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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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陈独秀李大钊二先生首先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与新青年。其后李大钊先生主持本校图书馆，汇求社会主义文献甚力。旋招军阀之摧残，李先生竟以身殉。本大学优良之传统横告灭绝者经年。民国十八年冬，本校社会科学院设有社会主义之理想及其统系，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学。二十年，蒋梦麟校长返校，胡适、刘树桤、周炳琳三先生分长文理法学院，去旧布新，步入校史之复兴时期。本院遂请陈启修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研究，许德珩先生讲授社会制度研究（内容分封建制度、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三部分），赵乃抟先生讲授社会主义（内容分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其他社会主义等），秦瓒先生讲授马克思学说研究，卢郁文先生讲授劳工运动及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文献之汇求遂为法政经济纪录室工作之一。抗战军兴，该室所在之红楼为敌寇宪兵队侵占，是项文献，胥告劫散。学校南迁之后，赵乃抟先生继续讲授社会主义于西南联合大学。胜利复员以还，复得许德珩先生讲授社会制度，吴恩裕先生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樊弘先生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陈振汉先生讲授比较经济制度（内容分资本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制度），吴惟城先生讲授苏联政府。至于社会主义文献之采录，前由经济学系自总图书馆书库检出敌伪时期毁去目录卡片并加禁阅之劫余旧藏西文书籍，复自教育部平津区办事处收回伪新民会中央总会劫持并列为禁书之本校藏书，旋由方经恢复之法政经济纪录室于接收伪新民学院等敌伪机关图书资料中备加搜罗，为数遂大有可观。其中尤以伪新民学院劫掠前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藏书中最众，其书目卡片具遭毁弃，书籍藏诸密室，并加“禁”字、“伊”字或“特”字戳记，以事禁阅。年来积极从事极端繁重之整旧工作之结果，十年禁书卒得重见天日。同时，增新工作亦在极端困难之条件下积极进行。兹值五十周年校庆，特选出所存中文及日英俄法德诸国文字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之一部，都一千余册，以供展览，并资庆祝。
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时任大学堂总监督的严复成为北大首任校长由此看出当时中国国立大学的大概情况。1949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主要活动在北洋和国民政府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里，越往后政府对国立大学的控制意图越明显，但因为国立大学校长通常由具广泛社会声望的人担任，所以在政府和国立大学校长之间，形成了一种有合作但更有独立的关系，政府对国立大学校长的干涉并不严重。
二、国立大学校长与学潮
1949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真正安定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个时代里除了外患以外，还有不断的内争。这样时代里中国的高等教育还能发展，实属不易。这个结果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努力造成的，也是中国国立大学校长能在政府和大学之间保持平衡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大学独立所保持的相当尊重，应当肯定。在动荡的时代里，政府和大学可以说是天敌，因为有大学就有学潮。1949年前的中国学潮，从“五四”到“三·一八”，从“一二·九”到“一二·一”，越往后学潮发生的原因越简单，明显特点是党派介入不断加深。学潮是国立大学校长和政府之间最矛盾的事。既要保护学生，又要对政府负责，在两者间找到平衡点是很难的，但中国国立大学的校长在这方面表现杰出，他们没有因为自己是政府任命就对政府惟命是从，而是在保护学生的首要前提下，调适自己与政府的关系。
有大学就有学潮。中国国立大学的校长很少不曾遇到过学潮的，无论大小。在那个时代里，没有平息过学潮的国立大学校长，不能说是真正的大学校长。大学校长的社会声望常常是在学潮中确立的。在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中有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对待学潮。蔡元培说过：“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20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劝阻他们了。他们因激愤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这是蔡元培对学潮的基本态度，大体代表了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对学潮的一般认识。
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对待学潮的态度上也非常有独立性。40年代末，国民党特务有一次要来清华逮捕学生，先送来了一个名单，大概有几十个人。这个名单本来可以不给清华，因为负责人是清华毕业生，对梅贻琦有相当的尊重，事先秘密地通知了一下。学校为此开了校务会，梅贻琦极力主张通知黑名单上的学生马上离开学校，使这些学生免遭逮捕。当时国立大学校长在对待学生这一点上大体是相同的，这些大学校长在政治上不完全一致，但在对学生上，无论是一般的罢课还是大规模的学潮，无论学生是出于什么动机，有什么背景，国立大学校长总是以保护学生为自己的职责，在学生和政府之间，学生比政府重要。
