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的季节-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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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浩生讲新闻问题的大笑大叫也使祝正鸿难忘。他在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报纸不刊登美帝国主义的反华议论的时候，他说：“同志们，依了资产阶级右派的意见是不行的，那样的话，我们的报纸，我们的电台，就变成了艾森豪威尔的喇叭筒啦，而人民是不答应的，把人民的报纸，人民的广播变成艾森豪威尔的喇叭，人民是要抗议的，哈哈哈哈……”他于是大笑不止，笑出了眼泪，笑得没有刮净的胡须上沾满唾液的银星子。
祝正鸿还想起陆书记讲反胡风问题，他说：“有的民主党派的朋友提出对胡风的事要公审，主席说了，公审可以，可公审了我们就要开杀戒了，什么罪名，怎么个判法，不能含糊的。还有许多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我们的政策是要化敌为友的，公审完了，也就得把他们统统带上法庭，把他们的罪行公布在光天化日之下，那样，人民会起来打死他们的，哈哈哈哈……”
陆书记讲话有他的独特风格，诚恳，大气，浑厚，激动，放得开，有时候似乎还颇憨直。他是一个经常的做报告人，他管文教宣传，再合适没有了。
可现在呢？眼前的这个凄凄惶惶嗦嗦抖抖颤颤的糟老头子，就是当年做经天纬地的报告的陆书记么？
祝正鸿尽量劝慰了陆浩生。他暗示说，他现在已经不在政工组了，革委会已经不存在了。他现在只是卫生局的一名处长；他特别强调说：“我的觉悟与表现也很差，至少是不够。好多事我也是糊里糊涂。慢慢学习吧。不管怎么样说，您一直是关心我帮助我的，我很感激您。我一直不安，当初对您的揭发，我也有不实事求是的地方。”
听了祝正鸿的话，陆浩生的目光里有一点欣慰，但更多的是失望和反感，他急躁地说：“怎么能这样说呢？这样说是不对的。‘文化大革命’的案是绝对不能翻的，你对我的批判是正义的，是革命的，对此，我们谁也不能动摇。”
祝正鸿一怔，他的嘴角不为人注意地一撇，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忍了忍，才没有说什么义正词严的话。好劲！正是啊，你这儿松一松，他那儿就攻一攻呀！
在他准备告辞的时候，张银波回来了。祝正鸿热情地与张银波打招呼，张银波警惕地望着他，嗑嗑巴巴地所答非所问地与他说了几句话，同时对祝正鸿显出了一种她身上少有的点头哈腰的神情。只是在祝正鸿正式告辞的时候，他看到张银波的脸孔放松了一下，隐约地露出了一点笑意。看得出来，张银波对他的态度里显示出那么一种视正鸿为“非我族类”的意思，再说得干脆一点，张银波的敬而远之的态度里，流露出来的是对祝正鸿的厌烦。
生活就是这样，我们的字典上没有“忏悔”的条目。记住，永远不要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刹那间，祝正鸿甚至于想，他的拒绝揭发张志远是走错了一步棋。既当了婊子，就永远不要企图让贞节烈妇们给你立牌坊，至于谁算婊子，那全看谁战胜谁了。
他的经历可真像那个脍炙人口的相声了：猴吃麻花，满拧！
既然已经臭名昭著地揭发了自己的恩公自己的老领导陆浩生了，何必再去顶着不揭发张志远呢？揭一个也是揭，揭两个也是揭。让人睡过一次也算失了身，睡一百次也算是失了身。这能赖我吗？而且，如果我对了呢？就是说，如果睡对了呢？搞政治，你能当一辈子童贞女么？如果，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被证明十分正确和及时的呢？你怎么有把握认定你的拒绝比毛主席的发动更正确更道德？
让祝正鸿比较一下吧，比如陆浩生与张志远，哪一个更正派，哪一个更忠厚，哪一个更与人为善？如果让他从中选择一个，做领导或者是做爸爸，他愿意选哪一个？
张志远是个王八蛋！他突然骂起来了。
也许他本来应该揭发的恰恰是张志远。不是张志远被挤走以后，那么多同志拍手称快么？
再找不出比侯宝林这个相声更精彩深刻的了。你请客，来了一些人，你说：“怎么该来的都没来呀？”一些客人不爱听了，走了一部分。你说：“怎么不该走的都走啦？”其余的人不爱听了，便又走了一部分。你着急了，你说：“我说的不是你们！”最后的客人也吃心了，大家都走了，空荡荡，白茫茫，真干净。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就是祝正鸿。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人生。
