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周_恩来-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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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周恩来（二）
三、反高饶联盟和周恩来
1952年底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毛泽东认为这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是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错误。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为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的危险，要求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或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要事项，必须向中央请示报告，取得中央经常和直接领导；“如系主席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并认为由周恩来担任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必要，应立即撤销。高岗利用毛泽东对新税制的不满，在向刘少奇发动进攻的同时也攻击周恩来。随之而来的政务院重新分工，中央决定把政务院20个部中8个主要工业部划归实际上与政务院平行的由高岗任主席的国家计委领导。这次中央的决定缩小了周恩来的权力范围，也是国家管理陷入党政不分局面的一个重要标志。高岗雄心勃勃自认为得到毛的信任，已经组成经济内阁，准备一旦实行苏联式内阁制时，亲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取代周恩来的总理地位，同时在党内取代刘少奇担任二把手。同年8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又批评新税制，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周恩来因支持电影武训传拍摄曾自我检讨过，还因为吸收大量民主人士入阁，重用专家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在接管城市工作上采取宁右勿左的政策，与所谓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知识分子保有良好个人关系的作风，被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党内一些负责人看不惯。
所谓的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被粉碎后，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对高岗的错误进行了总结性批判，他承认高岗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但他强调的是高岗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欲在全国胜利后继续发展的黑暗面。一向注重个人道德形像和操守的周恩来对高岗那种腐化的个人生活方式一直是看不惯的，到后来乾脆拒绝去高岗家参加私人舞会。高岗的倒台，解除了对周恩来所担负的政府工作的一个来自极左方面的消极牵制。
高岗、饶漱石案发后，上海市的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也被卷了进去。先是被潘杨重用的担任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专员，原中共变节人员、国民党和汪伪特工人员胡均鹤被捕。由于胡均鹤是潘汉年秘密会见汪精卫的知情者，潘只好主动向陈毅坦白交代了过去一直没有向党中央汇报过的被李士群拉去见汪精卫的事实，让他报告中央。于是毛泽东下令，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带部下去饭店逮捕了潘汉年。
潘汉年是以1943年私自和汪精卫会谈又长期向党中央隐瞒欺骗组织，解放后又包庇重用坏人的内奸问题被捕的。潘工作确有错误，但潘的情报系统和统战工作，在上海香港等地的活动，过去一直归周恩来直接领导，对所谓的“伍豪事件”真相也了解，在促成国共和谈共同抗日时，潘还是周恩来的助手和联络人，并是周恩来蒋介石杭州会谈的助手。如果潘是内奸，负责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周恩来也难逃干系。因此周恩来情报系统的另一重要人物李克农用反证法来证明潘不可能是内奸，质疑潘案的正确性，案子便拖了下来（后来给潘平反的主要根据便是依靠李克农反证的可信度）。谁知1962年毛泽东不知何因在七千人大会上重提潘案，说他早就向国民党投降，是CC派人物，本来是该杀的，但现在不开这个杀戒。1963年最高法院给潘判十五年刑时又加上一条罪名，说他在1936年国共谈判时就投降国民党。但中共内部许多人知道这是个冤案，对在北京郊区劳改农场形同软禁的潘生活上优待有加，每月发200人民币，加上潘夫人董慧的150元工资，两人还可以自由去北京购物访友，一直到文革开始。
文革中，遵照江青指示，重新入狱的潘汉年被反复审问。1975年被下放到湖南一个劳改茶场，1977年病逝。1980年，同属周恩来情报系统的廖承志带头为潘汉年翻案，得到陈云支持，潘汉年案才得到平反。
四、建国后的周恩来唯一一次“抗大流”反冒进
对周恩来来讲，中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无疑是他终生在追求的目标之一。国家建设又是他这个总理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1955年和1956年毛泽东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要求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周恩来认为当务之急，在于防止冒进，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要头脑发热的领导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一些”。他负责削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在中央会议上带头否定了毛泽东要追加建设投资的主张，认为会把经济秩序搞乱。这便埋下反冒进和反反冒进之争的萌芽。周坚持“既不要右，又敢于抗大流”，和陈云等主持制定稳妥的二五计划方案，还删去了方案中多快好省的口号，强调注意综合平衡，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力图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一切工作的中心。
周恩来深知知识分子是国家建设必须依靠的力量。1956年，他主持知识分子问题工作，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要依靠知识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尊重知识分子，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加工资，鼓动知识分子心情舒畅。费孝通在57年3月发表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称周的讲话如春雷，对以后双百方针下的知识分子有鼓舞作用。周对知识分子的宽容尊重当然不能列入毛的所谓引蛇出洞策略中的一部份。虽然许多知识分子朋友，文艺界人士，统战对象被冲击被打成右派，周恩来还是尽力而为保护他们，想方设法让他们心情舒畅些，包括在一些公开场合下和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打招呼谈话。
毛泽东在反右斗争中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批评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错误，认为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大概是周恩来执迷不悟坚持在政府工作中反对冒进，毛随后又连续十几次批判周恩来的反冒进，上纲上线，火气越来越大，认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右派一攻，把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毛泽东说周恩来的政府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毛还指责说：“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给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讲究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准备不看。”（据明镜出版社《真假周恩来》所引用）毛泽东关于政治局变成“橡皮图章”式的表决机器之说，反映了在大跃进之前由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对国家经济建设决策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毛泽东连续不断的批评下，周只好违心含泪自己动笔写检讨，短短几天两鬓横生不少白发。陈云检讨后托病休养不再管事，周在一片压力和批评声中始终没有主动辞职。（记得有篇文摘提到邓小平1958年针对一些人要周辞职的提议，在中央会议上强调没有必要要周辞职。但出处忘了）。在周恩来陈云检讨后，毛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大跃进的总动员，直接指挥大跃进的进展，并多次发出要“顾全大局”，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指出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对于周恩来的这次违心检讨，赵无眠的《真假周恩来》尖刻地指责说：“周恩来是自己打自己的屁股，甘心情愿接受毛泽东给予的“廷杖”的屈辱。也正是从这次开始，他认清了自己的臣子身份（不敢妄称“与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下决心死心塌地地侍奉毛泽东，紧跟毛泽东，凡事多请示，揣摩圣意，绝不再和毛唱反调了”，是“真正开始以原则为代价，换取自保的利益”，“周恩来的总理位置是保住了，整个国家却继续为毛泽东错误冒进的政策付出代价，直至经济大幅滑坡，天灾人祸，一连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无数。”
