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故事会-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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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经过调查，此事为一家报社所为。
为了获取证据，姚云平对盗版的车辆进行了跟踪。
他了解到广东人做生意不像内地只盯住铁路运输，而是大都采用高速公路。他发现这些装有盗版《故事会》的车是一些三点五吨的货车，上面都装有一个车厢，车厢上面都用铁锁锁住。
跟踪这样的车辆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姚云平只好事先看准了目标，选在夜间的时候行动。为了弄清情况，当这些装有盗版《故事会》的车辆夜间开始行动之前，他便潜入车辆中去，悄悄地设法打开箱盖，用手电筒一照，发现里面全是盗版的《故事会》，有的由于印刷和装运时不注意被雨水浸湿，上面的纸张都已发黄。
后来，姚云平又找到了那个负责为这家报社运送盗版刊物的个体商，他承认了这家报社出钱让其将这些刊物运往四川的情况。
弄清情况之后，他便立即返回那家承印的工厂，直奔二楼装订车间。
装订车间正在进行最后一批的装订工作，早已装订好的部分都进入了仓库。这家工厂承印数为六十万册，早已将仓库里堆得满满的，只等着全国统一分发的时间一到，就可以立即将这些印好的刊物发往发行点的邮局。
找到厂长，厂长说没有出现盗版的现象，一切都是在很严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问到那家与盗版有关的报社的情况，厂里也进行了否认。
姚云平手中没有凭证，自然空口说了不能算数。但他相信这次出现盗版一定与这家工厂有关，他发现整个仓库只有一个大门，于是就拿了一根木棍，在仓库的外墙上用力地敲了几下，发觉墙面传出的声音不对，不像不是一道实心的墙面，从里传出来与实心墙不同的声音。
这立刻引起了他的怀疑。
根据多年来与盗版分子打交道的经验，断定这是一道夹墙，原来这些盗版分子与他正展开着一场“地道战”，里面肯定还有一道墙。
姚云平这个大个子有些气愤了，他瞪大了眼睛，对厂长说：“你看怎么办，还是你自己打开吧。”
当打开那道门时，只见里面还有一个暗藏的小仓库，小仓库里还堆着将近六万册的盗版《故事会》。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姚云平再次赶到这家工厂，责令厂里将盗版的《故事会》全部销毁。
厂里只好专门抽了三个工人，将盗版的《故事会》全部切掉，这项销毁工作从早上一直干到下午三点多钟才结束，整个被切掉的纸堆放起来比那间仓库还大。然后将这些销毁了的刊物全部送往造纸厂化浆。
姚云平对厂长说：“朋友，明年我们就不能再合作了。”
由于失掉了多年合作的《故事会》这个大户，这家工厂不久就面临严峻的经济问题，后来为了生存，只好让一家民营企业兼并。
这是一件令人十分头痛的事情——《故事会》的盗版久打不绝。
为了杜绝盗版，何承伟曾多次召集负责发行的同志和编辑部人员，共同一起研究对策。接着，《故事会》除了在做暗记，加网页，定时定点印刷和发行等方面之外，还在内文的纸张印刷上采取了相应措施。
1999年，《故事会》改用49克双胶淡黄色卷筒纸，这种纸张防伪效果好。这种看似有些微黄的纸张，阅读起来不刺眼，在灯光下一照就可以变成较白的颜色，便于读者辨认。
内文纸张的更换不仅质量好，便于读者辨认正版与盗版，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全国读者的认同。全年四千多万册下来，真正出现质量问题，退刊的只有十六册。
然而，在利益的驱动下，盗版仍未停止。
1999年，就在采用新的纸张印刷的时候，有人举报在江南某市出现盗版的《故事会》及其丛刊。
由《故事会》编辑部编辑的《故事会》及其丛书，是出版社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每一次的盗版都给全社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出版社便派办公室主任余震琪会同有关部门一同前往处理此事。
事前，他们与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联系，定于12月1日到达该市。
根据过去的经验，为了防止意外，余震琪派两名人员于11月30日先进入该市，对该市的图书市场进行了调查，发现举报的情况完全属实。那些盗版的《故事会》及其丛书，成捆成捆地堆放在图书批发市场。
第七章阳光下的利润 （1）
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八家广告公司的老总们面对着这种全新的形式，将拿到手中的几张纸来回地翻看，屁股便有些坐不住了。在此之前，这些老总们就开始打听标底的具体数字，了解经济情报，相互揣摩对方的心理。竞标一开始，为了击倒对手，老总们不断地上“厕所”，跑到外面去与随行人员一起商量对策，研究方案，确定标数。
这次广告招标会议，不仅开创了中国平面媒体广告招标的先河，同时也为《故事会》的广告事业闯出了一条新路。
这次竞标会上，获得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数字，这个数字后来被一家新闻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时称之为“天价”。