第二天他没去上班，他起床以后径直去了医院，他对医生说了这儿不舒服又说那儿不舒服。他最后被留下住了院。经过反复地检查，确定他有心房颤抖，肝脾肿大，消化不良，慢性支气管炎初期等症。医生要求他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同时同意他再次住院观察和治疗，注射丹参和肝精，服用复方甘草合剂和板兰根汤剂。
按他现在的级别，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得住个四人一间的病房，但由于他这是第二度在卫生部门工作了，院方对他还是另眼看待，帮他找了一间依托在楼梯转弯处的小房，这间房子不太正规，原来是医疗器材的贮藏室，院里改造了一下，成了一间特殊单人病房。这间房说好就是好，说差就是差，祝正鸿住进去，有单人病房的清静方便，却不必承担住单人首长病房的名声——甚至可以解释说，由于房间不合规格——面积小而且房顶是一个斜面，不宜病号，只好委屈卫生局内部人员将就一下。
他的病床旁的小柜上放满了精装赤面圣经纸全一册《毛泽东选集》，袖珍精装全一册《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和《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老三篇）》，他也放上了《红旗》、《朝霞》等杂志。但他真正读的是赵青山的新作《遍地光明》。听说这一本三十多万字的大书是赵青山用一个多月时间写出来的，他非常佩服。人家毕竟是作家，虽然内容全部是批判单干宣扬农业合作化，一切结构故事都符合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社论，但毕竟有一些农村的生活细节，读了令他发笑，令他共鸣，又使他担忧：这些细节万一被抓住辫子当作丑化农民来批怎么办？例如描写一个农民，家里来了客（读且）也让人家帮着择豆角，虽说这是写的中农，他倒觉得这不限于中农，这总是有一点拿农民寻开心的味道。还有一些农民喜欢讲的俗语俚语，他读起来也觉得有趣，作家这个玩艺，没有还是不行的，那些指导赵青山管理赵青山掌握着赵青山命运的人其实哪一个也赶不上赵青山，呜呼！世界上，究竟什么叫本事，什么叫运气，什么叫权力，什么叫公平呢？揪住这些抽象的概念不撒手，就只能自讨苦吃，成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怪物——也许这正是知识分子不能成事，书读得愈多愈蠢，而赵青山之流，也只能是诚惶诚恐地仰权贵而长跪，仰权贵而觫的奥妙所在吧。
词儿妙有什么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权不是建立在词儿上的。词儿最多是毛，不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不服，行吗？
人在医院小住大概也是一种乐趣，一种经验，一种生活方式。他住了医院，也就心平气和，声微力弱，全面收缩起来了，他愈住愈像一个真正的病人了。吃得少，睡得多，话少，发呆多，时而哈欠，时而咳嗽，时而呻吟，时而苦笑，他自觉自己确已进入了一个生命的新境界。而医院对他的态度是一切由这位特殊病人做主，一切听他自己的，你说病就是病，你说吃药就吃药，具体药物选择医生与你商量，医生提供咨询，你说吃流食就吃流食，你说半流食就半流食，你说今天回家住去也可以回家住去，理论上你仍然是病人，仍然在住院。
也许这一段住院更重要的是检查，虽然是在“文革”期间，医院还是进口了一批新的超声波与放射性元素检测仪器，这个消息传得很快，于是众位医院的服务对象有病没病，这病那病，都以受到先进仪器的检查为荣耀，为神气，为幸福为地位和“行情”的象征。几个干部碰到一起甚至会交流：“你照B超了吗？”“你作同位素扫描了吗？”祝正鸿当然不能免俗，他的位置使他不能进入接受进口仪器检查行列的前排，但他住在医院是可以候补等缺，只要仪器得闲，比如约好的人物到时未能前来就查，人物要求改期，祝正鸿立即被拉去上床上“台”接受检查。就这样他也对自己的准特权感到满意。他是该查的都查了，该有的病都有了，该证明的都证明了，他很满意。
过了一段医生同意他的要求：回家休息。医生根据他的意见证明需要再休息两个月。
可悲之处也许不在于他的为有病而有病为住院而住院，可悲之处在于，所有的领导、同事，该来探访的都来探访过了，该送营养品的也都送来了营养品：麦乳精、糖姜片、茯苓饼、蜂蜜甚至他还一共收到过四筒婴儿代乳粉——这也算是难得的营养品了。可悲之处在于没有一个领导或同事表示对他恢复健康恢复上班的期待，没有人说：“最近真忙啊，你不在不好办啊，早日恢复健康早日回来上班吧！”也没有人问：“什么时候来上班？”或是“你估计还要住多长时间院？”不，人们说的是：“多休息，不要着急，多养养，好好检查一下吧。”
