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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章

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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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凿证实之前,采用这种态度对待鬼神,也是可以的。《易传·系辞》)谓“阴阳不测谓之神”,认为事物之变化是阴阳二气的神妙作用。人们对那些不能认识(不测)的阴阳变化就称之为“神”。“神”是神妙莫测的意思。比如对人的精神现象古人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一般认为那是精气使然,人死后,精气散了,又归回到大气之中去了。张载道:“鬼神,二气之良能也。”真德秀说:“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不可测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显然示人也),人之神曰鬼(鬼谓气之己屈者也)。”(《文集》卷30《谓神鬼而祭章》)这种解释已接近于朴素唯物论的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进一步指出:“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则神者气之伸(发出),鬼者气之屈。……神者伸也,鬼者归也。且以人之身论之,生则日人,死者日鬼……自其生而言之,则自幼而壮,此气之伸也;自壮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则鬼游魂降,寂无形兆,此气之屈也。及子孙享把以诚感之,则又能来格,此又屈而伸也。”(同上)这就道出了他的神道设教的思想。孔子说:“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又说:“祭如者,祭神如神在。”(同上《八佾》)这是孔子神道设教的思想。孔子对于究竟有无鬼神不予肯定。所以他讲“祭如者,祭神如神在”的假设性用语。孔子主张祭祀,主要是提倡对祖先敬孝道,对假设的神表敬意。《易·观·象》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就连原来的唯物论者范缜、张载也主张用“神道设教”去教化百姓,表现了他们的无神论的不彻底性。真德秀在作理宗皇帝经筵侍讲的过程中,指出“天命”论来劝君修法,同样反映了他的“神道设教”思想。

    “神道设教”虽然没有跳出有神论的圈子,但就真德秀来说,他对鬼神的解释却类似于泛神论者,除前所述之外,他还说:“至若造化之鬼神,则山泽水火雷风是也,日与电皆火也,月与雨亦水也,是数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阴阳二气而已,阴阳二气既流行于天地之间,乃物赖之以生,赖之以成,此即所谓鬼神也。”又说:“天地之气即人身之气,人身之气即天地之气。”(同上)用朋阳二气的变化来解释鬼神,类似于西方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的泛神论,它与无神思想是相接近的。表现了其唯心主义的不彻底性。

    从上述观点出发,真德秀又用精气说来论证了他的形神观。他说:“《易·系辞》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人之生也,精与气合而已。精者血之类,滋养一身者,故属阴。气是能知觉运动者,故属阳,二者合而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聪者,即精之为也,此之谓魄气充乎体。凡人心之能思虑,有知识,身之能举动,与夫勇决敢为者即气之所为也,此之谓魄。……魂魄合则生,离则死。”(同上)用这种观点解释人之形神关系,其理论远不及范缜之精确,但它已与彻底的有神论产生了离异的倾向。

                    四、魏、真志同气合  西山鹤山齐名

    宋明理学在南来后期的思想统治地位之确立,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和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是理学本身全面发展达到成熟阶段的必然结果。当时一批著名的理学家如胡宏、吕祖谦、朱熹、张栻、陆九洲等人在思想界享有极高的声望,特别是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经过其后学的宣扬,形成了为其他学说不可取代的大思潮。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经过一些波折,甚至曾一度受到禁锢和压抑,后来仍然确立了其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真德秀和魏了纺二人,在理学处于低潮时期站出来为之树立了崇高的地位。在确立理学正统地位的事业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魏、真二人在当时不仅具有高度的理学素养,而且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因而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望,加之他们“志同气合”(魏了翁语)慨然以斯文为任。魏了翁多次向皇帝上书,力陈推尊理学之必要,真德秀以经筵侍读的身份,不遗余力地给皇帝灌输理学思想,深得理宗的信任。终于使理学正式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褒扬和肯定。黄百家说:“从来西山鹤山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独举也”。(《宋元学案》卷81)

    魏了前和真德秀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李刚兴 撰)

    主要参考书

    1.《宋史·真德秀传》

    2.《宋元学案·西山真氏学案》

    3.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

    4.真德秀《读书记》

    5.《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6《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6.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

    7.《论语》

  

                             礼学师儒  吴澄

                             (1249—1333)

    吴澄,字幼清,晚字伯清,学者称草庐先生,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县)人。他20岁应乡试中选,翌年春省试下第,乃归家讲学著书;大德末年除江西儒学副提举;至大年间授国子监丞,升司业;至治末年超拜翰林学士;泰定初年任经筵讲官,敕修《英宗实录》;元统元年因病逝世,享年85岁,谥文正。平生著作有《吴文正集》100卷、《易纂言》10卷、《礼记纂言》36卷、《易纂言外翼》8卷、《书纂言》4卷、《仪礼逸经传》2卷、《春秋纂言》12卷、《孝经定本》1卷、《道德真经注》4卷等并行于世。吴澄是元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与当世经学大师许衡齐名,并称为“北许南吴”,以其毕生精力为元朝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颖异日发