1。 老总们为何总上厕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广告已相继在全国的部分杂志上出现。这些广告不但使刊物扩大了影响，同时也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一些期刊开始在依靠广告获利的同时，逐渐地摆脱了单纯依靠政府补贴的窘况，走出了一条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路子，立刻受到了许多刊物的关注。
《故事会》自1987年开始利用一定的版面刊登广告。
这时的广告显得零星而不成规模，也没有具体的指标与相对固定的版面。主要内容从开始的日用化妆品逐渐地扩大到了医疗器械、家用电器、食品机械、玩具以及各种技术转让等等，其广告经营额也从开始的十万元逐渐地升到数百万元。
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在一个拥有庞大发行量的媒体上适度、适量地开辟广告是正确的。
此时的广告虽然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由于《故事会》发行量很大，在全国期刊中也有一定的影响，仍然有不少的客户找上门来。编辑部的编辑人手本来就少，而且大都是些专门从事文字工作的“秀才”，对于这种全新的经济行为都不太了解，更不熟悉，经常为此要花很大的精力。
编辑部在正常的编辑工作之外，面临着一个创刊以来的全新问题——除了因在刊物上刊登广告带来比较丰厚回报的老客户，一些需要在刊物上刊登广告的新客户也不断地涌现，忙碌的编辑工作使得编辑们无法应对这种新的变化。
经过研究，编辑部决定抽调一名编辑来兼管这件事情。
当时编辑部的人员结构，大部分编辑都是创刊初期就从事编辑工作的老同志，考虑到年龄的关系，最后决定让最年轻的编辑冯杰来担任这项工作。
冯杰在大学里学的是中文，在从事了近十年的编辑之后来兼搞广告业务，从事一项完全陌生的经济工作，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人生面临着的一种新的挑战。可是，他年轻，有精力，对于新生事物也容易接受。加之他勤于钻研，在上大学时对于《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也学得比较好，担任编辑后，平时又喜欢看一些经济管理方面的图书，研究一些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在兼管的这几年中，逐渐地摸索出了一些路子，使《故事会》的广告事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199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了上海新闻出版系统的首家广告公司。
199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将冯杰调出《故事会》编辑部，到广告公司从事广告工作。为了提高广告效益，《故事会》在这一年结束了近三十多年的套色印刷封面，改用彩色印刷。
1997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机构改制中，正式成立上海文艺广告传播中心，冯杰担任了这个中心的副主任。
就这样，在时代的浪潮中，一个编辑的人生轨迹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冯杰从大学毕业走进《故事会》编辑部，在这里埋头一干就是十个年头，在这些年里，他勤奋工作，认真编辑稿子，与一个个故事作者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经手编辑了许多优秀的故事作品。他热爱编辑工作，为此付出了许多的心血，在这个编辑部里，在老同志们的帮助下，正一天一天地成长起来，现在却一下子就要离开编辑部了，心里真还有些舍不得。
面对着新的选择，他也曾思考过。自己要是离开编辑岗位，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编辑部这个集体，今后在评职称、晋级升职等方面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就会失去到手的许多东西。而广告对于自己来说，几乎就是一件全新的事情。过去做编辑时只是兼管，没有压力，不用管太多的经济效益，而现在却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广告业务中去，肩上不免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好在广告传播中心有很大一块是《故事会》的广告，经常还会来往于这个自己熟悉的编辑部。
就这样，冯杰恋恋不舍地离开《故事会》编辑部，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冯杰上任后才发现，同样是《故事会》的广告，现在与过去自己做兼职的时候却完全不同。
那时，由于刊物的广告才刚刚起步，未形成一定的“气候”，整个管理与运作都相对比较粗糙。既用不着调查市场，又用不着与外面联系，更不用管客户之间的交流。发行量如此巨大的刊物，做广告就如同医院里的医生坐诊，只要在办公室一坐，广告客户就会排着队前来“候诊”，排着顺序等着自己的版面。现在做了专职的广告工作之后，同样是《故事会》的广告，就再不能做“坐堂医生”了，你必须得了解广告市场的行情和走向，这本刊物在全国同类刊物广告中的地位和影响，了解客户的需求，与客户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还得与编辑、印刷等方面联系，还得善于与工商管理部门打交道，接受他们的管理与监督。同时，还得学习必要的法律法规，做到合法经营。
