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故事会-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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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胆识给他的创作以极大的鼓励，从此他更加深入到实际的生活中去，写出了很多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优秀故事。　　　　
　　　　　　张道余、蒋桂福、陈文彩都是《故事会》创刊初期，就在上面发表过作品的老作者，也是《故事会》老一代的“子弟兵”。　　　　
　　　　　　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几经磨炼之后，对故事的创作已相当熟悉，写出的故事也生动，用不着像当年培养《母女会》的作者吕燕华那样，由编辑住到家里，手把手地教写作，一个一个地改错字。也用不着像夏元寿初期那样，一点一点地开始起步。老编辑顾乃晴、钱舜娟认为，必须让他们的故事到群众中去讲述。　　　　
　　　　　　这是《故事会》从开始就形成的传统，故事一定得先到群众中去讲述，要求故事作者既要能写故事，又要能讲故事。　　　　
　　　　　　这可难住了几个“秀才”，因为他们虽然熟悉新故事的形式，又长期生活在基层，熟悉群众的语言，但是却不善于讲故事。　　　　
　　　　　　怎么办？总不能赶着鸭子上架吧。　　　　
　　　　　　像吴文昶、黄宣林那样既能写、又能讲的作者当然很好，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各人有各人的个性和特长，怎么能统统都一样呢？如果都这样一个条件，一个模式，那不是会使很多优秀的故事作者被“流失”掉吗？为了培养作者，也为了使他们的故事更加精彩，顾乃晴、钱舜娟等几位编辑，就采取了　“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在他们写出初稿之后，顾乃晴、钱舜娟等编辑就乘长途汽车赶往他们所在的郊县，在乡村昏暗的灯光下看完初稿，提出一些意见让他们修改。　　　　
　　　　　　稿子改完之后，两位编辑就让他们去请来乡村中善于讲故事的故事员，再召集一些当地爱听故事的群众，让故事员将这些故事讲给群众听。　　　　
　　　　　　当故事员在上面讲的时候，编辑和几位作者都坐在下面听，他们都如同赶考一样的紧张，总是不停地观察听众的反应，得到听众对这些故事的直接反响。故事员的口述，往往更丰富了故事的细节和口头语言，编辑和作者很自然地将丰富了的部分吸收进作品里。故事结束后，编辑又根据听众提出的不同意见，请作者再次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使其更加完美。　　　　
　　　　　　就这样，另一种类型的作者队伍建立起来了，他们埋头创作，然后又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别人讲自己写的故事，从中获得更加丰富的营养，使自己的作品越加生动、有趣和成熟。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在编辑的指导和群众的帮助下，先后创作了《两个稻穗头》《一只鸡》《老队长迎亲》《说嘴媒人》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为《故事会》创造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波浪翻滚的江面上，一只木排正犁开千顷碧浪，如同一支离弦之箭飞冲向前。雄壮粗犷的放排号子从放排工人们的口中喊出，惊得山鹰在两岸不停地盘旋……　　　　
　　　　　　这是庄良勤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故事演讲中所描绘的一段情景。　　　　
　　　　　　庄良勤所讲的故事名叫《闯滩》，说的是一群放排工人，进入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前，在青龙滩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故事。由于场面新奇，环境独特，故事生动，对于久居都市的上海听众尤其具有吸引力。因此他被邀请到上海各地前后一共讲了四百多场，听众几乎是场场爆满。　　　　
