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故事会-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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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放中等身材，齐耳的短发，上身穿一件合身夹袄，脚上穿一双平底布鞋，显得朴素而大方。
这正是鲍放的本色：朴实，自然，真实。
1975年，一位扎着两条辫子的姑娘从农场调到《故事会》，报到的第一天，老编辑钱舜娟就带着她到上海工人文化宫听故事。
后来她才知道，那天在台上讲故事的，竟是上海著名的故事演讲家黄宣林，他那风趣的语言，不时引起台下阵阵笑声。
她天生是一位好静而略带腼腆的姑娘，坐在那里，见会场的大门敞开着，愿者坐下，不愿者走开，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出。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心想将来在《故事会》工作，就是同这样的场合打交道，根据自己的个性，那怎么能搞得拢呢？
就这样，这个年轻姑娘怀着几分不安，同时也怀着几分好奇的心情，开始了她的编辑生涯。
时光过得真快，不知怎么一晃就快三十年了！在这些时间里，她曾随老编辑顾伦去过上海南汇，与当地的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共同的劳动中搜集故事，然后晚上挑灯夜战，伏在农民家的饭桌上帮助作者修改作品。她也曾单独去过陕西高陵县，代表刊物参加那里的故事会，并选出一些优秀的故事在《故事会》上发表。她还经常与许多作者通信，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们修改作品，一步一步地将他们培养成故事创作的名家……
当年扎着两条辫子的年轻姑娘，在《故事会》这个集体中得到了关怀和温暖，从老一代编辑的身上，她感受到了一种人格的巨大力量，她也从自己的工作中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可以说，鲍放是《故事会》老一代编辑优秀品质的传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传统意识的编辑。她埋头工作，不喜张扬，从不在个人的名利上动脑筋。在近三十年的时光里，她默默地编辑着手中的稿子，默默地给全国各地的作者寄出去一封又一封充满热情和希望的信件，然后再欣喜地将他们寄来的那些优秀作品编辑发表。看着一批批作者成长起来，她坐在编辑室里仿佛听到了春笋破土拔节的声音，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意义。
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一种健康的心态来对待人生。她喜欢《故事会》这样一个有着“健康心态”的集体，能为这个集体多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她的心里会感到欣慰。
编辑部要召开笔会了，鲍放就会放下手中的稿子去帮着做会务工作。为了节约开支，她会把旧信封存放在那里，用着内部交流资料的时候使用。就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作者有了困难，她也会尽自己的力量去给以帮助。
在宁波召开的一次笔会上，结束的时候一位来自北方农村的作者，一下子买了几十双旅游鞋，到上船的时候只好用担子挑着。可是，由于上船的人十分拥挤，那位作者一时无法上船。随同的其他作者都埋怨他，说是叫他少买几双，他偏不听，结果影响了大家上船。可是，这时人们却看见一位女同志，从人群中挤过去，帮着那个作者将那些鞋朝船上搬。
“鲍老师！鲍老师！”作者中有人叫了起来。
这时，人们才看清，那个前去帮忙的正是大家所崇敬的鲍放老师，她不顾船上人多拥挤的危险，与那位作者将那些鞋一点一点地随着人流向船上移。
刚才还在埋怨的作者们被感动了，几个身强力壮的作者挤过人群，来到鲍放面前，立刻帮着将那些东西搬上了轮船……
我在北京采访范大宇、崔陟这两位故事界的名人时，他们至今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十分感慨地说：“鲍放是一位深受我们作者尊敬的大姐，作为一名《故事会》的资深编辑，她不但教我们怎样做文，同时还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
同样是关于鞋的故事。
那年崔陟带爱人去普陀山旅游，鲍放便到火车站去接他们，谁知火车晚点了好几个小时。当崔陟夫妻二人走下火车，看到鲍放独自站在那里等候时，他们被这种真诚深深地感动。
崔陟的爱人在上海买了一双皮鞋，谁知回去一穿就坏了。他们觉得很生气，鞋还在保修期内，得找商店给个说法。可是这么远的路，怎么办呢？
他们想到了鲍放。但为这件事情去麻烦一位编辑，又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鲍放知道后竟满口答应，并让他们将那双皮鞋和购物的发票一同寄给她，并负责到商店里去给他们再选一双。
崔陟夫妻很快收到了鲍放邮来的一双新鞋。
