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之间-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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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从此，延安这座陕北古城，成了继红都瑞金之后的革命圣地，成了中国革命的心脏。
就在1月份，因朱瑞调往红二方面军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升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这是毛泽东推荐促成的。
这时的毛泽东，除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外，已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红军主帅了。中央红军于1936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完成长征。10月27日，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11月3日，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央军委，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军委副主席。此时，毛泽东在全军的领导地位，已被中央政治局正式确定，成为全军之统帅。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红军主帅毛泽东推荐上任的。
邓小平上任后，主要抓了红一军团的政训工作。他在军团政治部驻地王家楼办起了政训班，组织军团直属机关干部有计划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
邓小平还亲自讲授政治经济学。据时任总务处长的梁必业将军回忆：
政治课是小平同志给我们讲。他每天早晨起来看书、备课。他备课的时候，不让我们吵。他给我们讲课，讲政治经济学，从商品的两重性讲起，讲什么是劳动，劳动创造价值，讲社会主义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有一次供给部部长邝任农的人迟到了，邓一开课，拿起笔就在黑板上写下：“供给部迟到。”写完就开始讲课。供给部的人来了，一看这几个字，赶快悄悄坐下。邓没有批评人，但是以后再没有人迟到了。他还教我们唱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外国歌，许多人不会唱或唱不准。我学会唱国际歌的音调，就是从邓那里学会的……邓对干部要求很严。他说：“我这个主任，是要管师长的！”一军团的师长、政委们，不管谁到司令部来，都要到政治部请示邓主任。我那时当总务处处长，机关的一些同志想买点好的东西，买好一点的信封信纸，连浆糊也不想自己做了，想买香糊用，邓批评了，以后就不敢了。
1937年六七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接替傅钟，升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治部主任是前敌总指挥部总政委任弼时兼任的，总指挥为彭德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和国共两党高层会谈的决策，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八路军全军计46万人。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
当时，由于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在延安参与中央领导工作，八路军总部在山西辽县西河头村，所以八路军政治部的日常工作是由邓小平主持的。
据时任政治部民运部长的傅钟回忆：“小平同志当时刚过‘而立’之年，风华正茂，不论军队工作、地方工作都有丰富经验。他作风干练、稳健，待人热诚，关怀部属，深得同志们信赖。”“他为保证我军在伟大历史转折关头贯彻党的政治纲领，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开始新的发展，呕心沥血，雷厉风行，做了大量奠基、开拓性的工作。他在我军政治工作上创设的业绩，他的坚强品格和思想、作风，在此后八路军（前方）政治部，即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的工作中，有深远影响。”
1938年1月5日，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任命邓小平（接替张浩）为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同师长刘伯承一起工作，成了独当一面的统兵大员。从此，一个军事主官，一个政治主官，两人搭档，一直到1950年，“长期共事，相知甚深”。
邓小平是1931年在中央苏区认识刘伯承的。邓小平曾说过：“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刘伯承素有“独眼将军”、“常胜将军”、“当代刘伯温”的美称，是声名赫赫的大军事家。他年长邓小平12岁。有趣的是，两人都属龙，两人都是四川老乡！
刘、邓两条龙，是威武的大山，是锋利的巨剑！
刘、邓两条龙，是中华民族的国宝，是中国革命的中坚！
第三部分 共赴国难铁马情深第20节 34岁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委
邓小平出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政委时，年仅34岁。
邓小平上任以后，就同刘伯承师长一起，立即投入了繁忙紧张而又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短短两个月内，一二九师在晋冀豫地区连续取得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四次战斗的胜利，初战告捷，战果卓著，歼敌数千。
在此期间，毛泽东致力于指导八路军敌后抗战，组建新四军，同时倾注精力研究抗日战争的形势、前途和发展规律，于1938年5月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8月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中共要以毛泽东为首”等。随后，中共中央召开了九月政治局会议，维护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8月下旬，邓小平从太行山出发，赴延安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是从1928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结束时又着重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重要会议，是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关键会议。
六中全会后，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已开始“淡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书记处排序为：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康生、陈绍禹），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毛泽东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军委副主席为朱德、周恩来、王稼祥）。
邓小平在六中全会上作了有关晋冀豫地方经验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等人的关注。
六中全会后不久，毛泽东的生活发生了变化。1938年11月中旬，在毛泽东妻子贺子珍因病去苏联治疗、离开延安一年后，从上海来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演员江青乘虚而入，同毛泽东结婚。时年毛泽东45岁，江青24岁。毛泽东这次婚姻上的错误抉择，给他后来的生活，特别是他的晚年带来极大的不幸；给中国人民和中共党内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也带来了极大的不幸！这是后话。
是年12月底，邓小平从延安回到冀南，向一二九师的军政干部传达了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并根据冀南的斗争实际，确定了依靠工农群众、依托广大乡村、坚持冀南平原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民主阵地的斗争方针。在此期间，刘、邓领导一二九师已开辟了拥有2300万人口、3万基干武装、13个正规团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在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的麾下，一二九师云集了一大批英姿勃发、久经沙场的著名高级将领。他们当中有：李达、蔡树藩、陈锡联、谢富治、陈赓、陈再道、宋任穷、倪志亮、黄镇、王新亭、张南生、段海洲、李聚奎、王宏坤、王维舟、耿飚、许世友、苏精诚、唐天际、秦基伟、刘志坚、王近山、王树声……他们的英名，都响彻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大地上！