这是一种阳光下的利润。
为了使《故事会》的广告获得更大的效益，同时也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冯杰接手后采用了委托代理的方式，将其广告业务委托给一家可靠的广告公司来进行具体的操作，每年由广告公司上交一定的经费。
这种办法相对于《故事会》过去“坐诊”的广告方式无疑是一种进步，将过去坐等广告的被动局面变成了主动的形式。
可是，这种方法实行不到一年，冯杰便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独家经营着《故事会》的广告业务，使原本处于竞争的广告业变成了一种独家垄断的局面。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负责代理的广告分司可以任意提高广告价格，在造成广告市场混乱的同时，损害了刊物的利益，也无形地损害了刊物在读者中的形象。
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呢？
为了做活《故事会》的广告事业，在得到出版社领导的同意之后，《故事会》实行全国招标的形式，开创了中国平面媒体广告招标经营的先河。
1998年7月18日，对于《故事会》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在上海郊外的美丽华度假村，一场全新的广告竞标会议正在进行。这是《故事会》创刊以来所从未实践过的事情，这件事情标志着《故事会》从过去单纯依靠发行来增加效益的办刊模式，开始走向了依靠发行拉动广告，完全面向市场化的运作新形式。
会议由上海文艺广告传播中心副主任冯杰主持，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江曾培、《故事会》副主编吴伦出席了会议。
上海市公证处的公正员到现场负责公正。
招标采用暗标的形式进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八家广告公司的老总们面对着这种全新的形式，将拿到手中的几张纸来回地翻看，屁股便有些坐不住了。在此之前，这些老总们就开始打听标底的具体数字，了解经济情报，相互揣摩对方的心理。竞标一开始，为了击倒对手，老总们不断地上“厕所”，跑到外面去与随行人员一起商量对策，研究方案，确定标数。
这次广告招标会议，不仅开创了中国平面媒体广告招标的先河，同时也为《故事会》的广告事业闯出了一条新路。
这次竞标会上，获得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数字，这个数字后来被一家新闻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时称之为“天价”。
事实再一次说明，只有竞争，才能获得发展。
第七章阳光下的利润 （2）
2。 “放水养鱼”为上策
1999年，《故事会》根据在1998年招标的情况，开始进行广告的具体操作。
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时的广告已先后经历了由自主经营到委托经营，再到招标经营的过程。而这种过去从未见过的招标方式，虽然给《故事会》带来了比较丰厚的广告收入，但最终的效果如何，这都得有赖于在实践中检验。
上半年，整个形势都比较好。中标的广告公司按质按量地将他们所得到的广告投放在刊物上。可是到了下半年，由于各种原因，广告质量相对有所下降，就其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招标时竞标的价格过高，致使中标公司在完成广告业务上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中标的广告公司在巨大的压力下，为了完成任务，只要不违反国家颁布的广告法，来了就刊登，这就无形中造成了广告质量的下降。
冯杰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后认为，合法经营不能带来合法的利润，这就是广告质量出现下降的主要原因。
1999年中国杂志年广告经营排名第一位的是《中国民航》，其月发行量为三十七万册。第二梯队的为《时尚》《ELLE》等，其月发行量均在五十万册以下。第三梯队为《家庭》《读者》《知音》《家庭医生》等，其发行量均在百万以上。从《故事会》本身的定位来看，当属第三梯队。但从经营的角度来讲，《故事会》当年广告费的绝对值相比之下是最高的，这当然与这本刊物目前巨大的发行量有关。
为了提高广告质量，《故事会》在其印数、纸张和印刷水平都没有太大改观的前提下，将其广告价位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目的在于借此手段打掉那些经营规模较小的、经营信誉较差的广告客户。
事情的结果却事与愿违。
一位长期在《故事会》刊登广告的广告主认为，《故事会》广告费的大幅度提高，使那些原本想合法经营的客户也想方设法去搞一些以次充好的勾当，因为合法的经营已不能给他们带来经营的利润。
事实说明，自从采取招标之后，很少有在《故事会》上连续做六期以上的广告客户。大都只是做三、五期试试，根本没有长期的经营打算，很少有胆量连续做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