    吴澄出身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据危素《吴文正公年谱》和虞集《吴公行状》记载,其祖父吴择为人宽厚,不屑细务,擅长于诗赋写作,又粗通天文星历之学。父亲吴枢性格温纯,对人诚实谦让,与世无争;平日乐善好施,热心帮助他人。有一年,其乡瘟疫流行,医生惧怕疾病传染,居然不敢为患者治病,以至于病灾日益严重,弄得有些人全家老小卧床不起。吴枢眼看这种情况,心中十分着急。他遍寻民间秘方,连日上山采集药草,亲手煎成汤药,挨门挨户送给病人服用,为不少家庭解除了疾苦,使许多患者重新恢复了健康。乡里有些穷人死后无钱办丧事,吴枢便慷慨解囊,尽力周济。一个人做几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吴枢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一贯关心和同情穷苦人家,终生以助人为乐,由此深受乡里人尊敬和爱戴。这个有一定文化教养和优良道德传统的家庭,对吴澄的一生无疑产生了良好而深远的影响。

    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正月十九日,吴澄诞生了。他从3岁开始,颖异日发,与一般儿童迥然不同。当时,祖父特别喜欢他,经常教他读一些古诗,几乎随口便能成诵。祖父见他悟性甚高,更加钟爱。日复一日,吴澄渐渐可以背诵好几百篇古诗,家里人无不为此而感到莫大高兴,深信他将来必定会有大作为。母亲游夫人曾带着他去邻村玩耍,有一位老奶奶见到吴澄十分可爱,便送给他一些钱币和水果。吴澄恭恭敬敬地向老奶奶道了谢,随即收下了这些礼物。过了一会儿,他想到老奶奶年迈体衰,生活艰辛,自己实在不应该接受老人家赠送的礼物。于是,他满怀内疚,悄悄把钱币和水果放还老奶奶家里,才跟随母亲默默地离开了邻村。

    宝祐元年(1253),吴澄刚刚进入5岁。家里人从外地聘请了一位老师,专门为吴澄授课。在老师的教导下,吴澄愈加颖敏异常,读书即使是一千多字的篇幅,只要读上两三遍,就能够牢记不忘。自此以后,他整天专务学习,勤奋不懈,读书常常通宵达旦。母亲游夫人担心儿子过分勤学会损伤身体,引发疾病,便定量供给吴澄读书所用灯油,只许他读至半夜时分,适可而止。吴澄的求知欲非常强烈,他嗜书如命,哪能忍受母亲这种约束,于是暗地到街市买回一些灯油,以满足自己熬夜读书的需要。每天晚上,他先按照母亲规定的时间熄灯,等到母亲就寝以后,又悄悄燃灯苦读,并小心翼翼地把灯光遮蔽起来,避免母亲发觉。

    这样,通过日积月累,吴澄读了大量书籍。7岁时,对《论语入《孟子》以及“五经”(《诗》、《书》、《易》、《札》、《春秋》都能全部背诵,而且还学会了做诗,又能写作进士赋。9岁那一年,他几次参加邻邑课试,都是名列前茅。

    宝祐六年(1258年),吴澄刚好10岁,开始懂得治学的根本。他努力攻读大理学家朱熹编纂的《大学》、《中庸》等“四书”章句,每日诵习《大学》一二十遍,一直坚持了3年之久,在学业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后来,吴澄曾对学者谈到自己这段经历,他说:“吾幼时习诗赋,未尽见朱子之书,益业进士者不知用力于此也。十岁偶于故书中得《大学》、《中庸》章句读之,喜甚,自是清晨必诵《大学》二十过者千余日,然后读《中庸》及诸经,则如破竹之势,略无凝滞矣。学者于《大学》得分晓,则《中庸》不难读。”

    

    景定二年(1261),吴澄13岁。他为了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开始博览诸子百家之书。时有麻沙新刻《古文集成》丛书,吴澄因家贫无钱购买,便想尽办法从售书人那里借书来读,时满—月后便按时归还。售书人曾问他:“你借的书都一本一本地读完了吗?”吴澄回答道:“你试抽书中的任何章节考考我吧!”售书人听了,便随意点出书中某页某段文字,吴澄都能熟诵如流,没有一字一句差误。售书人十分惊异,深为这个少年的苦学精神所感动,当下便将一套《古文集成》丛书双手送给了吴澄,勉励他继续用功读书,立志将来出人头地。一年以后,14岁的吴澄头上挽着两个小角丫,前往抚州郡学补试,本州儒士前辈见其文不凡,竞相赞叹。