年轻老练、精明强干的政委邓小平，在外国高层军政官员的心目中，也有让人“吃惊”和“目瞪口呆”的感觉。
1938年7月间，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伊·福·卡尔逊，来到中国抗日前线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驻地河北南宫，会见了师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二人。邓、徐向他介绍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卡尔逊回去后，写了《中国的双星》一书，记述了这次会见的情景和他对邓小平的印象。卡尔逊写道：
邓矮而胖，身体很结实，头脑像芥末一样的灵敏。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掌握情况的广度使我吃惊。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
他说：“去年，美国向日本人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
“你能肯定吗？”我问。我知道，美国人的同情是偏向受侵略的中国一方的。我在内地访问的八个月当中，当想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多么极端地无知啊！
“是的”，他肯定地对我说，“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
我很尴尬，我说：“必是电讯搞错了。”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地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中国人遭受的屠杀和蹂躏。
徐向前走了进来，谈话转到了当地的形势。我向他打听这个地区的现状……
1939年初，一二九师的主力部队改编为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政委谢富治）、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政委王新亭）、青年纵队（司令员段海洲）、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刘志坚）、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李聚奎）等五个集团分区作战。在刘、邓首长的领导和指挥下，一二九师与日寇展开了声势浩大、残酷激烈的扫荡与反扫荡的游击战争，从年初到8月，进行大小战斗178次，歼敌5000余人，收复了许多重要县城，粉碎了日军的猖狂进攻。
邓小平从到一二九师任政治委员以来，军务繁忙，战事不断。然而，尽管戎马倥偬，他总是那样指挥若定，总是那样胆识过人！
1939年8月，邓小平同刘伯承一道，奉命去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邓小平是二到延安了。可是，这一次却非同寻常！
第三部分 共赴国难铁马情深第21节 邓小平在毛泽东的土窑前喜结良缘
在中央苏区，“左”倾路线棒打鸳鸯，弄得邓小平与妻子离婚。到了延安以后，在中央领导人和战友们的关怀下，邓小平迎来了新婚的幸福时刻。
据毛毛（邓榕）记述，邓小平抵达延安后，和他的老战友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邓发与小平私交甚笃，在工作开会之余，古道热肠，执意要帮小平找一个妻子。他们高高兴兴地到处转悠，活像两个游神一样！
功夫不负有心人。邓小平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伴侣——卓琳。
卓琳是个大学生。她原名浦琼英，出身名门望族，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就读。卢沟桥事变后，北平陷入日寇铁蹄之下，浦琼英投奔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
陕北公学是由中共中央创办的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培养干部的学校，由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成仿吾等具体负责，艾思奇、何干之、何思敬等著名学者任教。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农民，也有知识分子；有红军干部，也有国统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者。毛泽东对陕北公学很关心，评价也很高，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公”是代表统一战线的，“陕公”是一幅进步的图画，“陕公”是全中国不屈的缩影！
宝塔山下，延水河畔，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一大批知识青年来到延安，带来了新的蓬勃朝气。这里环境虽苦，可是一切都充满了生机，一切都蕴含着真理！
浦琼英在陕北公学结业后，被分配在陕北公学图书馆工作，并于1938年初同姐姐浦石英双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浦琼英后来被组织上派往陕甘宁特区政府保安处的一个特别训练班学习，准备以后派到敌后从事抗日工作。这时，因工作需要，浦琼英改名为卓琳。
就在这个时候，卓琳经人介绍，认识了邓小平。
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生活追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把两颗炽热、挚爱的心拴在一起！邓、卓相识、相爱了……
时年，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
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秋风习习，明月高照。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土窑前，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等，以真诚淳朴的方式，为邓小平等操办了婚事。
参加婚礼聚餐的中央高层领导人有：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张闻天和夫人刘英，李富春和夫人蔡畅，以及刘少奇、博古、邓发、王首道等等，都来了。周恩来因落马摔伤，已赴苏联治疗，未能喝上老同学、老战友的这杯喜酒。
在这次婚宴上，有两对夫妇新婚：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一对是孔原和许明。
说是婚宴，却没有什么排场，全按八路军的传统。吃的是延安的小米饭，喝的是当地的老白干，穿的是八路军的土布军装。大家简简朴朴，却是欢欢喜喜、亲亲热热地聚在一起，祝酒，祝福，逗趣，欢笑……
一代叱咤风云的伟人，一群亲如手足的战友，他们相处得多么融洽，多么和谐！
婚宴席上，孔原被灌醉了。邓小平有敬就喝，居然没醉，原来是老友邓发搞了小动作，在邓小平的酒瓶里放了白开水！
邓小平与卓琳结婚后不几天，就双双回到了太行山。
卓琳到太行山后，留在八路军总部工作，担任妇女训练班的队长。邓小平则马不停蹄，赶回一二九师师部驻地——辽县桐峪村。
一到师部，邓小平就同刘伯承一起，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一面积极地传达和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一面准备迎接日伪军的进犯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
抗战进入1940年以后，形势变得更加险恶、复杂。在刘、邓指挥下，一二九师先后进行了邯长战役、冀西战役、冀南战役、卫东战役、磁武、涉林战役等，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刘、邓领导下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到拥有11万正规武装、71个县和近800万人口的广阔地域。
从1940年8月开始，一二九师参加了由彭德怀和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的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是年9月，卓琳从八路军总部调至一二九师师部，在秘书科工作。于是，邓小平有个前线战地之家了。
12月初，一二九师师部移至山西境内太行山涉县赤岸村。从此，赤岸——这个位于太行山峰峦间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成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成了刘、邓立马太行的统帅部驻地。
1941年5月以后，党中央开始组织高级干部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第三部分 共赴国难铁马情深第22节 “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党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