反冒进和反反冒进之争，不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个人之争，而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如何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的分歧。同时也反映了一些体制上的问题，比如在经济决策上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的矛盾，党政合一的弊病，党内民主作风的问题。作为总理的周恩来的正确主张不仅不能得到最高领袖的赞同，反而被指责成和党的路线唱对台戏，政府的经济建设措施受到最高领袖的错误决策的牵制和反对，又无任何力量来支持周恩来的主张，包括曾和周恩来共同反冒进的刘少奇也没有吱声，因此，即使周恩来公开与毛泽东闹翻下台了事，换个人当总理也无法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决策。
建国后周恩来把一大批非共产党员的人士请进政府和政协，不仅仅是礼贤下士，对他们过去支持共产党的回报，更重要的是力图以他们为监督执政党共产党的基本力量。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中，只有周恩来一直与所谓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周曾经指出，我们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就带来了一个危险，就是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最好的办法是有人监督。“互相监督，首先应该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互相监督，不扩大民主，是不可能做得好的。因此，互相监督的面还要扩大，不能缩小。”但建国以后几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斗争，所谓的监督已经不再存在。
周不想背上分裂党的罪名，他确实没有过几十年“与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的历史，邓小平还有因为拥护毛泽东第一次被打倒的光荣历史，而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更多的是打击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错误。儒家的委屈求全中庸之道对周也有影响，周的个性和为人风格当然不会象彭德怀那样，“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今天我操你二十天娘行不行？”，公开和毛泽东对骂，不考虑后果。即使在外交上和国共谈判中遇到分歧他都没有对骂吵架的习惯，大多是从长远利益考虑不再在具体问题上纠缠不清，哪怕是做些让步，然后尽力而为说服对手慢慢接受他的观点。就是用这种礼让三分的风度和魅力，使美国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国共内战问题时也和他建立了个人友谊，并为以后和美国开展外交活动打下基础。日内瓦会议杜勒斯拒绝和温尔文雅彬彬有礼周握手的传闻在国际外交史上流行了十多年，使美国在道义和礼仪上有亏于中国。乃至尼克松第一次访华时决定在跨出舷梯时便向周伸出手去，并让警卫把住舱口，不让任何人在他和周恩来握手前走出舱口，来弥补过去的过错。
周恩来在党内从来没有要争当最高领袖和第一接班人的欲望，建国后他始终没有过最后决策权，林彪倒台后才是名实相符的党内第二把手。在按得票多少排列的八大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中，他的得票数是第六位，排在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邓小平，朱德后面，有一些从井岗山等革命根据地出来的老干部们对周恩来有意见。周恩来作为王明路线的代表，在江西苏区也得罪了一些人。在1958年党内多数领导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刘少奇、邓小平也不明确支持周恩来的主张时，建国后周恩来唯一一次长时间的公开“抗大流”的结果，是他只好顾全大局检讨了。他只好服从中央多数人意志，因为在这以前历史更多的证明是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周恩来当然相信毛泽东讲过的国家经济建设还得“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对自己只有在总理这个位置上才能为中国富强人民幸福作贡献充满自信。对于国家经济如何发展周恩来有自己的具体构思和实施方案，但他确实无力再抗大流了。1959年庐山会议前，薄一波调查整理了一些关于大跃进问题的材料数据，周严肃地听完后不发评论，只讲彭德怀最近也在搞调查研究，结果薄遇到彭德怀后，也交换了看法。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讲出了刚在反冒进中犯错误挨过批评的周恩来心里要讲的话，被赶下了台。
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多年后，1975年周恩来在医院会见要回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红色高棉的乔森潘时，沉痛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犯了错误，就必须对由此引起的灾难的后果负责。我们想对你们提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想达到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逐渐地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谨慎和明智的作法，那肯定会给人民带来灾难。”他继续说：“共产主义应当是给人民带来幸福、繁荣、主权和自由。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及民族的现实，那肯定有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周恩来的反思是深刻的，这不仅仅是对大跃进而且是对文革乃至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的认真检讨。
五、现代诸葛亮的几个构思和妙计
（1）吸取香港台湾经验
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讲话提到：「香港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照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摘自《明报》电子版一九九八年一月八日金尧如文）《人民日报》1998年2月24日中共统战部的文章也确认周恩来同志说过：“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香港是自由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香港应该成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于是金尧如先生认为，周总理早就有「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思，周恩来实质上承认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很强的生命力，香港有很大很长远的发展前途。《人民日报》在1998年发表的中共统战部的怀念文章也确认周的构思「富有远见地提出了让香港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保持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在适当时候收回香港」的基本政策。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周恩来来讲，他是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的。但他确实不排斥所谓的资本主义经验，包括台湾经济成功的经验。1973年周恩来和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谈话时讲：“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洛克菲洛说不认识严（曾任台湾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和副总统），周恩来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