　　　　　　后来，庄良勤又被推荐进京，参加全国部分省市的故事调演。这个生动的故事，在首都的演讲中再次获得成功。　　　　
　　　　　　有一天，突然有两个人找到庄良勤。他们自我介绍说是《革命故事会》的编辑，男的名叫顾伦，女的名叫钱舜娟。他们说听了《闯滩》这个故事，认为很生动，想将他创作的原稿带回去在刊物上发表，让全国更多的“故事迷”能够读到这个故事。　　　　
　　　　　　庄良勤是当时物资局下面木材公司的一名职工，从十七岁开始就在外面的江河上闯荡，对于放排工人的生活十分熟悉。可是，这位故事讲得很生动的人，却不太会动笔。他不好意思地对两位编辑说，他没有稿子，手头只有一个乱七八糟的草稿。　　　　
　　　　　　两位编辑有些不太相信，讲得如此生动的一个故事，竟然没有成形的稿子？问了半天，仍然是只有那个“草稿”。　　　　
　　　　　　没有办法，两位编辑只好将这个“草稿”带了回去，如同读天书一般一个字一个字地将这篇故事整理出来，再经作者过目后，就在刊物的头条位子上发表了。　　　　
　　　　　　当庄良勤手捧着这本刊物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一个从小就在水上漂流的木材公司职工，竟然一下子将口头常讲的故事，变成了厚重的铅字，这可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将自己口头传言的故事变成了文字啊！　　　　
　　　　　　这是又一种类型的作者。　　　　
　　　　　　这类作者与前面写到的作者完全不同，他们大都有着丰厚的生活基础，同时还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口头故事讲得也很生动。但是，他们缺乏文字上的表达能力，缺乏对故事的一些基础理论和创作常识的了解。只要给他们补好这一课，就有可能从中成长起来一批优秀的故事作者。　　　　
　　　　　　顾伦、钱舜娟以后就介绍庄良勤参加工人俱乐部的故事沙龙，与一些有创作经验的故事作者经常接触，听他们谈创作的体会和技巧。凡是有故事方面的辅导课都通知他参加。只要有时间，编辑们就会找到他，问他最近有什么新故事，就是没有新作，也一同与他讨论手中掌握的素材，手把手地教他写故事。　　　　
　　　　　　有一次编辑部举办创作笔会，同样通知庄良勤参加。　　　　
　　　　　　在这次笔会上，庄良勤听了许多故事作者谈的创作体会，又听了一些高校故事理论专家们上的理论课，对故事创作有了更深的了解，便同大家一起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创作。　　　　
　　　　　　那时正是全国上下“清除精神污染”的时期，有人反映上去，说编辑部在这次笔会上大讲“鬼”的故事，大肆宣扬封建迷信。有人就劝何承伟这样的笔会不要办了，或者等风头过了再办也行。何承伟则摇摇头说：“心中无鬼，怕什么，为了培养故事作者，我们要继续办下去！”　　　　
　　　　　　这件事情给庄良勤以极大的震动，在那个年月里，谁敢担这种无辜的政治风险？如果自己不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故事来，怎么对得起这些真诚而善良的编辑呢！　　　　
　　　　　　这样的一类作者也能培养吗？　　　　
　　　　　　这些作者大都是工厂的工人或农村的农民，每天都从事着他们自己的事情。业余时间，他们经常会约几个相好的朋友，聚在一起讲自己见到、听到、或者是口头即兴创作的故事，逗得大家开心一乐。他们的这种口头创作完全是无意识的，但是里面却有着无数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东西。　　　　
　　　　　　刚创刊不久的《故事会》，就把目光盯住了这个特殊的创作群体。　　　　
　　　　　　现在年已七十的故事作者孙炳华谈起那段岁月，致今仍难以忘怀。　　　　
　　　　　　孙炳华那时是工厂里的一名工人。虽然文化不高，但因为从小就喜欢文艺，所以只要一有时间，就爱约上几个朋友在一起讲故事，有时也到工人俱乐部去讲。由于他讲的故事精彩有趣，还得过上海市故事会讲的奖励。　　　　
　　　　　　孙炳华的故事，大都是讲前在脑子里“编”出来的，也就没有一程不变的情节。他经常是根据听众的需要，不断地在脑子里进行修改，不断完善，因此他的故事也就越讲越有趣，越讲听众也越多。　　　　