两个月飞快地过去了，在恢复上班前一天——是个星期天，祝正鸿结束了自己的体弱气微状态，他决定与全家一起去和平门烤鸭店排队。
第十九章
回到边疆似乎还沉浸在北京的日子里，那熨帖的感觉在他们身上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等远离北京，再谈口腔医院和烤鸭店，谈8路公共汽车和103路无轨电车，谈驴打滚和零打的啤酒，就像谈故事谈梦境谈海市蜃楼的花絮一样动人，迷人，令人含泪而笑，令人感到了一种找到证明的清晰与踏实，又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地裂天崩而东单无恙，前门无恙，王府井无恙，昆明湖万寿山无恙，这似乎使钱文的心又回到了实处。是的，我们是北京的，不管在边疆连续呆多少年，不管我们是多么地真心热爱边疆，我们还是有那么多快乐，趣味，回忆和琐屑的事务存活在那个被人人羡慕和向往的，太阳升起的地方。
而每打开一听罐头，开始一项（北京货）的吃食或者使用一次北京的塑料包，也带来节日似的气氛。这次在北京，赶上举行法国工业设备展览，这个展览对于不懂工业设备的大众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是奉送印刷精美的彩色道林纸宣传品和一件彩印大塑料包。钱文虽然不懂法语也不懂工业设备，还是与闻其盛，看了展览，更重要的是有了塑料包。回到边疆后，再看这彩印提包，真好比是去了一趟巴黎，真有说不完的关于洋荤的回味。不仅在于提物、滋味和营养，而且在于牵连，在于有那么个东西，那么个城市，那么个地图上的点点令人们梦魂萦绕，难分难解。有所向往，有所回忆，这本身就是充实，就是幸福，就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日千里的滋味。
钱文与东菊双双超过四十岁了，他们的生命很可能已经过去了或者达到了一半，他们需要现在，需要未来，需要期盼和计划，他们也同样需要过去的温习，需要在回忆中探求自身，抚慰自身，证明自身的存在，哪怕这里有一点庸俗和无聊，毕竟是他们而不是别人吃上了买自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午餐肉、罐头猪肉和四鲜烤麸。四鲜烤麸是多么好吃呀，如果不是供应出了问题，他才不会去买那玩艺。这么说，物资的匮乏也会带来新的体验，新的人生经历，我们算是活得赶上了点儿！
更令人激动的是他们家里的有机化学工程：做酒酿。他们连续做了几次，都发酸了，不甜。他们注意了洗涤容器，他们在发酵过程中封闭了容器的盖子，他们没有发现自己的操作上有什么不严格的地方。他们只好在做好的酸而不甘的制品里放上白糖，白糖也是买自北京的，这里只有甜菜制作的乳白色砂糖——本地叫做矿子糖。而北京的白糖是雪白的面糖，是凭购货证限量供应的。也许是自欺欺人，也许是心理作用，即使是喝一碗溲酸中含着酒香，醇醪中透着溲酸的大米（没有糯米）制品，他们仍然感到了快乐，感到了优越，感到了从虚妄的、可疑的、被骂了个狗血喷头的，被抹杀被歪曲被嘲弄被侮辱的青年时代中抓到了一点类似不合格的醪糟一般的东西。从这溲酸的所谓醪糟中，他们寻到了一点他们的红红火火的青年时代的证明——我们竟然那样扬眉吐气地活过：
太阳一出来，
赶走那寒冷和黑暗，
毛泽东给我们，
带来幸福和温暖！
为什么他们对于革命的追求，对于新中国的欢呼接下来变成了可疑的虚伪？阴谋？投机？变成了可笑可鄙的单相思！事情究竟错在哪里？一个青年人，也许可以说是少年人，倾心革命，莫非他或者她是挑选了自己不能承担不能负责不能分辨的历史重担？是太火热的激情？是青春不能负担之重？他从来不认为错全在旁人而自己纯白如玉，命薄如纸，与控诉、怨尤、牢骚或者装腔作势的愤激相比较，他更愿意寻找自己的历史责任，他相信历史对他要负责，他也同样要对历史负责。十余年来他一直在扪心自问，我错在哪里？
最可怕的是儿子的器乐课。请了老师来家，招待了酒饭，送了头巾作为纪念品，开始学奏提琴。太可怕了，不准确的小提琴声音足以令人发狂，以“踩鸡脖子”来形容还是客气了。与老师研究，老师认为该把提琴的质量根本不合格，以这样的提琴培养孩子，其实是在消灭孩子的音乐细胞。钱文傻了眼。两个星期就在这种声音的折磨下度过了，显然，儿子的琴没有一点进步。钱文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亲自出马给儿子补音阶课，他这才发现，儿子这一代人对于C、D、E等调性毫无概念，怎么讲也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