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之间-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邓小平就说：狭隘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都要反对。但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只要大民族主义一抛弃，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会出现了。
费孝通听后，颔首称赞。
两个多小时的交谈结束后，邓小平请费吃饭，边谈边吃。邓小平说：
“民族团结很重要。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个小学生，你是专门做这项工作的，要多参谋啊！”
“不敢当，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指示。”费说。
“不要说指示，你是先生嘛，欢迎你再来！”邓小平热情地说。
在主政大西南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民族政策，为做好民族工作、消除民族隔阂、增强少数民族同汉族的团结，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政绩。
邓小平的出色工作，得到梁漱溟等党外民主人士的衷心拥戴和高度赞扬。
梁漱溟是著名的党外爱国民主人士，毛泽东的老朋友。他早年投身于反对清王朝的斗争，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在北京大学讲授哲学，后赴山东筹办曲阜大学，从事教育和乡村自治探索。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访问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1941年同黄炎培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日报》（任社长）。1946年以民盟代表身份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应邀到北京担任第一至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兼书院发展基金委员会主席，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等职。
毛泽东曾说，“我同梁漱溟比较熟”。梁漱溟同毛泽东是“见面时无话不谈，有时发生抬扛”的老朋友，也是一个敢于顶撞毛泽东、无权无势却又堂堂正正的著名学者。
1951年，梁漱溟在四川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亲身耳闻目睹建国后四川的显著变化，感触颇深。梁回到北京后，毛泽东于9月3日召见他，在中南海倾心交谈。
梁漱溟向毛泽东报告了他在四川参加土改的情况和收获，并谈及他对四川工作和邓小平的印象。梁说：
解放不到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的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国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毛泽东听后，高兴地笑了，大声地赞同说：
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个评价，十分精确。
邓小平确是一个能文能武、文武兼备的全才！
“论文”，邓小平在政治上能高瞻远瞩，掌握政策，无论是整风土改、减租退押，还是城市工商，统战宗教等工作，都干得非常出色！
“论武”，邓小平在军事上能驾驭全局，决胜千里，无论是立马太行、挺进大别山，还是决战淮海、进军大西南，都打得非常漂亮！
“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这是毛泽东1951年对邓小平的评价，也是邓小平1952年奉调进京的重要原因。
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43节 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党中央总书记
1952年7月，邓小平在西南工作两年零八个月后，告别家乡父老，奉调入京，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政府财委副主任。时年48岁。
他是全国大区一把手中第一个调到中央工作的。
翌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邓小平成了为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当家理财的“京官”。
俗话说，京官难当。
但邓小平却当得很好，很顺。
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的财政思路，针对新中国成立后财政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1954年财政工作的著名的“六条方针”，即：预算归口管理；支出包干使用；自留预备费，结余留用不上交；精简行政人员，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动用国家总预备费用经中央批准；加强财政监察。邓小平的这一工作方针，很快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迅速扭转了国家财政的被动局面，确保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正如当时在财政部工作的王丙乾所言：1954年是“建国以来财政工作日子最好过的一年”。
邓小平进京后的工作和才干，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和赞赏。从此，邓小平被作为党的接班人来培养了。
他的职务得到很快擢升。1954年4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2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4月，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邓小平进入中共中央的领导层。
为了总结党的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和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八大。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作了长时间的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工作。
八大的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起草政治报告，二是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
在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会议宣布召开八大决定不久，4月21日邓小平便给毛泽东送来两份名单。一份是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成员为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7人；一份是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成员为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9人。
毛泽东看后，很快批示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5月12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两份名单。
邓小平既是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又是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的牵头人，从中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与重视。
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毛泽东确定了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明确指出：重点是“讲建设”。他说：
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当八大的政治报告写出初稿后，从7月6日到14日，毛泽东先后六次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15日、19日，又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7月23日到北戴河后，在近一个月时间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和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进行讨论、修改，并多次单独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8月20日回到北京后，毛泽东一面主持召开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一面继续修改政治报告。
从8月上旬到9月14日，在这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倾注极大的精力和心血，对政治报告进行逐字逐句的推敲和修改。在中央档案馆保存下来的80多份修改稿中，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作者考证统计，经毛泽东修改的就有21份。
政治报告经毛泽东修改最后敲定后，毛泽东又宣布“公推少奇同志作政治报告”，高风亮节，可见一斑！
党的八大召开以前，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中组部长，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八大筹备工作中许多日常工作的重任。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邓小平统筹兼顾，日理万机，圆满地完成了八大预定的各项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
1956年8月30日，在八大召开前的预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阐述了以下事项：（一）大会的日程；（二）大会的规则；（三）预备会议期间的工作安排；（四）对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五）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候选人的提名；（六）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的提名。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在报告中对上述各项问题所提出的意见。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党的八大在北京隆重召开了。邓小平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大会秘书长。
大会秘书长是一个至关重要又极为繁忙的实职，只有公认的实干家才能胜任。中共六大的秘书长是周恩来，中共七大的秘书长是任弼时，均为资深革命家、实干家，党内的“骆驼”。邓小平出任八大秘书长，足见他在党内的声誉和影响！
在大会主席团的领导下，邓小平主持大会秘书处，脚踏实地，胸怀全局，果断周密，有条不紊，保证了大会的正常运转和顺利进行。
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的经济报告之后，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学说，结合中国党的实际情况，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认真地总结了国际共运中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论述了正确对待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
邓小平深刻地指出：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党中央历来也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关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极为精辟而又切合实际。未料，到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却成了邓小平“反毛”的“罪证”，这是后话。
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八大的这一论断，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
9月28日，党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从此，52岁的邓小平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核心，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邓小平出任党中央总书记，除了他个人的功绩外，还有赖于毛泽东的荐举。
在八大开幕前夕，中央决策层在酝酿中央领导班子时，毛泽东就提出设中央书记处，作为党中央的日常办事机构，并提议由邓小平出任总书记。
9月13日，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集中谈了中央领导班子设置的构想。他说：
“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同志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
毛泽东还谈到党内的“少壮派”。他说：
“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
当毛泽东提名邓小平为总书记时，邓小平谦逊地说：
“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毛泽东听了，又说：
“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他（邓）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邓）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毛泽东的这席话，情真意切，客观公正。他一连讲了“六个比较”：比较公道，比较厚道，比较周到，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其领袖之风，战友之情，荐才之心，溢于言表。毛泽东凭借他对邓小平几十年的观察、了解、接触、使用，向全党对邓小平作了郑重的荐举，并推举其出任党中央的总书记。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是党和人民的正确选择！
党的八大以后，总书记上任了。
从此，邓小平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为标志，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成为毛泽东的重要助手，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