    景定四年(1263),吴澄十15岁,他已深知科举之业不足致力,于是专务圣贤之学,伊然以圣人之道自任。有一天,他读了朱熹的《训子帖》,见到其中有“勤”、“谨”二字,如得面命而深为信服,认定这是“持养之要经,为学之大务”。随即,吴澄挥笔写下《勤》、《谨》二箴,又作《敬》、《和》二铭。《敬铭》有云:“把捉于中,精神心术;检束于外,形骸肌骨。”《和铭》则极言周敦颐、程颢等学人风范以自勉。他常说:“吾读《敬铭》,则使人心神收敛,百妄俱消,如在灵祠中,如立严师侧,凄凄乎似秋,而不觉足之重手之恭也;读《和铭》则使人心神怡旷,万境俱融,有弄月吟风情,有傍花随柳想,熙熙乎似春,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后,吴澄还写了《自修铭》、《自新铭》、《消人欲铭》、《长天理铭》)、《克己铭》、《悔过铭》、《矫轻铭》、《警惰铭》等等,可见他处处自我鞭策,时时自我激励,其勤学笃行的功夫实可谓深矣!吴澄后来之所以成为元代一位儒学大师,与他早年的自觉修养、刻苦磨炼是分不开的。

                              二、师事二程

    吴澄自从15岁立志专务圣贤之学以后,先后拜程若庸、程绍开为师,长期僻居乡陋,孜孜于理学,“研经籍之微,玩天人之妙”,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说。

    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秋天,吴澄陪同祖父前往抚州(治所在今江西临川)参加乡试。当时正遇上本州郡守邀请名儒程若府先生到临汝书院讲学,这可算是抚州儒学界的盛事。程若庸,宇逢原,安徽休宁人。他从学于饶鲁(学者称双峰先生,为朱熹门人黄囗的“高弟”),得朱熹之传。后历任安定、临汝、武彝三书院山长,学者宗之,称勿斋先生,又称微庵先生。著有《性理字训讲义》、《太极洪范围说》等书传世。景定时期正当南宋末造,士人大多以科举之业为务,而程若府当时却潜心于理学,独以朱子之学传授诸生。吴澄本来眼膺朱学,现在又仰慕程若庸之名,于是便去临汝书院拜谒程先生。当他在书院外厅等待先生出来接见的时候,发现四壁粘满揭帖,内容全是程若庸教诲学者之说,充分反映出程氏在理学方面的独特见解。吴澄饶有兴致地细看了一遍,又将壁间话语默记心上。他察觉程氏的一些说法并不完全符合朱熹学说,由此引起了他的怀疑和思索。过了一阵,程先生从书院内堂走出来了,吴澄立即迎上前去,拜谒之后,便向先生请教。其中问道:“如先生壁间之书,以大学为高明正大之学,然则小学乃卑小浅陋之学乎?”如此这般,一连质疑了好几个问题。程若庸不禁赞叹道:“吾处此久矣,未有如子能问者。吾有子曰仔复,族子囗之(程钜夫旧名),与子年相若,可同学为友。”从此,吴澄向程若庸执弟子之礼,经常往来于程氏之门。程先生深知这位弟子于儒学必有所成,坚信其前途不可限量,而同门诸生有不少人却未能真正了解吴澄。

    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祖父卧病在床,吴澄侍奉汤药,不离左右。这样一连坚持了十多天,他毫无倦怠之色。祖父对吴澄的父亲说道:“吾察此孙服勤昼夜不懈,而神气有余,此大器也,可善教之!”吴澄从婴儿时期开始,就一直受到祖父的特别喜爱。祖父经常夸耀小吴澄如何聪敏颖慧,以致使乡里人都认为这位老人有誉孙之癖。这一年十二月,祖父因病情恶化而溘然长逝。吴澄遵循古礼,亲自为祖父操办丧事,凡事先禀告父亲而后施行,一切细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乡亲们都称赞他精明能于。

    后来,吴澄又师事程绍开先生,通过往来问学,使自己在学业上更加精进。程绍开(1212—1280),字及甫,号月岩,广信贵溪(今江西贵溪县)人。宝祐四年(1256)曾伏阙上书万言,指斥南宋时弊。至咸淳四年(1268)始中进士乙科,授从仕郎,差临汝教授,调宁海军节推,历礼、兵部架阁。他曾自创道一书院,又主讲象山书院,提倡合朱(熹)陆(九渊)两家之说。吴澄继师事程若庸之后,又跟从程绍开问学,深受其“和会朱陆”学说的巨大影响,后来成为元代理学界朱陆合流的代表人物之一。

    吴澄转益多师,注定他将来成为元代一位儒学大家。二程都是他的良师益友,二程之学也都是他的理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渊源。如果说程若庸谨授程朱之学,使吴澄获得“正学真传”,从而在理学研究上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程绍开倡导“和会朱陆”,更启迪他“深造自得”,从而形成了以折衷朱陆为特色的草庐学说。

                              三、接武朱熹

    吴澄以圣贤之道自任,他并不只是满足于学习圣贤之道,而更重要的是立志接武朱熹,最终跻身于圣贤之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19岁的吴澄作了《道统图并叙》,阐明了儒家道统历代承传和发展的脉络,公开以朱幕之后道统的接续者自居,充分表现出一位青年学者非凡的自信和自负。在写给学者的书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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