这都是编辑分外的事情，鲍放却做得那么自然，那么认真。
1988年秋天，远在黑龙江的故事作者吴祥，因所在的工厂经济效益不好，被迫宣告破产，吴祥同全厂的一千二百多名职工一起失了业。
吴祥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面对着一家老小的生活，一时仿佛天就快要塌下来了一样。此种困境向谁去倾诉，又有谁能够理解呢？
他想到了远在上海的鲍放。
不久，他收到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并随信邮去了许多图书。鲍放在那封长信中与他共同一起谈生活，谈人生，谈生命的意义，谈面对困难的态度，告诉他要面对现实，勇敢地站起来，重新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并鼓励他一定要奋发努力，不要因此而丢了自己的故事创作……
第五章“幕后”之谜 （6）
读着这封语重心长的回信，吴祥被深深地感动了。他在寻找工作的同时，决心沿着故事创作的道路勇敢地走下去。在这期间，他先后创作了几十篇故事寄给鲍放，鲍放每次都是精心地批改，然后再寄回。在这种书信的往返中，吴祥的创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近年来已先后在全国的故事类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所得稿费也帮助他解决了一些家庭生活的困难。
1999年10月，《故事会》在上海举办第六期创作笔会，结束之后，利用半天时间用车送大家上街购物。
刘春山与金一这两位来自北方的作者，在选纱巾时挑去挑来竟挑花了眼，面对着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纱巾，不知买哪条好。
这时，他们的身后传来一位女同志的声音：“你们给爱人买纱巾哪？”
二人回头一看，鲍放正站在他们的身后。
“我来帮你们选。”鲍放说着，就在那些五颜六色的纱巾中挑选起来，最后选出两条，对刘春山问道：“这两条，你看怎么样？”
刘春山和金一都认为不错，于是就确定了下来。可是，还未等刘春山掏钱，鲍放早已拿出钱来递到了售货员的手里。
刘春山一见急了，急忙伸手阻止：“鲍老师，我来，我来。”
鲍放见了却笑着说：“这有什么，你们来一趟上海不容易，刘春山，做个纪念吧。”
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使刘春山竟呆呆地站在那里，忘了自己是在干什么。他是第一次参加《故事会》的笔会，第一次与鲍放见面，他不敢相信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竟还有这样热情对待作者的编辑，编辑和作者之间竟还有如此纯真的友谊。直到鲍放付完钱，将两条纱巾叠齐包好，递到他手里，他还未回过神来。
鲍放转身离开了，刘春山这才如梦初醒：“哎，还未来得及感谢鲍老师呢！”
离开上海以后，金一曾给编辑部来过一封信，在信的末尾，他十分感慨地写到：“鲍放老师是编辑，且又是老大姐；刘春山是（一个）普通作者，且与鲍老师首次谋面。非亲非故，既非上级，又无隶属关系，鲍放老师代表《故事会》的影响力及体现的人格力量，让我和刘春山离开上海后的通信中仍念念不忘！”
姚自豪曾经是上海郊区一所中学的副校长。
1996年，主编何承伟决定在《故事会》上开辟一个新栏目，名字已经想好了，叫做“百姓话题”。主要是通过这个栏目，在有趣的故事里说一些老百姓想说的心里话，发表一些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东西，使这本刊物能够更加贴近读者。
由谁来主持这个栏目呢？何承伟便想到了姚自豪。
何承伟明白，要想办好一个栏目编辑是关键。他喜欢用那些诚实忠厚而又具有实践经验的编辑，因为这样的编辑除了务实之外，同时还会以其人格的力量为编辑部营造出一种好的氛围，凝聚人心，创造效益。
经过与姚自豪的交谈，他乐意接受这个栏目，于是便离开学校，到《故事会》担任了一名普通的编辑。
1968年，姚自豪作为下乡知识青年来到金山，来到了这个故事之乡。两年以后他便开始故事创作，发表的第一篇故事名叫《满江绿》。
1978年夏天，姚自豪与好友毛一昌坐在金山的一条小河边，一瓶开水，一壶清茶，两把椅子，一边饮茶，一边构思他们合作的第一个长篇故事。
毛一昌与姚自豪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两张办公桌面对面。他们在工作之余便开始了“地下活动”，四处采访搜集故事素材，最后将毛泽东的堂弟毛福轩，大革命时期在金山从事革命活动的事迹，采访后写成长篇故事《特殊身份的警官》，首先在群众中讲述，大受欢迎，主要章节很快被《故事会》发表，接着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他又被请到湖南的潇湘电影制片厂，将这个故事改编成同名电影。
姚自豪就这样迷上了故事创作，接着又出版了第二个长篇故事《“2020”的幕后》。二十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了大量的故事。同时他又是一位故事讲述家，他说话风趣，语言幽默生动，所讲之处都深受群众的欢迎。