　　　　　　有一次他讲完故事后，一个女同志找到他，希望他能将讲的故事写成稿子。　　　　
　　　　　　可是，孙炳华不觉有些为难，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写故事。他知道自己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就是写也写不好。　　　　
　　　　　　过了几天之后，那位女同志来找到他，请他到绍兴路上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去一趟，并明确地告诉他，希望他能去讲几个故事。　　　　
　　　　　　孙炳华的故事，过去在工厂、学校以及工人俱乐部都讲过，到文艺出版社去讲故事这可还只是头一次，那里全是些有知识的文人，自己一个文化不高的人去能讲好吗？　　　　
　　　　　　孙炳华到了之后才发现，在他的面前放着一台需要一个人才能挑得动的苏式录音机，这在当时可是一个罕见的宝贝。那位女同志让他坐在话筒前，叫他不要紧张，就照平时一样讲他的故事。　　　　
　　　　　　于是，孙炳华口头上所讲的故事第一次被录了下来。　　　　
　　　　　　不久，他就收到了两期不同的《故事会》样刊，他讲的那两篇故事，都被发表了！　　　　
　　　　　　后来他才知道，那个几次来找他的女同志，就是《故事会》的编辑钱舜娟。他发表的那两篇作品，都是她根据录音，一个字一字地记录下来，然后又经过她和其他编辑共同的加工修改后才正式形成的。　　　　
　　　　　　编辑的这种敬业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孙炳华。　　　　
　　　　　　以后，孙炳华又曾多次被邀请参加《故事会》的各种创作笔会，听了许多专家的讲课，开始自己动笔从事故事创作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他曾在《故事会》上发表了大量故事和小品，有的在上海市的故事评选中还获了一等奖。　　　　
　　　　　　就这样，像孙炳华这样一批开始时连草稿都不会写的故事作者，经过编辑部的不断培养和编辑们的言传身教，在自己的努力下，终于登上了故事创作的圣坛，成了《故事会》又一批实力雄厚的“子弟兵”。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6）

　　　　3．创办“黄埔军校”　　　　
　　　　　　金秋十月，远在太原的徐洋，突然收到《故事会》编辑部从上海邮来的信件。　　　　
　　　　　　拆开信一看，不觉喜上眉梢。因为信中编辑部邀请他去福州参加故事创作研讨会。　　　　
　　　　　　他还未来得及往下看，不觉又犯起愁来。因为他过去写过小说，写过剧本，对于这个圈内的情况太了解了。他过去所遇到的一些研讨会，大都是由作者本人出钱，或者找一个“冤大头”作为赞助单位，明里暗里张落个半死，然后才东拉西凑地请了几桌人，大家在一起排排坐，喝几杯上好的龙井茶，会场上便都是一片赞扬之声。接着就开始碰杯喝酒，一个个面红耳赤，临走主人还得给这些人打点好，吃了之后还得让他们拿一点“意思意思”，这样会议才算是“功德圆满”。　　　　
　　　　　　而一些刊物所办的“笔会”，除了与会者自己出路费和食宿费之外，一到目的地，开口便叫你先交上数额不低的听课费、资料费、服务费、奖品费等等，令那些自费的与会者汗毛倒立。　　　　
　　　　　　《故事会》会不会也玩这样的“游戏”呢？　　　　
　　　　　　可是，等他接着往下看时，不觉一阵高兴。因为这封信中已明确地说明，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一切费用，全部都由《故事会》承担。　　　　
　　　　　　这真是从天上掉下馅饼来了！　　　　
　　　　　　徐洋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自己在《故事会》上还没有发表过一篇作品，怎么会有自己参加的份呢？更何况一切费用均由《故事会》来负责，这简直就是有点“天方夜谭”了。于是拿起电话的话筒，立刻给编辑部打电话，询问他们是不是搞错了。　　　　
　　　　　　那头接电话的是编辑部副主编吴伦，听了后不觉哈哈地笑了起来，连忙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没有错，没有错。”　　　　
