明史的偏好使然外，
完全是因为作者们想通过自己的作品，“让历史告诉未来”（第16 章《结语》）。
因此，这部纪实文学于大量艰苦的采访资料和档案文献的编述之中，在在处
处充溢着历史的哲思和文化的反省，显得分量分外沉重。无论是生前力主发
掘而临终痛苦忏悔的明史专家吴晗（第1 章），还是先是竭力反对开掘然后
又尽瘁于此的史学大师夏鼐（第16 章），无论是年未而立就担纲发掘重任的
考古工作队队长赵其昌（第4 章），还是每次外出田野考古穷得都要申请补
助被子的考古老人白万玉（第14 章）。。他们围绕定陵所发生的真实人生故
事，在作者笔下都具有了时代独特的悲壮色彩。
无需否认，《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一书极强的可读性，同
该书题材所固有的神秘性和传奇性大有关系。作者们在该书各章中，巧妙地
为我们渲染出了“古老幽深的地下玄宫”那连统帅发掘工作的考古大师都乐
于追溯的奇特背景和神奇隐秘，从而吸引着读者们寻根究底的好奇心和追源
溯本的注意力。此外，作者们较为扎实的明史知识积累和古今穿插式的叙述
手法，也为本书的内容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当我们依次读到第4 章《追踪玄
宫之谜》、第5 章《皇陵中的爱情》、第6 章《金刚墙》和第7 章《玄宫轰
然洞开》等部分内容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为作者们精彩巧妙的文字而击节
称叹。
更为难得的是，这部纪实作品出版时的跋文，是由该书成书时，已经由
“三十多年前的毛头小子”一变而为“齿摇摇，发苍苍，垂垂老矣”的作品
主要角色赵其昌先生亲自执笔写作的。当这位28 岁就担纲定陵考古重任、几
乎一生精力和事业为这座帝陵所困的老人，在题为《往事如烟》的长跋行将
结束的时候，因无意中听到了收音机里传出的北京天气预报中“。。风力二
三级，北部山区有小雨雪”的讯息，而写下“明天，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
年青的考古队又该出发了，一点小雨雪挡不住他们的去路”这一段话时，心
中该有多少的感慨呵。
日前在书店得到由北京新世纪出版社作为《中国文化史探秘丛书》之一
出版的《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一书，发现它已经是经作者们两
度增订过的本子了。该版正文为20 章，字数增加到33。6 万，封面用亚光纸
印刷，开本未变，仍为大32 开，定价可已是当年初版的三倍多了。此版在封
底上印有“台湾《中国时报》‘十大好书排行榜’上榜之作”一行字，想来
指的还是作者在1996 年12 月于北京花园村三稿前的版本所获得的荣誉吧！
新版本所用8 面16 幅彩色和黑白图片，精美清晰，惟正文间有误字，读
来易致疑惑。但有心人若将此两种版本细细对勘，显然其收获将不仅仅是在
写作方式上的。
（1996 年10 月 24 日初稿，1997 年5 月 7 日夜改定）
《天问》
假如说华裔美籍学者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