现在，“百姓话题”这个栏目在《故事会》上已经开设五个年头了。在姚自豪的精心主持下，不但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欢迎，同时很快地就办成了《故事会》的品牌栏目，姚自豪在上面所花的心血可想而知。
1999年5月，在湖南一个还在使用手摇电话机的偏远乡村里，总机的女话务员叫一位名叫唐凤雄的故事作者接电话。
唐凤雄万万没有想到，电话竟是《故事会》一位姓姚的编辑从上海打来的。唐凤雄一下子愣住了，对于这个长年居住在穷乡僻壤的作者来说，上海是多么的遥远啊！姚编辑在电话里说：“唐凤雄，我已先后给你打过几次电话，你都不在啊，你寄来的故事我看了，感觉不错，我准备送审，不久会有通知，你多写一点，以后直接寄我……”
可是，当姚自豪将这篇故事的大样连同几本刊物、一个笔记本和长长的一封信邮到唐凤雄手中的时候，另一家刊物却同时邮去了发有这篇故事的样刊。后来在姚自豪的再三询问下，唐凤雄只好说出了实情。
已经准备采用的稿子被姚自豪抽了下来。这件事使唐凤雄对再次给《故事会》投稿也失去了信心。
可是，第二年的4月下旬，唐凤雄从县城学习回来，乡里的话务员就告诉说有一位上海姓姚的，一连打来了十几个电话找你。果然，当天下午又来了电话。唐凤雄简直不敢去接那个话筒，可是，姚自豪在电话里那温和的声音却是那样的令人激动，因为姚自豪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故事会》第三届作者培训班在十月举行，我想推荐你参加……”
天啦，唐凤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接着，姚自豪在电话里，对于那篇一稿两投的作品，只说是已在别的刊物发表了，《故事会》就不能再发了，很有点遗憾。听着听着，唐凤雄不觉心潮难平，泪湿衣衫。
现在，唐凤雄通过自己的写作，已经走出了大山，在省里担任一家杂志的编辑了。
为了经营好这个栏目，姚自豪就是这样精心地关怀和培养着故事作者。
2003年7月16日，姚自豪收到一封广东佛山的来信。
这信是一位作者写的，他在信中十分气愤地批评了由姚自豪在第一期上编发的一篇名叫《镇长剃头》的故事，是一篇抄袭之作，而被抄袭的作品就是这位写信作者本人的作品。为了证实，他还随信寄来了收有自己写的《镇长剃头》一文的作品集，他要求编辑部就此事必须向原作者道歉。
为了对两位作者负责，姚自豪随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将那篇作品找来阅读，然后又将两篇文章进行了对照。
他立刻发现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抄袭”事件。
摆在面前的事实是：由姚自豪编发的那位作者的作品，的确是抄袭了佛山作者的作品，但这种抄袭又并非一般的抄袭，而是作者在原作的基础上作了脱胎换骨、出神入化的再创造，使故事的情节更为曲折委婉、生动可读。整个文章抄袭的部分仅占四分之一，而四分之三则是这个“抄袭者”自己的劳动成果。
如何正确地处理好这件事，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于是，姚自豪就在当天给佛山来信的作者回了信，信中，他首先向他表示歉意，同时又慎重而缜密地对这两篇作品的情节发展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剖析，然后再陈述自己的推测与分析：“抄袭者”“先是看到了你的作品，受到触发，于是在你已成文的这部分上继续延续。他很会构思，发展的部分演绎得相当不错，但他不懂得创作是件严肃的事，创作必须完全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别人的东西，哪怕只是一点点，也不能据为己有，在这一点上，他又极不聪明。其实他的作品如能在开头部分重起炉灶（这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就可避免抄袭之嫌。”
为了让写信者对此进行更仔细的对照，姚自豪随信邮去了发表在《故事会》上的这个作品的复印件。
没过多久，姚自豪收到了佛山的回信。
作者在这封信里写到：“……贵刊和你如此认真地处理这件事，我十分满意，对你严谨的作风和求实的精神再次表示谢意……”
接着，姚自豪又给那位“抄袭者”回信，从作文和做人的道理上谈了自己的看法。鼓励他端正创作态度，继续来稿。
真诚相待的诚信原则，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丰富深厚的业务学识，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使这次抄袭事件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喜剧性的结局。
如同当年在学校里关心学生一样，姚自豪就是这样关心着每一个作者的成长。
这一天，姚自豪放下电话，已是暮色临窗，大上海华灯初放的时候了。
这几天在准备下一期稿子时，待发的其他稿子都已齐了，就是没有太满意的中篇，姚自豪为此有些着急。
《故事会》的来稿里中篇故事占了很大比重，但上乘之作极少，而中篇故事在刊物中占有相当大的版面，质量的好坏直接地关系到整个刊物的水平。为了抓一个好中篇，编辑们往往会花费很大的精力。
通过终审的中篇故事已有好几篇，到时用上去也可以。但姚自豪总觉得这几个中篇不够“味”，少了一些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