　　　　　　可是，令徐洋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当他赶到福州报到之后，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竟然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名作者，大家在一起讨论他还没发表的《地震风波》《雇客杀人》《老虎出笼》三个故事。　　　　
　　　　　　徐洋一下子呆住了，直到会议开了都还未曾反应过来：原来，《故事会》出那么多的钱，从全国各地请来了那么多的作者和专家，都是来给自己开作品研讨会的，而这些作品都是未曾发表过的呀！　　　　
　　　　　　《故事会》就是这样创办着自己的“黄埔军校”。　　　　
　　　　　　这对于任何一个刚刚起步的故事作者来说，这真是雪中送炭。通过这种研讨会，使一些有创作潜力的作者在集体的帮助下，从中发现自己的不足，获得了一种在孤军奋战中无法得到的收益。　　　　
　　　　　　编辑部在长期的办刊中深刻地认识到，一本刊物如果没有一批具有很强创作实力的贴心作者，没有一支自己掌握的骨干队伍，再好的创意和构想都无法实现，要想办好一本刊物的愿望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随着故事类报刊的不断涌现，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这场无情的竞争就像打仗一样，谁有了一支骁勇善战的铁军，谁才能有胜利的把握。　　　　
　　　　　　要想建设一支铁军，关键就是人才。作为一本刊物来说，人才应该是那些能够不断地为自己提供优秀作品的作者，是那些为提高刊物质量不断做出贡献的人。　　　　
　　　　　　这样的人才，是一本期刊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　　　　
　　　　　　《故事会》的编辑们有一句很真切的话：作者和读者是一本刊物的生命之源，要想办一流的刊物，就必须要有一流的作品，要想有一流的作品，就必须得有一流的作者。　　　　
　　　　　　同样是金秋的十月，在四川江油市城郊的一座小山村里，一位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耕耘的农民，手中捧着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件，紧紧地贴在胸口，激动得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位农民名叫李代友，他手中捧着的那封信是《故事会》编辑部邮来的，邀请他参加1993年10月在长江三峡举办的故事创作研讨会。三十多岁的人了，还从来都没有走出过这座小山村，现在自己一下子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参加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创作会议，而且去来的所有费用全部都由《故事会》负担，这简直就是在读一本童话啊！　　　　
　　　　　　李代友在农村里只能算是一个初识文墨的农民，《故事会》这样一本极具权威性的故事期刊，怎么会邀请到他呢？　　　　
　　　　　　原来在去年夏季的一天，李代友同山里的农民一样，背着自己生产的山货到乡里去赶场（四川人将北方人的赶集叫做赶场），突见一位老教师手中拿着一本《故事会》，就借过来看，谁知一看便不肯放下。其中有一则消息吸引着他：为了发现和培养更多的新故事创作人才，特向海内外广泛征稿……　　　　
　　　　　　李代友迅速地将此抄了下来，回家后便在夜晚伏案笔耕。乡村的夏夜炎热难熬，蚊虫咬得手上、脸上、腿上都起了无数的包块。这个在群山环抱的黄土地上终年耕耘的农民，这个土生土长的庄稼汉，一边用手翻着小字典，以便尽量地减少错别字；一边又将自己心中的故事艰难地一笔一画写在纸上。就这样，他一连写了三篇故事。可是邮出去后，又如同走亲戚一样地给退了回来。编辑在退稿信中十分中肯地指出，要加强对故事的理论学习，加强文字基本功的训练。　　　　
　　　　　　李代友认为虽然自己底子薄，但《故事会》的编辑能够每篇都如此认真的回信，说明这家刊物是可以信赖的。　　　　
　　　　　　他凭着中国农民那种吃苦耐劳的韧劲，又寄出了第四篇故事。　　　　
　　　　　　这时，奇迹发生了——不久，他收到一封用毛笔写着蝇头小楷的编辑来信，告诉他那篇名叫《新官上任》的稿件已被采用。　　　　
　　　　　　这是李代友连做梦都未曾想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