国立大学校长知道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责怪教授和学生，而是先去解脱他们，使他们免于任何迫害。国立大学校长似乎有一种自觉，这是国立大学校长的基本行事原则。1937年，“七七事变”前，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被捕后，成为当时北平轰动一时的大事。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院长是胡适。这三位是著名的红色教授。但蒋梦麟和胡适却多方奔走，设法营救，最后使三位教授获得释放。在教授和学生受到威胁时，国立大学校长是受害者和政府之间非常重要的调节因素，他们的选择非常重要。
49年前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3）
三、国立大学校长的时代环境
从国立北京大学最重要的几位校长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和傅斯年（代理）的思想观察，其自由主义思想较为突出。中国知识分子较看重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也与这个知识背景相关。晚清历史处境中的国立大学校长，是在传统与现代转型中发挥作用的。在严复生活的时代里，仕途与学术大体并不冲突，一般读书人进退余地很大。从晚清到民国，虽然时
代变了，但这个时代的转换，对社会基本结构的震动并不很大，创造民国的领袖人物在很长时期里是与晚清的旧臣在共同进行政治活动，虽然冲突不断，但并非你死我活。民国初年中国政治的变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是渐进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传统没有发生断裂。科举的废除，新政的实行，立宪运动的兴起和地方自治的热潮等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当时因为有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为不能再进入仕途的读书人预留了空间。如政府没有限制民间办学的合法性，从法理上保障了民间办报纸、办出版社和通讯社及宗教活动的自由等等。在国家之外，社会力量随处可见。在国民政府面临困境的时候，选择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可见政府还是有借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诚意。中国文化的命脉从近代以来基本保持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手里，国立大学校长在政府眼中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象征。
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有一个社会贤达的群体。这个群体由前朝官员、地方绅士及各行业中具有社会声望的人士构成，国立大学的校长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它的形成与当时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相关。这些人一般都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为社会各政治力量认可的社会声望。他们通常不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只是一个中间性质的力量，在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方面起主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听说胡适将出长北大，曾引起很大反响，社会对胡适寄予厚望，当时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给胡适写信，表达对他的信任。胡适当时还在美国，他在给朱家骅、蒋梦麟的一封信中说：“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兄分劳，暂代一时，以待梦麟兄之归……”当时胡适对蒋梦麟在北大的作为很肯定，以为他的步入仕途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当时的情况是蒋梦麟离开后，蒋介石想让胡适或傅斯年出任，因为傅斯年在国内。蒋介石先让教育部长朱家骅征求傅斯年的意见，而傅斯年则说北大校长非胡适莫属，绝无自荐意，并为此上书蒋介石。这说明政府认同胡适和傅斯年是文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这个评价是蒋介石的幕僚陶希圣的判断，唐纵在他的日记中说：“与希圣谈转移自由分子对政府之恶感，希圣认为胡适之为最恰当之人物，可惜适之不能归。其次傅斯年对西南联大亦颇能影响，如果自由思想派能了解政府，则青年学生不致为共党所愚。”
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先后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可以理解为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是平衡的。从严复、蔡元培经蒋梦麟到胡适，作为国立大学的校长，他们和政府之间，基本是一种诤友的关系，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一种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有人格和知识作最后的底线。蔡元培和胡适他们曾有过“好人政府”的倡言，政府也在不同时期尊重过这种意见。当年无论北大还是清华，都曾有过名教授从政的先例。从早期的罗文干、汤尔和到后来的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与何廉等，可以说，早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与政府有过“蜜月”时期。这种“蜜月”的建立有两个条件：一是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信仰有相当的敬意，二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早期历史上，政府官员和他们有天然联系，即同出一校或在同一地留学。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主要来源于科举，科举的传统是特别看重同年科考，这一传统到了现代转化成同学同校之谊。
1949年前，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在政治活动中曾产生过很大影响，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缓冲力量，在国家与社会发生对立时，他们居间调停，化解矛盾。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没有这种力量。国民政府时期，大体保留了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起码尊重，有冲突，但主导倾向是合作。在政府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政府是强者，他们的合作是强弱之间的合作。凡强弱关系能保持合作，必是强者一方有大的诚意。“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召开庐山谈话会，当时主要国立大学校长基本到会，表现了政府对所有社会力量的尊重。
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其实主要是政治关系，而不是一般的谋生关系，它的主要意义是在精神方面。1949年之际的时代转换，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的。因为以往的政权转换，对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是突变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一般可以延续，而这一次的时代变革却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全部改变了。
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的首任北京大学校长，但他和政府之间已没有往日的平等地位，他与新政府之间只有屈从，没有独立。中国大学校长身上的独立性到了马寅初这里就绝迹了，他是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中最后一位在政府和校长间显示了自由精神的人。
学历当年
文/杨建民
前不久见到一篇文章，读毕后才知道，通数国多种语言，学问渊博的大学者陈寅恪先生虽在西方多个国家游学多年，却没有获得个什么“博士”学位。对此，陈先生这样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年年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还说，自己从20多岁到德国，立志尽量多学几种语言。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上，至于有没有学
位，并没有放在心上。
其实，抱着与陈寅恪先生同样心思，不多关心学位，而最终成为饱学之士的文化人，还颇有那么几位。例如近年来笔者曾研读过的著名翻译家、诗人梁宗岱教授。1924年，只在广州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读了一年的梁宗岱先生，听从李宝荣老师关于真正有志于文学，就应该去欧洲文化的中心———法国的教诲，前往欧洲游学。在法国，他结识了现代派诗人保尔·瓦雷里。瓦雷里告诉梁宗岱，求学要务求实学，看重博采；汲取西方文化，要从精义入手，不必为虚名去钻某一学科的牛角尖。这些深刻见解，给了梁宗岱很深的影响。在欧洲的几年里，梁宗岱曾潜心到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著名学府游学研读，广泛吸收西方文化营养，并没有为学位的单一学科束缚。回国后翻译了许多西方诗文作品，质量颇优；他的不多的文艺理论著作，近年来集中重版，仍获得很高声誉。
到西方学习，却又并不专攻什么学位，可以知道的，应该还有翻译家傅雷、美学家宗白华、诗人艾青、作家兼记者萧乾等人。他们都在西方游学有年，却似乎没有专攻“硕士”、“博士”学位，但从今天看去，他们的学识和成就，在各自领域应属一流吧。
除此之外，中国文化史上，另有一批只有不高的学位，但同样做出很大贡献的学人。譬如王国维。王国维是上个世纪初少有的学贯中西、既精且博的大学者。他在史学、哲学、教育、文学、文字、音韵、版本目录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在蒙元史科、汉魏石经、殷墟文字、汉简唐卷方面，尤有前人不及的造就。可谓新学旧学，熔于一炉。但说起学历，却有限得很。他从7岁起读过近10年“私塾”；后来在“东文学社”半工半读了两年半日语和英文。两次“乡试”皆未中，加上16岁时考的“秀才”名分，也就算是相当“中专”学历吧。
鲁迅先生人们十分熟悉，他的小说、杂文创作之外，还有《汉文学史纲要》和开一代时风的《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述。他到日本留学是学医，进的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历算不得高，而且所学与他后来从事的专业基本“不搭界”。
著名学者、教授梁漱溟先生，以研究哲学、佛学、东西文化著称。但他的学历，是毕业于顺天中学堂。大约相当于专科吧；现代学者舒芜先生，早年广泛涉猎哲学及文化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论文；在大学教授过“墨子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历代诗选”等课程；近年来发表数种研究周作人的著作，有相当影响；而他的学历，是“高中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